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资本蓄积的一般法则的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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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资本蓄积的一般法则的例解

A　由1846年至1866年的英格兰

最近20年，是近世社会中最适于研究资本主义蓄积的时期。在这个期间，宛然像是福尔却那塔斯（fortunatus）的钱袋被发现了。而在一切国家中，英国在这方面会提供我们以典型的实例，因为在世界贸易上，英国是占第一位；资本主义的生产，惟有在英国成就了充分的发达；最后，庸俗经济学的最后退路，又由1846年以降的自由贸易千年国的实现，被截断了。在这20年中，生产上是成就了可惊的进步的，而其中后半期的成就，更大大地驾凌于前半期。这种事实，我们已在第四篇充分提示了。

在最近半世纪，英国人口的绝对增加，虽非常之大，但其相对的增加，或增加的比率，则递有减落。政府户口调查所提供的材料，是如次表。

英格兰与威尔斯每十年人口年增殖的百分率：

1811——1821年

1.533%

1821——1831年

1.446%

1831——1841年

1.326%

1841——1851年

1.216%

1851——1861年

1.414%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财富的增大。关于财富增大之最确实的基础，就是所得税项下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由1853年到1864年间，英国有缴纳所得税义务的利润（租地农业家及其他若干项目的利润，不包含在内）的增加，为50.47%；即一年的平均为4.58%[29]，但同时期的人口增殖，却不过12%左右。有纳税义务的土地租金（房屋，铁道，矿山，渔场等包括在内），由1853年至1864年间增加38%，即一年平均增加3 5/12％。而其中增加最显著的，是如下诸项目[30]。

1853年至1864年的年所得的增加

一年平均增加

房屋

38.60%

3.51%

石坑

84.76%

7.50%

矿山

68.85%

6.26%

制铁所

39.92%

3.63%

渔场

57.37%

5.21%

瓦斯制造所

126.02%

12.25%

铁道

83.29%

7.57%

就1853年至1864年间的每四个年来比较，我们将知道：所得增加的程度，是不断地增进。例如，由利润出来的所得，由1853年至1857年每年增加1.73%，由1857年至1861年每年增加2.74%，由1861年至1864年每年增加9.30%。联合王国在一切所得税项下的所得总额，1856年为307,068,898镑，1859年为328,127,416镑，1862年为351,745,241镑，1863年为359,142,897镑，1864年为362,463,279镑，1865年为385,530,020镑[31]。

资本的蓄积，同时伴有资本的累积与集中。英国政府没有关于英格兰的农业统计（但有关于爱尔兰的），据它由十州任意供给的资料所得的结果，由1851年至1861年间，百英亩以下的租地，计由31,583起，减至26,567起，即其中有5,016起为较大的租地所合并[32]。由1815年至1825年间，应该负担继承税一百万镑以上的动产，完全没有。然在1825年至1855年，此种动产计有八起，而由1856年至1859年六月的四年半中，竟出现了四起[33]。然而，我们一把1864年至1865年的D种所得税利润，（除去租地农业家的利润及其他），加以简单分析，就大可发现资本集中的倾向。但在此要预先提示一点，就是这种所得达到60镑以上，即有课担所得税的义务。英格兰，威尔斯及苏格兰之应课所得税的所得总额，在1864年为95,844,222镑，1865年为105,435,579镑[34]。纳税者数，在1864年，为人口总数23,891,009人中的308,416人；在1865年，为人口总数24,127,003人中的332,431人。这两年该种所得的分配，有如次表：

联合王国的石炭产额，1855年为61,463,079吨，值16,113,617镑；1834年为92,787,873吨，值23,197,968镑。生铁产额在1855年为3,318,154吨，值8,045,385镑；在1864年为4,767,951吨，值11,919,877镑。而同国经营的铁道距离，1854年为8,054英里，已缴纳资本达286,068,794镑；1864年为12,789英里，已缴纳资本达425,719,613镑。此外，同国的输出输入总额，1854年为268,210,159镑，1865年为489,923,285镑。下表表示输出的变动：

1846年

58,842,377镑

1849年

63,596,052镑

1856年

115,826,948镑

1860年

135,842,817镑

1865年

165,862,402镑

1866年

188,917,563镑 [35]

有了这若干实例，我们就不难理解英国户籍司长的胜利的欢叫了，他说：“人口的增殖，固然迅速，但毕竟还不能与产业和财富的发展，取一致的步调”[36]。

我们可再回头论到此种产业的直接运用者，此种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阶级了。格莱斯登（Gladstone）说过：“在人民消费力减少的时候，在劳动者阶级之痛苦及贫困增进的时候，上流阶级之富，却在不断地蓄积，他们习惯上的奢侈与享乐资料，却在不断地增大，这已是毫无疑义的事实了，这是我国社会状态上的一个最可悲的特色”[37]。这位假装热忱的大臣，曾在1843年7月13日的下院中，这样说过的。在二十年后的1863年4月16日，他在提出预算案的演说中，又这样地表示：“由1842年至1852年间，我国有课税义务的所得，计增加6%……而由1853年至1861年的八年间，如以1853年为标准来计算，又增加了20%!这事实，简直达到了几乎令人难于相信的可惊程度。……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悉以资产阶级为限。……一定于劳动人民有间接的利益，因为一般消费的商品，由此低廉下来了。富者诚然要更富，贫民也要逐渐减少其贫困程度。但贫困的极限，是否会有所变易，那就未敢断言了”[38]。这该如何使人缩头！如其劳动者阶级依然是贫困，不过比例于他们为有产阶级造出的“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而“减少其贫困程度”，那在相对意义上，就仍不曾对于他们的贫困程度有改变了。如其贫困的极限不减退，那就定然会因财富极限的增进而增进了。至其所主张的生活资料低廉，也非事实，据伦敦孤儿院报告一类的政府统计所示，与1851年至1853年间比较，1860年至1862年那三年中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却宁有腾贵趋势。就此后三年即1863年至1865年而论，肉类，奶油，牛乳，砂糖，盐，石炭以及其他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在不绝涨价[39]。而格莱斯登在1864年4月7日的预算演说，更对于财富的增大，对于由“贫困”而缓和的人民幸福，作抒情式的（Pindarischer）热情赞颂。他谈到被救恤的贫困的“极限”，谈到“工资不曾增加”的诸产业部门，最后并还概论劳动者阶级的幸福说：“人生有十分之九，是在作生存的竞争”[40]。不像格莱斯登那样受政府地位拘束的福塞特（Fawcett）教授，却率直地说：“货币工资曾由这种资本增殖（最近十年间）而增进的事实，我自然不否认，但因许多生活必需品在不断高增价格（他相信那是由于贵金属的价值低落），故这种表面的利益，大体还是失去了。……富者益益加速地富裕起来，而劳动阶级所享受的安适，则不见有何等可以觉察到的进步。……劳动者简直成为他们的债权者即零卖商人的奴隶”[41]。

英国劳动者阶级，究竟在如何的情形下，为有产者造出“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我们已在讨论“劳动日”及“机械”的诸章，提示过了。不过，在那诸章，我们主要是就劳动者尽其社会机能时的情形来考察。为使资本主义的蓄积法则充分明了起见，我们必得注意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外部的状态，即其营养状态与住宅状态。但因篇幅上的限制，这里大体只考虑到工业无产阶级与农业劳动者中的报酬最薄者，他们占有劳动者阶级的大多数。

首先，我想略略述及那些被政府认为应被救恤的人，他们在劳动者中间，是已经失去独立生存条件（劳动力的出卖），靠公家救恤而维系其生命的一部分。依据政府的调查，英格兰[42]的被救恤贫民，在1855年，有851,360人，在1856年，有877,767人，在1865年，有971,433人。而在1863年及1864年，因棉花缺乏，故前者增到1,079,382人，后者为1,014,978人。1866年的恐慌，伦敦受到打击最大，这个世界市场中心，拥有超过苏格兰的人口密度，它在同年度的被救恤的人民，就比1865年增加19.5%，比1864年增加24.4%，而在其进到1867年的前数个月间，其增加趋势，较之前一年度还要显著。但当分析被救恤贫民的统计的时候，有两种事实值得注意。其一是，被救恤贫民的涨落变动，反射着产业循环的周期转变，其二是，阶级斗争，从而，劳动者的阶级意识，愈随资本的蓄积发展起来，关于被救恤贫民的现实人数的政府统计，就愈不免要流于欺骗。例如，最近两年的英国报纸（如《泰晤士报》，《帕尔麦尔报》），曾就虐待被救恤贫民的事实，大声急呼，其实那是自昔已然的旧故事。恩格斯在1844年，曾就完全同一的惨状，曾就完全同一的假道学的“应时文章”所发出的悲鸣，论述过。不过，最近十年的伦敦饿死人数的可惊增加，毫无疑义的要增加劳动者对于贫民收容所（即贫乏惩治所）内的奴隶状态的嫌恶[43]。

B　英国工业劳动阶级中的报酬最微薄的阶层

我们现在要进而论到英国工业劳动阶级中报酬最微薄的阶层。在1862年棉花缺乏的当时，斯密博士（Dr. Smith）曾受枢密院的嘱托，调查兰克夏与彻夏两州之不幸的棉花工人们的营养状态。他依他过去多年的观察，得出以次的结论，即“为避免饥饿病”，平均妇人一日的荣养，至少须包含3,900克冷的炭素，和180克冷的淡素，平均成年男子一日的荣养，至少须包含4,300克冷的炭素和200克冷的淡素。在妇人的荣养素，与两磅优良小麦面包略略相等时，成年男子的，就更要增加九分之一。成年男女一周间的平均营养，至少须有28,600克冷炭素与1,330克冷的淡素。他的这种估计，很奇怪的在事实上予以证明了。即这估计，竟与迫于穷困的棉花工人们的可怜的消费量，恰好一致。在1862年12月，他们一周间的营养量，计为29,211克冷炭素与1,295克冷淡素。

