Ⅳ 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态，资本主义蓄积的一般法则

Ⅳ　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态，

资本主义蓄积的一般法则

相对的过剩人口，有各种可能的存在形态。凡属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状态中的劳动者，都属于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会依产业循环的阶段的转变，形成周期反复的诸大形态；在恐慌的时候，采取急性形态，在疲滞的时候，采取慢性形态。如果我们现在不要说到这诸种形态，相对过剩人口就常常具有这三种形态，即流动形态，潜伏形态，停滞形态。

近代产业中心，为工厂，制造所，镕矿所，矿山等等，在这些场所，有时劳动者被驱逐，有时劳动者被大量吸收，大体说来，被雇者人数是在增加的。但与生产规模比较，那种增加率却在不断低落。这就是过剩人口所采取的流动形态。

在严格意义的工厂和一切应用机械并相当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作场所中，使用有多数未成年的少年工人。当这些少年工人一达到成年之期，他们在同一产业部门继续工作下去的，只有极少数，其余大部分则定规地解雇出来。此等被解雇者，对于随产业扩大而增加的流动过剩人口，成为一个要素。他们有一部分，跟在流往外国的资本之后，流往外国。其结果，如像在英国，就有女性人口较男性人口的增殖得格外迅速的现象发生。劳动者人数的自然增殖，不够满足资本蓄积的要求，但却经常超过那种要求，那是包含在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要求少年劳动者多，成年劳动者少。于是，一方面有许许多多劳动者因被分工拘束在特定产业部门而在失业状态中挣扎，同时却又有人诉说劳动者缺乏[19]，这真是一种露骨到无以复加的矛盾。而且，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消费，是异常激烈的，大抵劳动者一到了中年，就多少成为腐朽。他们不转落到失业者队伍中，其地位也会由高级劳动者，降落为下级劳动者。生命最短促的，就是现代大工业上的劳动者。孟彻斯德的保健医官李博士（Dr. Lee）说过，“在孟彻斯德，中等阶级上层的平均死亡年龄，为三十八岁，劳动阶级的平均死亡年龄为十七岁。前者在利物浦为三十五岁，后者为十五岁。即富裕阶级比之于下层市民，有两倍以上的生命价值”[20]。在这种情形下，这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大，是必须采取这样的形态，即个别份子急速磨灭，而其全体人数则增加。即劳动者一代一代地在急速更迭。（这法则，不适用于全人口中的其他阶级）。这种社会的必要，是由早婚（那是劳动者在现代工业状况下的必然结果）和儿童劳动的榨取（这种榨取，在儿童的生产上附上一个奖金）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侵入农业方面，或者，一在农业方面发生某种限度的影响，农村劳动人口的需要，就要比例于农业所用资本的蓄积的增大，而绝对地减少下来；但这种人口的反拨，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上一样，能由较大的吸引力，得到弥补。其结果，农村劳动者的一部分，要不绝化为都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并窥伺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情况。（这里所谓制造业，是指非农业的产业）[21]。由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这种源泉，乃不断地流动着。但这种向着都市不断流出的事实，是以农村自身不断有潜伏着过剩人口为前提；这种过剩人口的范围，当其大开排出之门时，才显而易见。就因此故，农村劳动者的工资，竟低落到无以复加的限度，他们经常是以一只脚站立在被救恤的贫困的泥坑中。

第三个范畴的相对过剩人口，就是停滞的过剩人口，它所代表的，是现役劳动军中的一部分，但其职业极不规则。它对资本提供了一个贮水池，其中蓄有可供利用的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他们这些过剩人口的生活状态，沉到劳动者阶级的平均水准以下。这事实，恰好使他们成为资本榨取的一种广大基础。他们的特征，就是最高限度的劳动时间与最低限度的工资。其主要形态，我们在“家内工业”的项下，已经知道了。他们不绝由大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过剩劳动者，得到补充；特别是由那些没落的产业——如被制造业经营所征服的手工业经营，以及被机械经营所征服的制造业经营——上的过剩劳动者，得到补充。蓄积的范围和强度增大了，过剩人口相应增进；于是他们这种过剩人口的队伍，也有所扩充。但这种过剩人口，同时是劳动者阶级中一个自己再生产与自己永久化的要素，它在劳动者阶级的总增殖上，较之其他诸要素，还占有比例上较大的部分。在实际，与工资量（即与种种劳动者所得而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例的，不仅是出生与死亡之数，同时还有家庭的绝对的人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法则，在野蛮人固不必说，就在文明化的殖民地人民，也将闻而觉其荒谬。我们由此想起了若干种动物的大量生殖了，它们的个体是脆弱的，不绝蒙受牺牲的[22]。