在1863年，英国枢密院命令调查同国劳动者阶级中营养最不良者的贫乏状态，枢密院医官西门博士（Dr. Simon），遂选定这位斯密博士，担当这项任务。他的调查，涉及农业劳动者与工业劳动者中的绸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以及制鞋工人等等；属于工业劳动者方面的，除织袜工人而外，其余都在都市中工作。但不管是对于那方面的劳动者，他通是选取健康状况最好与境况较优的家族，为他调查上的原则。

他的调查的概括结论，是下面这样：“在被调查的都市劳动者各部类中，淡素平均供给量略略超过绝对最低限度的（即仅免于饥饿病发生的限界的），只有一个；勉强达到那种限度的一个；炭素淡素都感不足的，有两个部类，而其中之一，则不足程度异常厉害。更就调查过的农业劳动者家族而论，有五分之一以上，没有受到最低限度的炭素营养量，有三分之一以上，没有受到最低限度的淡素营养量。而在柏尔克州，牛津州和桑牟塞州三州，淡素营养量的不足，简直成为平均的状态”[44]。在联合王国中，以英格兰王国为最富裕，但在农业劳动者中，则以属于英格兰者为最营养不足[45]。而在此等农业劳动者中间，又主要以妇女及儿童最缺乏营养。因为“成年男子有劳动的必要，也有吃的必要”。至调查过了的都市劳动者的穷困程度，则更为难堪。“他们的营养极坏，以致在他们之间，一定要生出许多有害健康的可惊的穷困”[46]。（这一切是资本家方面的节制！那就是节制着不付劳动者以维持生存所绝对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

下面这个表，把最穷乏时代的棉业劳动者的营养程度，与斯密博士所假定的营养最低量加以比较，可以显示上述都市劳动者诸部类的营养状态[47]。

男女

一周间的炭素平均量

一周间的淡素平均量

五门都市职业

28,879克冷

1,192克冷

兰克夏的失业劳动者

28,211克冷

1,295克冷

在男女同数的假定下，必须供给

兰克夏州劳动者的最低量

28,600克冷

1,330克冷

在调查过的工业劳动者的诸部类中，绝对没有饮啤酒的，占100分之50（或125分之60），绝对没有饮牛乳的，占100分之28。一个家族一周间的流汁营养物平均量，在女缝工为7盎斯，在织袜工为24 3/4盎斯。完全没有饮到牛乳的人，有一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织工。一周间的面包原料消费额，女缝工为7 3/4磅，鞋匠为11 1/4磅，其余则是在这两者之间。一个成年工人一周间的平均总额，为9.9磅。砂糖（糖汁等）消费额，皮手套工人4盎斯，织袜工人11盎斯，其余则在此两者之间，对于一切部类的成年工人，每人每周的平均总额为8盎斯。一个成年工人一周间消费的乳油（脂肪及其他）平均量，为5盎斯。其肉类（腌肉及其他）平均量，在绸织工为7 1/4盎斯，皮手套工人为18 1/4盎斯，其余则在此两者之间，而各部类的平均总额，则为13.6盎斯。一个成年工人一周间的营养费，有以次的平均数字：绸织工人2先令2 1/4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 1/2便士，鞋匠2先令7 3/4便士，织袜工2先令6 1/4便士。马克尔斯斐尔德市的绸织工的平均营养费，且不过1先令8 1/2便士。营养最坏的，是女缝工，绸织工及皮手套工人[48]。

关于这种营养状态，西门博士在他的一般卫生报告中说：“由营养不足而激成而助长的疾病，实多到不能指数，每一个熟悉救贫法下的医疗手续及病院住诊室及来诊室等等的人，都是能够断言的。……但据我看来，关于此点，还要附加一项极关重要的卫生事项。我们要记得：忍受食物的缺乏，有难堪的痛苦；而极厉害的营养缺乏，照例是跟在其他各种各类的缺乏后面产生的。在营养不足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许久，在生理学者企图计算生死攸关的炭素与淡素的最低限量以前许久，劳动者的家庭中，已被夺去一切物质上的安慰了。衣服与燃料，较之食物尤为贫弱；对于酷烈的天气，是没有何等适当的防卫的；而住宅的范围，则局限到了激成疾病或助长疾病的那种程度。家具器皿都没有，那怕就是保守清洁，也感到破费了，或者办不到。如其有勉强维持清洁的自尊心，那种勉强，就等于说是加大饿肚子的痛苦。劳动者的家庭，都是位置在能够以极低廉价格住下的地带；那里普通都谈不到卫生上的取缔，排水哪，污物扫除哪，公共恶害禁制哪，都很少注意；水的供给，是最不充裕，最不清洁的；如在都市中，则光线与空气，都坏极了。像这各方面的卫生上的危险，凡在贫困达到了食物也感到缺乏的地方，殆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把这般恶弊总计起来，那种危及生命的分量，就够可惊了，所以，单是食物缺乏这件事，在其本身，已为一非同小可的事体。……特别是，当我们不以为这种贫困，是起于怠惰应得的惩罚的时候，那就要唤起委实痛苦的反感。要之，问题是劳动者的贫困。而且，就都市劳动者而论，他们仅仅换得了少许食物的劳动，常要延长到可惊的程度。说这种劳动能使劳动者自营生活，那就显然要打一个折扣。……这有名无实的自营生活，究不过是达到被救恤的贫困这一条或长或短的迂回之路罢了[49]。

最勤劳的劳动者部类的饥饿痛苦，与基于资本主义蓄积的富者的奢侈消费（无论那消费是粗率的，抑是考究的）之间，存在有内部的关联，这关联，要认识经济上的法则，才能明了。但关于住宅的状态，则不是如此。生产手段愈集中，劳动者就愈要相应地密集到狭小的场所。凡是不存偏见的观察者，都当承认资本主义的蓄积愈急速，劳动者的住宅状态即愈悲惨。财富发达的结果，会破坏建筑不良区域，以图“改善”街市，建造银行仓库一类大建筑物，并为营业上的交通与奢华的大马车，扩展街道，敷设铁路。这一来，贫民就显然要被驱往更坏更拥挤的角落。在另一方面，住宅租价，又将与其品质成反比例的加高；房屋投机者所利用的贫乏矿山，较婆托西矿山，支费较少而获利更丰这事实，是尽人皆知的。在这场合，资本主义蓄积，从而，资本主义所有关系一般所含的对抗性质，乃异常明显[50]。那怕就是关于劳动者住宅状态的英国政府的报告，也对于“所有及所有权”充满异端派口吻的攻击。产业发达，蓄积增进，都市发展“改良”，同时恶弊也以同一步调而增多。所以，单单为了恐惧上流阶级也难免传染的传染病，在1847年与1864年间，就制定了不下十条的卫生警察上的议会法令；而在利物浦，格拉斯哥及其他诸市，资产阶级且于惊骇之余，通过都市当局，来行使干涉。西门博士在他1865年的报告中说：“我们大体上不妨这样说，英国的恶弊，是未受何等取缔的。”1864年，朱理安•亨德尔博士（Dr. Julian Hunter）曾依枢密院的命令，调查农业劳动者的住宅状态，翌年，又调查都市方面之贫民阶级的住宅状态。他的名噪一时的调查结果，系揭载于《公共卫生第七及第八报告》中。关于农业劳动者的部分，留待后面再说。至关于都市的住宅状态，且先引录西门博士的概述，作为引言。他说：“就职务上说，我虽然要专门保持医术的见地，但站在一般人道立场上，则不容忽视这种恶弊的其他方面。……伴随住宅密集而必然发生的现象，就是一切优点的否定，身体与身体机能的异常不洁的混杂，性的任意裸露，以致使他们不成为人类，而宁为动物。在这种影响之下，无疑是堕落的意味。这种影响作用愈久，就是堕落程度的加深。而在这种可诅咒的环境下生出的儿童，往往不免要受无耻的洗礼（Baptism into infamy）凡属在这种境况下度过生活的人，要期待他将来在其他方面，在以肉体上道德上的清洁为本质之文明的空气中，努力向上，是没有希望的”[51]。

就绝对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密集住宅状态而论，伦敦算是首屈一指。亨德尔博士说：“我觉得有两点显而易见的事：第一是，在伦敦各别拥有一万人的贫民窟，约有二十个。这每个贫民窟的悲惨状态，几比在英国任何地方所见的任何情景，都更悽恻；并且，那差不多完全是起因于房屋设备的不良。第二是，此等贫民窟的房屋密集而颓朽的状态，已远不如二十年前”[52]。“伦敦及纽凯赛某些地区所见的生活，就说是地狱，也非过言”[53]。

伦敦的街市在“改进”中，旧来的道路和房屋在破坏中，工厂在增殖中，人口在显著的流入中，最后，随土地租金增进的房金在昂腾中，所有这些倾向的进展，都会使劳动者阶级中比较优裕的人，小商人以及其他属于中流阶级下层的人，相率转落到同样卑陋而值得咒诅的住宅状态中。“房租腾贵起来，劳动者要租住一间房以上，殆不可能”[54]。在伦敦，殆没有一所房屋，没有许多中间人从中加大它的负担。因为伦敦的土地价格，比之于土地年收入是在逐渐增高，所以，购买土地的人，都是打算以审定价格（即在收用时，由审查官审定的价格），把它再贩卖出去，否则，就是看准附近会兴建某种大企业，由是使土地价格大增特增。其结果，将近满期的租赁契约的买卖，乃一般通行。“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人们，所可期待的，就是为所欲为。换言之，即当他们为房主的时候，尽可能向租房子的人榨取，并尽可能地不使继有房子的人，有所获得”[55]。因为房租是按周支付，这些绅士们是不会冒何等危险的。市内敷设铁道的结果，“我们最近就看到这种光景：伦敦东区的劳动者，都由他们旧来的住宅驱逐出来，他们除了贫民收容所外，没有归宿地方，有些人背负着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在街上彷徨”[56]。贫民收容所已有人满之患，而由议会通过的“改善”，还刚动手。劳动者因其住宅拆毁而被驱逐出来时，并不离开他们旧来的教区，即令离开，也必尽可能地定居在接近的地带。“他们自然要设法住近他们工作场的地方，为了在原地方挤住下去，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只好局限在一间房内……被驱逐出来的人，都住在较以前为贵但却较以前为坏的房屋中。……定住在海岸的劳动者，有一半人……到工作场去，要徒步两英里之远”。这同一海岸，——那会给与外来者以伦敦财富之威压观感——，可视为伦敦方面的人类密集的榜样。在属于这一方面的某教区的人口，据保健官吏的计算，每一亩有581人，虽然那种计算，包括了泰晤士河面积的一半。伦敦一向采行的警察卫生方策，是拆毁无用的房屋，驱逐劳动者，但那种方策，显然只是把劳动者由一个区域，驱向更密集的挤塞的其他区域内。亨德尔博士说：“这全部办法，必得看为不合理的处置，而予以中止。否则就得有效地唤起公众同情（！），使其曲尽那不用夸张也得称为‘国民’义务的义务，那就是对于那些虽无资本自建房屋，却能按期缴纳房租的人，供给住宅”[57]。赞美这种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当土地所有者，房屋所有者，实业家们，因敷设铁道，开拓街道的“改善”，致其所有物被收用时，他们不单要取得充分的代价，并还须对于勉强的“节欲”，依照神与人的法则，慰以莫大的利润。但劳动者却连同他的妻子与什物，被驱逐出来；如其他们成群结队地挤塞到当局指定为绅士生活的区域，他们就要遭受卫生警察上的取缔！

在十九世纪之初，英国除伦敦外，没有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都市。超过五万人的，也还只有五个。然至今日，五万人口以上的教市，已有二十八个。“这种转变的结果，不但都市居民有可惊的增加，而旧来闭结一隅的小都市，现也已在其四周环绕起建筑物，而成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与敞阔天空接触余地的中心地带，像这种地带，已不复为富者所眷恋，他们都舍此而迁移到爽心悦目的郊外了。他们留下的房屋，就变为一家分住一室的大住宅；而在一家之中，往往还发现有两三个投宿的人。在这样非为他们建造的，完全不适宜的住宅中，密集着许多人，那定然会造出使成年堕落，使儿童前途破坏的环境”[58]。商工业都市中的资本蓄积愈迅速，可供榨取的人类物质的流入也愈迅速，而为这些流入劳动者即时安排的住宅，也愈加不成样子了。纽凯赛•乌彭•台奈是一个产额不绝增加的煤铁中心区，在住宅地狱一点上，仅次于伦敦。这个市上住在个别房间内的人数，不下三万四千人。在最近，纽凯赛及格兹亥德两处的许多房屋，都依据绝对有害公众的理由，由警察拆毁了。新房屋的建筑，虽是缓缓而行，但营业的进展，却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在1865年，同市大有人满之患。简直没有一间召租的房间。纽凯赛热病院的爱布勒东（Dr. Embleton）医师说：“窒扶斯病的继续与猖獗，最大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密集和其住宅的不清洁，这是毫无疑问的。劳动者所住的房屋，都是位置在闭塞而极不卫生的偏街陋巷，就空地，光线，空气，以及清洁诸点说，简直是最不充足和最不卫生的典型，简直是文明社会的污辱。在他们的房间里，成年男女和小孩，夜间都是混睡在一块。成年男子们，做夜班的和做昼班的，轮流不断地更换，所以被褥没有冷的时候。全房屋的水的供给是不好的，厕所的设备更坏；全都是污秽的，滞闷的，制造恶疫的”[59]。而这种寄寓地方，每周租赁价格，却是由8便士到3先令。亨德尔博士说：“纽凯赛•乌彭•台奈市，包容有我们国民最优美种类的标本，他们常由街道和房屋的外部环境，沉沦到近于野蛮的状态”[60]。

有某些产业都市的住宅状态，今日纵然还过得去，但因资本和劳动起伏不定的结果，明天也许就要变得难堪了。市当局说不定也曾鼓起勇气，努力于这种可怕的恶弊的救治，但那种地方，不旋踵间就有大批的褴褛爱尔兰人或颓废的英格兰的农业劳动者，如蝗虫般的成群蜂涌而来。他们被堆进地窖里，谷仓里，或插入以前过着端正生活的劳动者的房屋里，把那些房屋，转化为三十年战争中的营房一样的寄宿舍，不绝变换其投宿者。例如，布拉德福市就是如此。这个市中的当局，是孜孜于街市的改善的。加之，在1861年，那里还空着1751栋未住人的房屋。然到现在，稳健自由主义者，黑人同情者福尔斯特君（Mr. Forster）近顷爽快欢呼的营业恢复，已经实现了。营业的恢复，自然同时要导来不断波动的“产业军”即“相对过剩人口”之流的盈溢。亨德尔博士由某保险公司代理店所获得的表中[61]，就记载着那些令人战栗的地窖和分租房间，大抵是由一些报酬较优的劳动者所居住。他们表示：如其有较好的住宅，他们是愿意租赁的。在这当中，他们全都变为堕落的褴褛者，变为罹病的人；同时，那位稳健自由主义者，下院议员福尔斯特，却正在为自由贸易的祝福，为布拉德福市的有力的毛绒业者的利润，而奔流着欢喜之泪！布拉德福市有一位救贫医师，名叫贝尔（Dr Bell）的，曾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述及他管区内患热病者的可惊死亡率，是起因于住宅状态。他说：“在一个一千五百立方尺的小地窖中……有十个人居住着。在温生特街，在克林•亚尔•普赖斯，以及在赖斯，有1,450人居住223栋房子，其中有435张床铺，和36个厕所。……这床铺，是指着一卷脏而旧的破布，或一束残屑。平均3.3劳动者，睡一床，其中有五六人睡一床的。据他们告诉我，还有完全不睡床，在光板上，和衣而睡的；男的，女的，结了婚的，未结婚的，通通混在一起。至若此等住宅，有许多是黑暗，潮湿，污秽而发恶臭的穴窟，不适于人类居住，那又无待烦言了。这是病与死所由传播的中心，那些生活在佳适境况下，一任这种毒菌在都市中心区繁殖的人，将身受其害啊”[62]。

就住宅的凄惨景况一点来说，次于伦敦及布拉德福的，就是布利斯托。“在欧洲堪称为最富裕都市之一的布利斯托，充满着赤贫与家庭的悲惨”[63]。

C　流浪劳动者

我们将由此论到那些大抵由农村到都市来就业的劳动者。他们是资本的轻装步兵随资本的需要，不绝转换就业地点，今天在这方面，明天或在那方面。一旦不行军，即张起“野营”。他们这种流浪劳动，大体是利用在排水和建筑方面的各种作业，及烧砖，烧石灰，建筑铁道等方面。在他们的野营附近一带，就有天花，窒扶斯，虎列拉，猩红热一类恶疫的飞往输来[64]。如像在铁道一类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方面，企业者通常是自动为他的劳动军，供给木造小屋或其他类似住宅。那种住宅，毫没有卫生设备，多半是在官宪监视不到的村落，临时架设的。像那样的村落，于企业者最有利益，他们对于劳动者，是把他当作产业兵与租屋人，而从事二重的榨取。那种小屋所包容的穴样的房间，为一间，两间，或三间，其居住者无论为土工或其他劳动者，每周须分别缴纳一先令三先令或四先令的租金[65]。这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行了。据西门博士的报告，在1864年9月，内政大臣格勒勋爵（Sir George Grey）曾由色劳洛克斯教区健康除害委员会主席，接到以次的控告状：“约在十二个月前，这个教区，殆不闻有天花病的存在。在这时期以前不久，由留依雪姆到汤布利基的铁道工程开始了。这个工程的主要部分，是进行于本市邻接地区；因为工程总部是设在本市，多数劳动者就必然要在这里工作。但把此等劳动者全部收容在原有的小屋中，实不可能，于是企业者杰伊君（Mr. Jay）就沿路线若干地点，建筑可以使他们住宿的临时小屋。在此等小屋中，换气设备，排水设备都没有，混杂拥挤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小屋的房间，虽只两间，不管一家有多少人口，都得挤住下来，并还要收容寄宿者。据我们受到的医师的报告，在夜间，这些可怜的人们，还要为了充满不洁的滞水，和由近窗厕所发出的恶臭，而忍着窒息的痛苦。不时住此等小屋参观的一位医师，曾就此种状态，诉之于健康除害委员；他痛述此等住宅状态的不良，并力言不讲求何等卫生方策，将不免发生严重的后果，约在一年前，杰伊君曾允许安置一个小屋，以便收容其所雇劳动者中的传染病患者。在去年7月23日，他提到这种约言。但此后，在他所雇劳动者中，尽管发现了若干天花病患者，并有两名因此死亡了，他还未打算履行他的约言。9月9日，克尔生（Kelson）医师他又以同一临时小屋新发生天花病者的事，向我报告，并指述那些小屋的状态，极其难堪。我还应向足下提述可供参考的一点，就是，这个教区设置有一栋隔离房屋，称为传染病房，专供收容区内染传染病者之用；过去数月来，这个传染病房，接连不断地充满了传染病者。甚且有的家族，竟因天花与热病，而死去五个儿童。本年4月1日至9月1日的五个月间，这个教区因天花病死去的，不下十名之多，其中有四名，是住在这临时小屋中。凡属患天花病的家族，都竭力保守秘密，所以患者的确数，还是无从知道的”[66]。