最后，沉淀在相对过剩人口底层部分的，就是那些靠救恤维持生存的人们。把浮浪人，犯罪者，卖淫妇，简言之，即把严格的流荡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撇开来说，这个社会阶层，包含有三个种类。一是有劳动能力者。我们只要把英国被救恤的穷乏统计，作一皮相观察，就可发现以次的事实：即被救恤的贫民数，每随恐慌而增大，每随营业的复兴而减少。二是孤儿与被救恤的儿童。他们是产业预备军的候补者。如在1860年那样的大繁荣时期，他们就被急激地大量地编入现役劳动军中。三是堕落者，零落者，无劳动能力者；他们的主要构成份子，是由分工所淘汰的人们，是超过劳动者标准年龄以上的人们；最后，是产业上的牺牲者，他们的人数随危险机械，矿山，化学工厂等增加而增大，即残废者，疾病者以及寡妇等等。贫困的救恤，乃是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也即是产业预备军的重负。其生产，是相对过剩人口生产上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其存在的必然性，是依存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两者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其财富发达上一个存在条件。贫困的救恤，为资本主义生产上一项虚费（falschen Kosten），但资本家很知道把这项虚费的大部分，从自己肩上，转嫁到劳动者阶级与中等阶级下层肩上去。

社会财富愈大，运用的资本愈大，这种资本增大的范围与能力愈大，无产阶级的绝对数及其劳动生产力愈大，则产业预备军也愈加大。促进资本伸展力发展的原因，会使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发展。所以，产业预备军的相对量，将伴随财富的潜力一同增加。但与现役劳动军比较起来，产业预备军愈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他们的贫困，与他们的劳动痛苦成反比例——也愈大。最后，劳动者阶级中的求乞阶层和产业预备军愈大，官厅正式认为待救恤的贫民，也愈多。这就是资本主义蓄积的绝对的普遍的法则。如同其他一切法则一样，这种法则，也会因种种情形，而在现实运用上有所修正，但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分析此等情形。

经济学大师们，都教劳动者把他们自己的人数，适合于资本价值增殖的要求。这种愚笨，现在是显而易见了。使劳动者人数不绝适合资本价值增殖要求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蓄积的机构。这种适合的开头一语，是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预备军的造出；其结尾一语，是现役劳动军中一个不断扩大的底层陷于贫困，和被救恤的贫困成为一个重负。

社会劳动生产力增进的结果，以累进减少的人力支出，可运转数量不绝增大的生产手段；这个法则，在资本主义（其特征不是在劳动者利用劳动手段，而宁说是劳动手段利用劳动者）的基础上，是如下面这样表现的：劳动生产力愈高，劳动者所加于雇用手段上的压迫愈大，从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他们必须为增加他人之富，为促进资本价值增殖，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愈加不安定。所以，生产手段与劳动生产力较之生产者人口增加得更急速的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竟相反地，表现为这样：即劳动者人口较资本价值增殖要求不绝增加得更为迅速。

在本书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我们已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增进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切方法，是以个别劳动者为牺牲而进行的；生产发展上的一切手段，都转化为对生产者行使支配和榨取的手段，劳动者由此残废为畸形的人，并转而他们全体则转落为隶属于机械的附件；他们的劳动，被夺去了一切内容，变为单调的痛苦；科学愈在生产上当作独立的力量，归并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就要以同一比例，失去他在劳动过程上的灵性力；他们进行工作的条件被歪曲了，在劳动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服从卑陋而极其可憎的专制；他们的全生涯，转化为劳动时间，其妻儿也被曳引到资本轹杀车轮之下。然而，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切方法，同时就是蓄积的方法，而每种蓄积的扩大，都要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发达的手段。所以这里就生出以次的结论，即资本蓄积增进，劳动者所得的工资，不管是高是低，其地位总归要以同一比例趋于恶化。最后，使产业预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常常与蓄积范围和能力相均衡的法则，又把劳动者锁在资本上面，比火神赫芬塔斯所锻炼而枷在巨神普洛麦雪斯身上的枷锁，还要坚牢得多。由于这种法则的作用，贫困的蓄积遂与资本的蓄积相比例。在社会之一极有财富的蓄积，同时在其对极——即在资本形态上生产其生产物的阶级——上，则有穷困，劳动痛苦，奴隶状态，无知，凶暴，及道德堕落等等的蓄积。