工作于炭坑及其他矿山的劳动者，是属于英国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类。他们为购获这种优厚工资，所付的代价，我在前面已经述过了[67]。现在只想迅速一瞥其住宅状态。采矿业者不论是矿山所有者，抑是矿山租借者，通常要为他所雇劳动者建设若干小屋。这种小屋和用作燃料的炭，都是“无代价”地给与劳动者，其实，这是物纳工资部分。不住这种小屋的人，每年取得四镑的代价。在矿山地方，矿夫自己，与群集其周围的手工业者，零卖商人所构成的人口，迅速集中起来。土地租金在矿山，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人口一稠密了，就会提高，由是，企业者就在仅可能接近坑口的狭小区域内，建筑够收容劳动者及其家属的许多小屋。假若在这附近采掘新坑，或重开旧坑，其杂沓之状，即相应加甚。在小屋的建造上，凡非绝对不可避免的支出，资本家就要从他唯一的重要见地，概予“节欲”。朱理安•亨德尔博士说：“对诺桑蒲吞及杜赫姆两州炭矿工及其他劳动者所供给的住宅，如撇开蒙亩兹州的矿山不说，那恐怕要算在英国所能见到的最坏与最昂贵的标本。……其极端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一间房内收容许多人，就是在窄狭的地段，密集许多小屋，就是水的缺乏，厕所的缺如，以及屋上架屋，或一屋区分为若干层等等。……租屋人简直不是定居者，而像是屯营的殖民团”[68]。斯蒂芬斯博士（Dr. Stevens）说：“我遵照命令，大抵视察过了杜赫姆联合教区各大炭矿村落。……一般的批评，是说那里对于居民的健康，没有讲求何等保护方策。我看，除极少场合外，这全是事实。一切矿工，都是以十二个月为期，‘拘佣’（Bound这个字，与“隶农"Bondage一语，同是导源于农奴制时代）于炭坑租赁者或所有者之下。……假若矿工表示不满，或以何等形式，烦扰了‘监督人’，他们的姓名，将被记下，或附以便笺，到了一年‘拘佣’更新之际，即被解雇。……在我看来，没有那种物纳工资制度（Truck-system），再比这种人口密集地方所行的更坏。矿工有一部分工资，要被强制的接受那位置在恶疫横行的环境之下的住宅的供给。他们自己不能有所作为；无论从那点说，也都无异一个农奴。除雇主外，他是否可由其他的人得到生活的帮助，似有疑问。雇主首先是考虑他的损益表，其结果是颇为确实的。他们所用的水，也常是取给于雇主，无论好坏，都得支付代价，或者多分是由其工资项下扣除”[69]。

当资本和“与论”甚至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对于它课加到劳动者劳动生活与家庭生活上的既危险又屈辱的诸种条件，定会毫不踌蹰的“辩护”说那实在是增殖利润的必要手段。由是它对于工厂危险机械的保护设备，对于矿山等等方面维持换气及安全的诸种必要手段，概行“节欲”，而对于这里论及的矿山劳动者住宅，也是根据同一理由来处理的。枢密院医官西门博士在他呈给政府的报告中说：“矿山企业者辩解这种悲惨房屋设备的理由……谓采掘的矿山，通常是租赁的。因为租赁契约期间短促（炭坑通例为21年），故不值得为劳动者及其周围密集的零卖商人，供给设备完整的住宅。并且，如其他自己关于此点，作宽厚处置，那通常也不免要为地主所破坏，因为为那些地下劳动者，在地面上建立起适当而舒服的房屋，地主就要为此特权，而要求额外的追加地租，以为代偿。这种禁阻（纵非直接的禁阻）的价格，使那些有意建造房屋的人，也不得不同样缩下手来。……这种辩解的价值如何，不是这个报告所要研究的；设适当的房屋设备安置起来，其费用究由地主，租地人，劳动者抑或公众担当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在这场合考察之必要。但不论如何，汇集这诸种报告（亨德尔博士的，斯蒂芬斯的，以及其他的），见到其中所证明的可耻的事实，我们就得提出速谋救济的主张来。……土地所有权的使用，竟是这样的不利于公众。地主首先以矿山所有者的资格，召募产业殖民团到他所有地上从事劳动，然后再以地面所有者的资格，使他召募来的劳动者，不能获有其生活必要不可缺少的适当的住宅。至若租地人，即资本主义采矿业者，他对于这种业务上的分割，并没有金钱上的反对动机。因为他颇知道：后面这个条件，即令达到过分程度，其结果也不是归他自己负担；并且，承受这个负担的劳动者，没有受到能理解卫生权的价值的教育，居宅即令不洁，饮水即令腐浊，也到底不会成为促起罢工的诱因”[70]。

D　恐慌及于劳动者阶级中报酬最优部分的影响

在把论点移到真正农业劳动者以前，我还得就恐慌及于劳动者阶级中报酬最优的部分（即劳动贵族）的影响，作一例示。我们当记得，在产业循环终了期发生的大恐慌之一，是在1857年袭来。而次度循环期间，则是在1866年满期。那次的恐慌，主要是采取金融的性质，因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由棉花饥荒，预示了那个使大量资本，由惯常的投资领域，被驱逐到货币市场的大中心地带。这次恐慌系爆发于1866年五月，而其信号则是伦敦某一大规模银行的破产；接着是无数金融泡沫公司的倒闭。构成伦敦一大产业部门的铁道建造业，也卷入这大瓦解的命运中。属于这个部门的有力经营，不仅曾在诈欺时期中，妄作过剩的生产，并还预想信用也可同样的活泼流动，而接受巨额的定购契约。然至最近，一个可惊的反动发生了，伦敦在这种产业乃至在其他产业方面[71]，迄今（1867年3月末）仍继续在那种反动中。在1867年初，《晨星报》一位通信记者曾视察过贫困之主要的中心地。为要显示劳动处在怎样的状况之下，且从他那详细的报告中，引录以次这一节：“在伦敦东部波蒲拿，米尔华尔，格林维，得卜特福尔来姆豪斯与侃林格•唐等处，至少有一万五千劳动者及其家族，陷在极端贫乏的状态中。他们中间有三千熟练的机械工人；在他们经过了半年穷乏后的今日，始在贫民收容所的围场，锤击铺道用的石子。……我好容易达到了饥饿者群围挤着的贫民收容所（在波蒲拿地方）的入口。……他们是为领受面包券而来，但那时还没有达到发券的时间。那个围场，为一大的方形，一栋敞的茅屋环绕着，几大堆雪，掩覆着中央的铺石。那中间，还有用柳枝篱垣围着的小场所，敞如羊栏，那就是他们在天气较好时劳动的所在。我去视察的那天，因为那些羊栏样的小场所，为雪所覆，不能进去工作，他们就在敞开的茅屋里，忙着锤击铺道石子。每个人都是用一大块铺石做坐位，在覆盖着霜的花岗石上，挥动大槌。他所锤碎的石子，不达到五布奚的容量，不得停止。因为这是他一天限定的工作，这工作做完了，始再获得3便士和伙食津贴的报酬。围场的另一部分，有一栋木造的小屋。当我们推开这小屋之门的时候，看见里面装塞着许多人，他们为了取暖，大家比肩挤凑起来，一面从事造船索的工作，一面则相与议论着：以一定量的食料，看谁能劳动最长的时间。因为他们视劳动的持久，为一种荣誉。在这个贫民收容所中，收容有七千待救恤的劳动者。在六个月乃至八个月前，他们中间有几百人，尚是领受最优厚工资的熟练劳动者。除了这七千人外，还有些用完了贮金，而尚余下少许可典质的物品的人，不愿遽受公众的救恤。若把这些人也收容进来，其总数恐怕要增加一倍。我离开这收容所，就到街上一巡。街上的建筑物，大抵是在波蒲拿所常见的一楼一底的小房屋。我的向导者，是失业委员会的一员。……我首先是视察一个失业了二十七星期的铁工的家庭。我看见他同他的家人坐在一间小的后房里。那间房中，还残下有一点家具，并还有火；因为当天异常寒冷，非升点火，决无法防护他那些赤着脚的小孩们的冻伤。在火前面的木盘上面，放着一些粗麻，他的妻，他的小孩，都用此造成船索，以便向教区领取伙食津贴。他自己每天为取得3便士和一点伙食津贴，则在收容所的碎石场劳动。这天，他从碎石场回来用午餐，他带着阴沉的微笑向我说，我饿极了。他的午餐，只有两片面包，一点猪油，和一杯没有加牛乳的茶。……当我敲他邻家的门的时候，一个中年妇人出来开门，默不作声地把我们引到一间小的后房里。在那里他们一家都在沉默中，注视着很快要消去的火。他们那种人，与他们的那种小屋，都满覆着可惊的落寞与绝望的光景，那使我们决不想再看第二次。那位妇人指着他的小孩们，向我说：‘先生，二十六个星期，毫无所事事，我们所有的钱，我同父亲在景况较好时贮积下来，为了应付不景气时光的所有的20镑，现在全都用光了。请看吧’。他一边几乎是凶悍地说，一边拿出一本存入取出写得清清白白的银行存折，我们由是知道他的小财产，由最初存5先令起，次第增加到20镑；此后则又次第溶消去，仍净存若干镑，若干先令，直至最后一次提款，才把这存折化为一张无价值的白纸。这一家人，每天由收容所供给一次淡薄得可怜的食物。……以次视察的，是原来在造船所工作的一个铁工的家庭。他的妻，饿病了，和衣睡在席上，只在身上盖着一条毛毡，被褥等等都当了。有两个可怜的小孩看护着他，而他们自己却像是和母亲同样需要人看护。十九个星期的被强制的懒惰，使他们陷入了这样的穷境。那个妇人谈及她充满了痛苦的过去的时候，深深叹息着，好像对于将来没有存着任何希望。……甫出这家的门口，一个青年人追上来，一定要我们到他家一看，仿佛我们能够为他作何等帮助似的。一个年轻的妻，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是我在他家里所见的一切。”

就1866年恐慌的余波说，我们从托利党（Tory）新闻，得到以下这样的拔萃。但我们必得记着：那拔萃所涉及的伦敦东部，不单如前所述是铁船建造业中心，并且还是经常领受最低限度以下的报酬的所谓“家内劳动”的中心。“昨天在这个大都会中的一角，目击到令人惊骇的光景。东部方面的几千失业者，虽不曾张起黑旗，在市内成群列队地整步，但其人波已够给吾人以威压之感。让我们回忆起他们那种贫乏状态吧。他们都快要饿死了。那是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总共有四万人，在我们眼前，在这个可惊异的首都的一角，竟在财富之空前的大蓄积的旁边，横着四万之多的哀号无告的饿莩。他们现在侵到市内其他区域了。这些饿到濒死的人们，向我们诉苦，向天哀号；他们从他们悲惨的住宅中，告诉我们说找职业是不可能了，求乞也没有用处。因为有缴纳救贫税义务的人，他们自身也因教区所课加的负担，而驱向要被救恤的贫困的深渊”（标准报1866年4月5日）。

在英国资本家之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称比利时为劳动者的乐园，因为“劳动的自由”或者——结局不外是同一事——“资本的自由”，在比利时没有受工会之专制的妨害，也没有受工厂法的妨害。我们且就比利时的劳动者的“幸福”一说吧。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确没有比已故杜克柏西亚君（Herr Ducpetiaux）更有研究的人，他是比利时监狱署及慈善机关的总监督官，是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试翻阅他所著《比利时劳动阶级之家计》预算（布鲁塞，1855年刊）吧。在这书中，他特别就比利时劳动者的标准家族来叙述。他以极正确的材料，计算这个家族每年的收支，然后再就其荣养状态，与兵士，水夫，囚徒等等，作一比较。这个家族，包括父母及四个子女，共六人，其中“四个人可以终年就业”。假定“这一家之中，没有病人，也没有不能劳动者”，“除了应纳教堂少许席费外，在宗教，道德，知识诸方面，更没有何等支出”，“对于贮蓄银行及养老保险，也不拿出何等费用”，“在奢侈及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支出”。不过，父亲和长男，得抽抽烟，星期日得往酒场走走，其费用每周计为86生丁姆。“把各种不同职业劳动者所取得的工资，加以对照比较，可得出以次的结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成年男子1佛郎56生丁姆，妇人89生丁姆，青年男子56生丁姆，少女55生丁姆。准此计算，一家年收入的最高限度，为1068佛郎……这个家属，假定是一个典型的家属，一切可能的收入都合算起来了，然在事实上，如母亲获得工资，势将引起家政上的管理问题。在那场合，谁主持家内经济呢？谁照料小孩呢？谁准备食事，和担当洗濯缝补等工作呢？这是劳动者每天都感到棘手的问题。”

依据这假定，这一家的预算如次：

一日的工资

三百劳动日的工资

父

1.56佛郎

468.00佛郎

母

0.89

267.00

男儿

0.56

168.00

女儿

0.55

165.00

合计

1068.00

现在，如假定劳动者摄取以次各项的荣养，则这一家的年收入，就表示这样的不足：

“我们由此知道：劳动者家族摄取的荣养，比之水夫兵士固相形见拙，即此之囚徒，也赶不上。由1847年至1849年间，比利时的每个囚徒，一天平均要费63生丁姆。把这个数目与劳动者一日的生计费比较起来，要显出13生丁姆的差额。就囚徒方面说，其费用固须包含管理费监督费等在内，但他们不用拿出房租的事实，足可与此相抵……然则劳动者中的多数人或大多数人，究如何过着俭约生活呢？那是采行一种只有劳动者们自己知道其中秘密的应急策：逐日节减粮食；用黑麦面包代替小麦面包；对于肉，奶油或香料等，或则减少分量，或则完全废止；全家大小挤塞在一两间房内，少年少女不但混睡一块，往往甚且是同枕混睡；关于穿衣，洗濯，清洁资料等，都尽可能地节省；星期日的消遣也停止了；总之，无论就那方面讲，都是忍受着极其痛苦的贫乏。一旦达到这贫困极限时，生活资料稍稍腾贵，或无工可作，或偶患疾病，就要加深其困厄，而招致完全的破灭，债台高筑，赊借无门，只好把衣类或万不可缺少的家具，送往当店。结局，乃请求把全家都登录在被救恤者名簿中”[72]。其实，在这“资本家的乐园”中，生活必需品价格上的些微变化，就要伴起死亡及犯罪件数上的变化！（见《船员工会宣言：‘向前迈进呵，福拉门人！’》布鲁塞，1860年刊第156页）。据政府统计，全比利时共有九十三万家族，其中有九万（包含人口四十五万）富裕者，有选举权者。属于都市及村落的中等阶级下层的家族，为十九万（包含人口一百九十五万），其中一大部分在不绝转落为无产阶级。最后，劳动者的家族，为四十五万（包含人口二百二十五万），其中典型的家族，就是享受着杜克柏西亚君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其中有二十万以上，记在被救恤者名簿中！

E　英格兰的农业无产者

资本主义生产及蓄积的对抗性质，没有其他什么地方比较英国农业（包含饲养家畜业）上表现得更粗暴露骨了，其农业在进步，而其农业劳动者则在退步状态中。我在论及此等农业劳动者之现状以前，且迅速一瞥其过去境况。英国的现代农业，系开始于十八世纪中业。但远在这时以前，就发动了土地所有关系的革命。生产方法的变化就是以这个革命为起点。

亚泽•杨格（Authur Young）虽是一位皮相的思想家，但还不失为正确的观察者，据他在1771年的叙述，当时英国的农业劳动者，较之“他们过着丰裕生活，且能蓄积财富”的十四世纪末的先人，已经演着极可怜的角色[73]，更不用比照“英国都市和农村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了。但我们在这里没有追述到如此久远的过去的必要。在1777年刊行的一部颇有内容的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大规模的租地农业者，几与绅士立于同一的地位，同时可怜的农业劳动者，却肝脑涂地了。只要一比较他们过去四十年的生活，就充分明了他们现在该是如何的不幸。……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业者，联合压迫他们”[74]。以次，同书复详细论证1737年至1777年间真实农业工资，几跌落1/4或25%的情形。理查尔•蒲莱士（Dr. Richard Price）也说：“现代的政策，实于上流阶级更有利益。所以，整个联合王国，迟早将是由上流者与乞丐，或领主们与奴隶所构成。”[75]。

然而，由1770年至1780年间的英国农业劳动者的地位，不论是就荣养住宅上讲，抑是就其自尊心和娱乐上讲，都为此后不复能达到的理想了。把他们的平均工资，以品脱量的小麦来表现，则在1770年至1771年间为90品脱，在艾登时代（1797年），仅65品脱，至1808年，则不过60品脱[76]。

在反雅各宾党战争之际，土地贵族，租地农业者，制造业者，商人，银行业者，股票经纪人，军需品供给者等等，都大发其财了，可这战争结束时的农业劳动者的状态，则如我们前面所述过的那样，一部分由于银行钞票的贬价，一部分由于无关钞票贬价的生活必需品的昂腾，名目工资是增加了。现实工资怎样呢？这里虽没有详细论述现实工资之必要，但其变动，却能由简单的方法证示出来。救贫法及其施行办法，在1795年与1814年无任何差别。至若这种法律如何在农村地方推行，我们是该记得的；那就是，劳动者的工资，仅仅达到维持其生存所必要的名目额，其余则由教区的救恤补充。由租地农业者支给工资，由教区补助工资不足额；我们由这种工资与工资不足额的比率，指示了两件事：一是工资低落到了最低限度以下；一是农业劳动者，该在如何的程度，为工资劳动者与被救恤贫民所合成，即是以如何的程度，转化为教区的农奴。我们且就代表各州平均状态的一州来说吧。在1795年，在诺桑蒲吞州，一周间的平均工资，为7先令8便士，六口一家的年支出总额，为36镑12先令5便士，一年的总收入为29镑18先令，由教区补助的不足额为6镑14先令5便士。然同州在1814年的工资，为12先令2便士，五口一家的年支出总额，为54镑18先令4便士，一年的总收入为36镑2先令，由教区补助的不足额，为18镑6先令4便士[77]。这就是说：1795年的不足额，为工资的四分之一弱，而1814年的不足额，则为工资的二分之一强。在此种情形下，艾登在农业劳动者小屋中发现的一丝慰乐，至1814年消灭得无影无踪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78]。自是以后，在租地农业者豢养的一切动物中，就要以劳动者，即有声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为最受酷使，最受恶劣给养，和最受残忍待遇的了。

同一的事态，一直稳静的继续到了以次这个时候。在“1830年，斯文格的暴动发生了，那次暴动以辉煌的稻禾的火焰，向我们（即支配阶级）表示：在农业英国的表面之下，也正如在工业英国的表面之下一样，穷困与黯淡的反抗的不满，非常猛烈地燃烧起来了”[79]。当时萨得勒（Sadler）曾在下院给予农业劳动者以“白奴”（White Slave）的名称，某大僧正也曾在上院反复应用这个名辞。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者卫克斐尔德（E. G. Wakefields）说：“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劳动者……不是自由人，也不是奴隶，而是被救恤的贫民”[80]。

刚在谷物条例撤废之前不久的时期，农业劳动者的地位，被投给了新的光明。在一方面，论证谷物条例对现实谷物生产者没有何等保护效用，那是资产阶级煽动者的利益；在另一方面，土地贵族对工厂状态所加的非难；（他们根本是腐败的，无情的，斯文的懒惰者，却偏对工厂劳动者，假装同情）；以及他们对于工厂立法所表示的“外交的热忱”，都为工业方面的资产阶级所深恶痛嫉。英谚有云：两贼相争，良善者从中获利。在实际，统治阶级的这两派，都在极无耻地榨取劳动者，他们彼此关于榨取问题的喧哗论争，双方都成为真理的产婆。沙夫兹柏勒伯爵（Earl Shaftesbury）即亚胥勒勋爵（Lord Ashley）；他就是贵族方面反工厂主的博爱战上的主将。所以，他在1844年至1845年间，屡屡成为《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上面暴露农业劳动者状态的文章的话题。那个报纸是当时最有力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农业地方派有特派员。那些特派员不以一般的叙述和统计为满足，更进而发表他们亲自调查的劳动者家族和地主两方的姓名。下面这个表[81]，乃表示布兰福尔，威波尔奈及婆尔市附近三个村庄所支付的工资。此等村庄，系属于本克斯（Mr. G. Bankes）及沙夫兹柏勒伯爵所有。这位伯爵，这位低教会派的法王，虽然英国虔敬教派的头目，他和本克斯曾如何在劳动者可怜的工资中，以房租的名义，混战友去一大部分，由次表可见：