资本主义蓄积上的这种内在矛盾[23]，经济学者曾在种种形态上予以提示。但他们的提示，都把这种矛盾和以次诸现象混同了。这诸种现象，虽在某限度内和它类似，然本质相异，而且是属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法的现象。

在十八世纪，经济学上有一位名叫奥特士（Ortes）的大著述家，一位威尼斯的僧徒，他就以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对立性，解为社会财富之普遍的自然法则。他说：“一国经济上的利害得失，常彼此维持平衡。若干人的财富上的充盈，正好与他人财富上的不足相抵。少数人的巨富，常与遥为多数人的必要品的绝对缺乏相伴。一国的财富，与其人口相照应，其贫困，则与其富相照应。若干人的勤勉，强使其他的人流于懒惰。贫者惰者，乃是富者勤者的一个必然结果”[24]。约在奥特士表述这种见解的十年后，英国高教会派的新教僧侣汤生德（Townsend），却以粗率的态度，赞美贫困为财富之必然的条件。他说：“由法律来强制劳动，不免要引起过多的烦累，暴戾与叫嚣。……然肚子饿，不单是平和的，恬静的，毫不放松的压迫，并且可以当作刺激勤勉与劳动的最自然的动机，唤起最大的努力。”由是，一切问题，端在使劳动者阶级的饥饿永久化。对于这点，汤生德以为，那特别作用在贫民间的人口原则，已经把事情安排了。“好像依照自然法则贫民在某种限度内就是轻率而缺乏思虑的（好像口中不含着金匙就投生到世上来一样轻率而缺乏思虑）。惟其如此，社会上乃不绝有若干人担当最卑贱，最污浊，最劣等的任务。人类幸福的基金，由是颇有增加，同时，比较优雅的人，不但由是得解苦脱役，……并还有自由，可以不断从事适于自己性向的各种职业。救贫法，有一种倾向，要把这种神与自然所设定的制度的调和，美好，均整，和秩序破坏”[25]。那位威尼斯僧徒，要在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之内，发现基督教慈悲，独身，修道院，布施等等的存在理由，这个新教牧师，就要在同一事实之内，发现一种非难英国救贫法——这给予贫民以享受公家救恤的权利——的口实。斯托齐（Storch）说过：“社会财富的发达，产出了这样一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曲尽最厌倦，最下贱，最可嫌恶的职分，简言之，就是把人生一切不愉快而且卑微的事体，都加担在自己肩上，以便其他诸阶级有闲暇，有晴朗的心境，有品性上的因袭的（至言！）尊严”[26]。他问自己：伴有民众贫困与堕落的这种资本主义文明，与野蛮制度比较起来，究竟有何优点呢？他的唯一答案是：“安全”。西斯蒙第（Sismondi）曾说：“借着产业与科学的进步，每个劳动者每天所能生产的，远较多于他每天所能消费的。但在同时，他的劳动虽生产财富，他如自己把这财富消费掉，那就会使他更不适于劳动了。”据他所说：“假若一切人都须以劳动者的劳苦工作，来购买产业所赍来的一切享乐，人们（即不劳动者）恐怕不会情愿有艺术上的成就，和产业上赍与的一切享乐了。……在今日，努力已与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在劳动之后再休息，而是某些人一直劳动，某些人一直休息。……所以，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大，除增进游惰富者的奢侈与享乐外，不复有何等结果”[27]。在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特•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还残忍地告诉我们：“在贫国，人民都是快适的；而在富国，则他们一般都是贫穷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