谷物条例的废止，给予了英国农业以绝大的刺激。极大规模的排水[82]，廐饲的新方法和人造饲草栽培的新方法，机械的施肥装置的采用，粘土性土壤的新调度，矿物性肥料的增加使用，蒸汽机关及各种新工作机具的应用，一般耕作上更集约方法的推行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据皇家农业协会主席皮塞伊氏（Mr. Pusey）所说：当时农业上的相对费用，几由新机械的采用，而减少一半。在另一方面，土地的实收获，则迅速增加起来。每英亩投资额的增大，及由是引起的租地迅速累积的倾向，乃新农业方法之基本的条件[83]。同时，由1846年至1856年间，耕地的面积，扩大了464,179英亩，而东部诸州，原来用作养兔场，用作贫瘠牧场，而现在则变为谷物栽培地的广大地面，尚不计算在内。可是，在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的人员总数，我们已经知道是减少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严格的农业劳动者，在1851年，其总数为1,241,269人，至1861年，则减至1,163,217人[84]。所以，英国户籍司长说：“在1801年以后，租地农业者及农业劳动者的增加……与农产物的增加，没有保持均衡”[85]，这是不失为妥当的，但至最近时期，伴随耕地面积的扩大，伴随集约耕作的发达，伴随并合于土地并使用在土地上的资本的空前蓄积，伴随英国农业史上无前例的土地产物的增大，以及伴随归属于土地所有者手中之地租的丰盈和资本家租地农业者的财富的增加等等，而发生的农村人口积极减少现象，却更使那种不均衡变为显著。假令我们再把都市贩路和自由贸易支配不断迅速扩大的事实，连同考虑，我们会以为农村劳动者，结局将被位置在那种使他们沉醉于幸福的状态中。

然而罗杰士教授（Prof. Rogers）却得出以次的结论，即，以今日英国农业劳动者的命运，比较他们十四世纪下半期及十五世纪的先人，固然望尘莫及，就是与1770年至1780年那个时期的先人比较，亦异常恶化了，“农民已经又变为农奴”，而且是衣食更加恶劣的农奴[86]。朱理安•亨德尔博士在他关于农村劳动者住宅的划时期的报告中说：“农仆（hind——由农奴时代传袭下来的农村劳动者的名称）的生活费，是依照仅够维持其生活的最低可能额，来规定的。……他的工资与住宅，没有计算在利润——即由他的劳动所榨出的利润上面。他在租地农业者的计算上，是等于零[87]。……他的生活资料，常被假设是一个固定的数量”[88]。“如其把他的收入进一步节减，那他就可以说：‘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相干’。因为他现在除了绝对不可缺的少许物品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对于将来，也毫无所顾念。他已经成为租地农业者计算上的零了。繁荣也好，歉收也好，横竖于他无关，所以，他皆无所容心”[89]。

在1863年，政府曾对被处流刑和惩役的囚徒们的荣养状态与劳动状态，作过调查。其结果都载在两大部蓝皮书中。其中有云：“把英国监狱中囚徒的经常食物，与同国贫民收容所的被救恤贫民和自由农村劳动者的经常食物，加以精密的比较……囚徒的荣养，比后两者的任一方面，都遥为优良”[90]。但“惩役囚徒被课的劳动量，确实只相当于普通劳动者所成就的劳动的一半”[91]。且看若干有特别意义的供辞罢。爱丁堡监狱典狱官约翰•斯密的供辞（第5056号）是：“英格兰监狱的经常食物，比较同国普通农村劳动者的经常食物为优”。（第50号）“苏格兰普通劳动者，连吃一点肉的时候也非常稀罕”。（第3047号）“问：对囚徒给予远较普通农村劳动者为优良的荣养的必要理由，你没有留意么？答：没有”。（第3048号）“问：要确认惩役囚徒的经常食物，略等于自由农村劳动者的经常食物，是否可能，你以为还有实验之必要么[92]？”“农村劳动者会说：我从事强烈的劳动，而不能得到充分的食物。入狱之后，劳动没有以前那样强烈，但却吃得十分充足。所以，我与其在此劳动，是不如再入狱了”[93]。下面所揭的概括比较数字，系由上述报告第一部所载诸表编合而成。

一周间的荣养量[94]

1863年，医务委员关于食物供给最不良的人民的营养状态，曾作过调查，那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是已经知道的。至若大部分农业劳动者家族的经常食物，都在‘防止饥饿病’的必要最低限度以下这事实，读者当也能记忆。这在科沃尔，德文，桑牟塞州，菲尔特州，斯台福州，牛津，柏克士，赫特福等等纯粹农业区域，都是如此。斯密博士说：“劳动者自身所受的荣养，较之平均量所显示的更会大，因为他比较他的家人，要摄取劳动上必要不可缺少的较多的食物，而在较为贫困的地方，他几乎要吃去一家人所享用的肉及腌肉全部……劳动者的妻，乃至他们在发育期的儿童的荣养里，多不充分，特别是淡素多感不足，在各洲都是如此”[95]。至伴同租地农业家居住的婢仆。则荣养充足。他们的人数，在1851年为288,277人，在1861年则减至204,962人。斯密博士说：“妇人从事户外的耕作劳动，不论在其他方面如何不利，但在现在的情形下，却于他一家极为有利。因为由他从事耕作劳动所追加的收入，得用以购置鞋子衣服，支付房租，并使一家有较好的荣养”[96]。这个调查最可注意的结果，就是英格兰的农村劳动者，比之联合王国其他地方的农村劳动者，其“荣养遥为不良”。这由下表可以征知：

平均农村劳动者一周间消费的炭素量和淡素量[97]

碳素

克冷

淡素

克冷

英格兰

40673

1594

威尔斯

48354

2031

苏格兰

48980

2348

爱尔兰

43366

2434

西门博士在他对政府提出的卫生报告中说：“关于我国农村劳动者住宅之量的不足与质的悲惨，亨德尔博士报告的每一页，皆可列举证明的事实。过去许多年以来，在这方面的农业劳动者的状态，逐渐恶化了；他们找寻住宅的困难程度，所找得的住宅对于他们需要的不适合程度，均还较过去数世纪为尤甚。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弊害，益发滋长得迅速；农村劳动者的悲惨状态，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如把那些靠他的劳动致富的人，有时或许以宽大的同情待遇他的场合除外，他在这个问题上面，早已达到了束手待毙的地步了。他是否应在他所劳动的土地上寻找住宅；他所找得的住宅，究是适于人住，抑是适于猪住；那住宅是否有足缓和其贫困压迫的小庭园——所有这些问题，已不是取决于他对于他所需要的适当住宅，是否有支付合理房租的意向和能力，却取决于他人对于，他们自己高兴怎样处分，就可怎样（处分的所有物的权利），如何行使。不论租地如何大，都没有规定那里必须设下一定数劳动者的住宅，更没有规定应该有多少适于人住的住宅。尽管对于土地，劳动是和日光和雨一样有它的必要，但任何法律，都不曾为劳动者保留下对于土地的些许权利。……并且，还有一件大不利于农业劳动者的外部事实。……那就是，救贫法规定居住及救贫税负担所生的影响[98]。在此种影响下，任何教区，都要为其金钱上的利益尽量缩减其区内居住的农业劳动者数。因为，这种农业劳动，对于辛苦劳动的劳动者及其家族，并无安全的永久独立的保障可言，他们大抵经过或长或短的迂径，而在结局走上被救恤的贫困的道程；这贫困是一天迫近一天的，一旦患着疾病，或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直接仰赖教区的救助。所以，居住在一个教区内的农业劳动者人口加多，那就等于为他们负担的救贫税加多。……大地主们[99]……其所以不肯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设定住宅，就是为要免脱此后对于贫民的一半负担。英国的宪法及其他法律，对于‘高兴怎样处分其所有物，就可以怎样处分’的地主，付与了一种无条件的所有权，使他可以像待遇异邦人一样的待遇土地的耕作者，把他们由自己领地驱逐。关于这种立法的适用范围，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这种驱逐权，并不仅是在理论上存在，并且还……是支配农业劳动者住宅状态的一个主要事实……而在实际上异常大规模的施行。……关于这种恶弊的范围，只要把亨德尔博士根据最近户口调查所编纂的例证，举列出来就行了。那是说，在最近十年间，房屋的需要，尽管在着着增加，而英格兰八百二十一个地方所拆毁的房屋，却递有进展，把那些不得居住在自己劳动所在的教区的人撇开不论，此等地方在1861年，就比在1851年，是少了4 1/2%的小住宅，收容多了5 1/2%的人口。据亨德尔博士所说：当那种驱逐人口的过程自行成就时，其结果就产生了只残留下极少数小屋的游览村落（Show-village），那种村落，不是当作特殊阶层，受有优厚报酬的正规奴仆，如牧人，园丁或猎夫等等，都莫想居住[100]。但土地是需要耕作的。而从事这种耕作的劳动者，都不是居住地主房屋的人，他们在邻近不开放村落的小屋拆毁后，迁往那为多数小房主所有的开放村落，由那里到他们劳动所在，也许有三英里之远。凡属陷于这种事态的农村小屋，都是完全不加修葺，任其颓朽地，以惨淡的光景，显示其毁灭的命运。人们看着它通过自然颓朽的种种阶段。然不论在任何颓朽阶段，只要它还保持房屋的形相，劳动者都得支付房租，甚且要支付相当于优良房屋的房租。除了一文莫名的租住者以外，谁也不肯对此等房屋加以修补或改良。到最后完全不能居住了，于是又多一个拆坏的村落，而将来的救贫税，则相应轻减下来。当大地主依照这种方法，在自己所有地上驱逐人口，减免救贫税的当中，其附近的市集或开放村落，则收容那些被驱逐的劳动者。但这所谓“附近”，距其劳动所在的租地，有三四英里之遥；劳动者每日除做换取面包的劳动以外，还得追加一无所获的六英里乃至八英里的徒步劳动。他们妻子从事农业劳动，同样要在这种不利条件下进行。而且，距离所给予他们的劳苦，还不只此。在开放村落中，房屋投机家们，购置少许的土地，以尽可能的价廉价格，尽可能的密集程度，建造小屋，所以，此等小屋虽邻接于敞阔的田野但竟具有最坏的都市住宅的最坏特征；英格兰的农村劳动者，都是挤塞在这种惨黯的小屋中[101]。……而且，农村劳动者就是居住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之上，也并不就是说，他获得了与其生产努力相称的生活的住宅。那怕是住在王侯领地之上……他的住宅……也往往是极其悲惨的。有些地主，一面虽认定劳动者及其家属，住怎样的小屋都行，但同时却毫不知耻地，向他们榨取尽可能的多额房租[102]。他所供给的小屋，也许仅是一间破烂的寝室，没有火炉，没有便所，除壕沟外，没有给水设备，且没有庭园，但劳动是对于这非法榨取，莫可如何。……健康除害条例……不过是具文罢了……其实施，主要是让那些小屋出租人自行处理。……由罕见的灿烂光景转过眼来，注意这有辱英国文明的压倒的事实，从正义的立场说，是必要的。尽管劳动者的住宅不良，为彰明较著的事实，但观察者却异口同声的，说较这遥为迫切，而急待匡救的恶弊，宁为住宅的不足，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态。农村劳动者住宅杂沓密集的状态，多年以来，已不仅成为注意健康者的重大问题，且成为注意端正道德生活者的重大问题。报告农村地方传染病蔓延事实的人们，都像以铅版印制的一律语辞，反复这样主张，说在如此住宅杂沓密集的情态之下，一切阻止传染病蔓延的企图，都没有效果。并且，尽管田园生活有不少适于健康的良好影响，但因有助长传染病蔓延的这种原因存在，故也会助长其他非传染性的疾病的发生，这事实，也是曾经一再被指明过的。加之，指摘这种状态的人们，对于其他恶弊，也不曾保守沉默。那怕原来单是注意健康保护吧，往往总不免要把注意移到其他问题上面。在他们指明既婚未婚成年男女，多挤塞在窄狭寝室中的事实时，必然要唤起一种道德之感，表述在那种状态下的男女，决难维持其端正[103]。例如，在我最近常年报告的附录中，有奥特博士（Dr. Ord）的这种报告。他报告说巴金汉州的文格地方，流行一种热病，那热病是由一个从文格拉夫来的青年带来的；‘他发生热病后几天，与其他九个人同睡一房。在两星期之内，几个人受传染了，不久，那九个人中有五个患病，一个死去’……当时有一位圣•乔治医院的哈佛博士（Dr. Harvey），曾以私人医师的资格，诊视文格的病者，他给与我的报告，与上述报告恰好相同，他说：‘一个青年妇人，患着热病，与她同睡在一间房中的，有她的父母，她的一个私生子，两个兄弟，外加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合计十人。而在数周以前，这同一房间，还是十三个人的寝室’”[104]。

亨德尔博士曾调查过5375个农业劳动者住宅，那些农业劳动者，不全是属于纯粹的农业区域，而是散在英格兰各州。在他所调查的这些住宅中，有2195个住宅，只有一间往往同时兼用作寄宿舍的寝室。只有两间寝室的，占2930宅，有两间寝室以上的，占150宅。以下且就十二州采选若干标本。

（1）柏得福州

勒斯特林格华兹教区——寝室纵约十二呎，横约十呎。较这更小的还不少。小小的平房，往往以木板隔成两个寝室，在高五呎六吋的厨房中，放一张床。房租一年三镑。便所由租房人自备，房东仅仅供给一个安便所用的穴窟。有谁设好便所，其邻居都来共用。属于理查尔孙那位劳动者一家的房屋，是美好的无以复加的了。“其涂刷的墙壁，膨胀得像妇人屈膝为礼时的衣服。三角顶之一端突出，一端凹进；而在此凹进的方面，立着一个用泥土和木造成的形似象鼻的弯烟突，其旁撑有一根防备它倒下的长棒。户口和窗，都是长菱形的”。在视察过的十七栋房屋中，仅有四栋有一个以上的寝室，但它们却都是挤得满满的。仅有一个寝室的小屋中，住有三个大人，三个小孩，而在其他一个同样的小屋中，则住有夫妇两个加六个小孩，诸如此类。

担敦教区——房租昂贵，由四镑到五镑。成年男子一周间的工资十先令。为凑足房租，其家人都从事麦杆编结。房租愈高，合起来负担房租的人数就愈多。有六个成年人连同四个小孩住在一个寝室内，其房租要三镑十先令。这个教区房租最低廉的小屋，其外廓是纵十五呎，横十呎。房租三镑。在视察过的十四栋房屋中，有两间寝室的，只有一栋。村外不远的某房屋周围，大家都任意大便，该屋的门的下端，朽烂去了五吋。到夜间关门的时候，则塞以若干砖头，并覆以草席。窗的一半，玻璃同框子，全毁坏了。室内没有一点家具，只是三个大人五个小孩挤做一团。可是这教区与比格斯斐德联合教区的其余教区相比较，并还不算是坏的。

（2）贝克州

宾赫姆教区——在1864年6月，有一个小平屋内，住着夫妇两个和四个小孩。一个女孩由工作场所带回猩红热病，死了。其他一个小孩也病了，死了。当亨德尔博士被请到的时候，母亲同一个孩子在患窒扶斯；父亲同其余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隔离是难于做到的。因为在这个悲惨村落的拥挤市场中，就堆有待洗濯的患热病人家的敷用布。H家一周的房租一先令。仅一间寝室，住有他夫妇和六个小孩。另一家的一周房金为八便士，纵十四呎六吋，横七尺；厨房高六尺。寝室没有窗，没有炉，没有门，除了通到廊下，更没有其他出入口，庭园是没有的。在最近，这个房屋中住有一个男子，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成年儿子。父亲同儿子睡在床上，两个女儿则睡在过道上。他们都生了一个小孩，其中有一个，曾为分娩到贫民收容所去，然后回来的。

（3）巴金汉州

在这一州中，建在一千英亩地面上的三十栋小屋，约住130人乃至140人。在布拉登赫姆教区的一千英亩地面上，1851年建屋36栋，居住者男子84人，女子54人，男女数的不平衡，至1861年缓和下来了，其所住为男子98人，女子87人。即在十年之中，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同期间的小屋数，却减少了一栋。

文斯洛教区——这个教区的大部分新屋，都是以上等样式造成。小屋需要倍极显著，由是，极不成样的平屋，一周要租一先令乃至一先令三便士。

华特尔•伊东教区——这里的地主，眼见人口增殖，而把既有房屋拆毁去20%。一个须徒步到四英里之远去劳作的可怜劳动者，曾被人这样采问：你不可以在近点的地方找到小屋么？他答：“否，他们肯容受我们这样多人数的家族吗？”

在邻近文斯洛教区的丁克斯恩德，某一栋小屋的一间寝室内，住有四个大人四个小孩，纵十一呎，横九呎，最高处所六呎五吋。还有一间寝室，纵十一呎三吋，横九呎，高五呎十吋，住六个人。此等家族所占的地面，都较每个囚徒所占的地面为小。这每栋十小屋都只有一个寝室，并且都没有后门，水是缺乏极了。一周的租金，却是从一先令四便士到两先令。在视察过的十六栋房屋中，只有一个男子一周的收入有十先令。在此种情形下，每个人的空气量，相当于全夜关闭在四立方尺的箱中。然在旧时的小屋，还供给一定量的偶尔的换气设备。

（4）剑桥州

甘布林格教区，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也多的是到处能见到的小平房。麦杆编织极其通行。“死一般的倦怠，对于不洁之绝望的屈服”，支配着这个教区。该教区中心的房屋，全是任其颓朽，不加注意。而在其两极方面，则更见惨淡，许多房屋都朽烂不堪了。住在傍的地方的地主，自由自在地向这里吸取人血。房租异常之高；在同一寝室内，住八九个人。各有一两个小孩的六个大人，一同塞在一间寝室中的例子，有两个。

（5）爱色克斯州

在该州的许多教区中，人口在与小屋相并减少。不过，房屋的拆毁，仍不足以阻止人口增殖，也尚未曾在“移住都市”名义下驱逐农民的教区，仍有22区之多。在地积占3443英亩的芬格林果教区，其小屋在1851年有145栋，而至1861年，则不过110栋。但虽如此，住在那里的人，还是不愿离开，并且还在那种遭遇之下，增殖起来。在拉姆斯登•克拉格斯1851年，252个人住61栋房子，但至1861年，则是261人，挤塞在49栋房屋之内。在巴希尔登1851年，由157人住在占有地积1,821英亩的25栋小屋中，但十年之后，则是由180人住27栋小屋。在苏格林果，南芬桥，维得福尔，巴希尔登，拉姆斯登•克拉格斯等区，在1851，有占总地积8，449英亩的小屋316栋，共住1,392人，但至1861年，同地积上的小屋数，减到249栋了，其居住者数，却增加到1,473人。

（6）赫列福得州

这个小州农尺所受“驱逐精神”（"Eviktionsgeist"）的痛苦，较之英格兰其他任何州为尤厉害。拿比区的小屋，大抵只有两间房，多半是属于租地农业者的。这种小屋，每年容易获取三四镑的租金。而这些租地农业者支给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则每周不过九先令。

（7）汉亭登州

1851年，哈得福德教区有小屋87栋，此后不久，这个小教区（地积1725英亩），竟把小屋拆毁去19栋。而住民之数，则在1831年为452人，1851年为832人，1861年为341人。被视察过的小屋，有14栋，每栋都只有一个寝室。就中有一栋，计住有一对夫妇，三个成年儿子，一个成年女儿，再加四个小孩，共十人。另有一栋，挤住着三个大人，六个小孩。有某一间住八个人的寝室，纵十二呎十吋，横十二呎二吋，高六呎九吋，把室内突出部分都加算起来，每人平均约有一百三十立方呎。在十四栋房子的十四间寝室内，共住有四十三个大人，三十三个小孩。此等小屋，很少附有庭园，不过有一片地面，得以一洛德（一英亩的四分之一）十先令乃至十二先令租赁下来。这种租地例与小屋隔离着；小屋如没有便所，那就是大小便的地方，否则就是在小屋内安置一个像橱柜的抽屉样的木钵，权作便所：待其满载，然后再拿到那里去卸空。就在日本，生命条件的循环，也比较这来得清洁

（8）林肯州

兰格托佛特教区——在这教区的某一小屋中，住有一对夫妇，他的岳母，和他的五个小孩。小屋内有厨房同洗濯地方，厨房对面为寝室厨房与寝室纵十二呎二吋，横九呎五吋。总地积纵二十一呎二吋，横九呎五吋。寝室有屋顶，墙壁像棒砂糖样的向着屋顶集中，屋顶窗向前面开着。他为什么住在这里呢？因为有庭园么？不是的，庭园小极了。因为房租便宜么？不是的，每周一先令三便士，贵极了。因为靠近劳动的地方么？不是的，离劳动场所有六英里之远，每天得往复步行十二英里。然则他住在这里，就不外因他能租到这个小屋。他要一栋专供他一家用的小屋，至若这小屋在什么地方。是怎样的货色，他都顾不得了。下面的表是兰格托佛特教区住三十八个大人和三十六个儿童有十二个寝室的十二栋小屋的统计。

（9）肯特州

肯宁格东教区——在1850年，住民的拥挤，达于极点。当年白喉症流行，教区医师以职务上的关系，调查贫民的状态。他发现当地仅管需要劳动，而小屋则不断拆毁，并不曾建筑新的小屋。在某一地区，有被称为鸟笼的四栋小屋。每栋小屋有四个房间，其大小如次：

（10）诺桑蒲吞州

在布林华茲，皮克福德及福洛尔诸村，一到冬天，就有二三十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漫步路头。租地农民每每不尽力耕作谷物和萝卜栽培地。地主知道他顶好是把他所有的零散小租地，并集为二三处大租地。这一来，有些人就无工可作了。在一边是土地需要劳动，而另一边则是被欺骗了的劳动者，殷切地要求获有土地。夏天过度兴奋的劳作，冬季则陷于半饥饿的状态，无怪他们常用其独特的方言说：“僧侣贵族结托着，苛杀俺们！”

在福洛尔村，一个极小的寝室内，住有一对夫妇，加四个五个或六个小孩；有一个小寝室，住三个大人五个小孩；更还有一对夫妇，一个祖父，同患猩红热的六个小孩一同住着；有两栋各有两间寝室的小屋，一栋住有八个大人的一个家族，一栋住有九个大人的一个家族。

（11）菲尔特州

斯特拉东教区——有三十一栋房屋被视察过。其中，有八栋房屋，都只一个寝室。在同教区的彭基尔地方，有一栋小屋，每周房金一先令三便士，住有四个大人四个小孩的一家。把墙壁将就过得去这一点除外，由粗烂石片压成的地板，到腐朽了的茅葺屋顶，都毫无足述。

（12）渥塞斯特州

这一州的小屋的拆毁，虽不怎么厉害，但由1851年至1861年间，一屋的平均人数，却由4.2人增加到了4.6人。

巴德色教区——这个教区有许多附有小庭园的小平房。若干租地农业家说：小屋是“妨害物，因为它们招致贫困者。”某绅士说：“纵建小屋，他们的状况并不因之改善。你即使建造起五百栋，马上就会塞满。在实际，你建造愈多，他们需要也愈多”。（即在他看来，房屋会招致住民，而住民则依自然律压迫着房屋）。关于此点，亨德尔博士说：“此等贫民，总归是来自某某地方。那种地方，既然没有像巴德色救贫设备那样的特殊事项，足以吸引他们，他们就必然要由不适合事体的反拨，而移住到这里来了。假若每个人都能在他劳动所在的附近，租到一个小屋和一块空地，他就不用搬到巴德色来了。巴德色一块空地的租价，有租地农业家支付地主的租率两倍。”

人口向都市的不断移住；由租地累积，耕地牧场化，以及机械采用所造成的农村人口的不断过剩化；与小屋农民因小屋拆毁而不断驱逐的现象，相互携手并行。一定地方的人口愈空虚，在同地方的“相对过剩人口”就愈增大；而他们对雇佣手段上的压迫，及农村人口比于房屋的绝对过剩，也益加大，由是，在农村方面，地方的过剩人口，与恶疫所由形成的极端拥挤现象，遂益臻显著。人口在散在的小农村和乡村市镇方面的密集，和人口在农村地方一般的强制的驱逐，是相伴而行的。农村劳动者，人数尽管在减少，由他们所生产的生产物量尽管在增大，他们的人口，却在不断地趋于过剩化，这种事实，就是使他们陷入被救恤的贫困的摇篮。而此被救恤的贫困，结局又成为驱逐他们的一个动机，成为使他们住宅变得非常可怜的主要源泉。这种难堪状态，把他们最后的反抗力挫折了，使他们变成地主和租地农业者的单纯奴隶[105]。这一来工资的最低限度，对于他们就成为自然律来推行了。在另一方面，农村地方尽管不断引起“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却又感到人口不足。此种人口不足现象，不仅局部地见于那些人口激急流向地方都市，矿山，铁道建设方面的地点，并且，在春夏之交，在收获季节，在英国周到而集约的农业，需要临时劳动力的许多时期，随在都可见到人口不足的事实。这就是说，农业劳动者对于耕作上的经常需要，常显得过多，而对于耕作上之例外的或暂时的需要，则又常显得过少[106]。由是，我们在政府公文中，就发现同一个地方，同时诉说劳动不足与劳动过多的矛盾。暂时的或局部的劳动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那不过在耕作上促使妇女儿童劳动被采用，使劳动者的年龄降下。妇女儿童的榨取规模一经扩大，那马上就要反过来成为一个新手段，促使耕作上的成年男子劳动者过剩，从而，使他们的工资低下。在英格兰的东部，盛行着这个有缺陷的循环的美好果实——劳动队制度（Gangsystem Oder Bandensystem）。下面且就这种制度，作一简括的叙述[107]。

劳动队制度，一般通行于林肯，汉亭登，剑桥，诺福尔克，沙福尔克以及诺亭汉诸州，而在洛桑蒲吞，柏得福及鲁特兰等相邻的诸州，也在有些地区可以见到。这里且以林肯州为例来说。这个州有一大部分是新的土地，或由原来的沼泽地形成，或者如上述其他诸州一样，是最近由海中获取的陆地。在排水上，蒸汽机关表示了奇迹的作用。昔日的沼泽与砂地，今日竟成为郁勃苍苍的谷物之海原，并担负着最大的地租。如在亚克斯荷蒙岛及特伦特河畔诸教区所见的人工冲积地，也是如此。在这些地区，其租地因为是新起的，故不仅没有新建造小屋，且还把旧小屋拆毁了，由是，劳动的供给，就必得从若干英里以外的开放村落，沿着崎岖的山路而来。农民从前在冬季长期过剩中得到住所的，就只是那些开放村落。定居在四百亩到一千亩的租地上的劳动者（他们被呼为“拘束着的劳动者”，Confined labourers），是专门使用在有恒久性的，困难的，和借马帮助的农业劳动上。平均每一百亩租地，还没有一栋小屋。例如，某沼泽地的租地农业者，曾向调查委员这样供述：“我租赁320亩耕地。那里没有一栋小屋。在我的租地上，现仅住着一个劳动者。我还有四个马丁住在这附近。需要多数劳动者的轻易工作，则找劳动队去做”[108]。土地耕作上需要多量轻易劳动，如除草，锄地，施肥及拾取石子等等。像这样劳动，通是由那些住在开放村落的劳动队（或有了组织的一队劳动者）去担当。

劳动队的队员，包括有妇人，男女少年（由十三岁到十八岁，不过少年男子一到十三岁，就多半要被排除出来）及男女儿童（由六岁到十三岁）。每队由十人以至四五十人不等。领队的队长，常为普通农村劳动者，这种人虽多为称作恶徒的无定业的，好饮酒的无赖，但还有一定的企业心和经营的才干。由他召集的劳动队，是在他的指挥下活动，而非在租地农业者指挥下活动。他常与租地农业者，成立计件劳动的契约。他的收入，虽较普通农村劳动者的牧入，多不了多少[109]，但视所指挥的劳动队，能够怎样熟练地在最短时间内支出最大劳动，生出大小差别。租地农业者都知道：妇女诚然要在男子指挥之下，按步就班地做去，但如佛利埃所说，不论是妇女还是儿童，只要一着手劳动，他们就肯猛烈地支出自己的生命力；但成年的男子劳动者则不是如此，他们都会狡猾地尽可能地节省自己的生命力。劳动队长率领他的队伍，由这个租地，到那个租地；一年中，使他的队员劳作六个月乃至八个月。在劳动者的家族看来，在他指挥下劳动，比在间或使用儿童的个别租地农业者指挥下劳动，收益遥较为多，而且遥为安定。就因为这种缘故，他在开放村落内的势力，颇为巩固；要雇用农民的儿童，都得通过他的媒介。由是，撇开劳动队而个别地贷出儿童，就成了他的副业。

这个制度的黑暗面，就是使儿童及少年少女作过度的劳动，就是使他们每天不得不在五英里乃至六七英里的距离之间，徒步往来，最后，就是劳动队里面的风纪紊乱。队长在若干地方，虽被称为“驾驭者”（"The driver"），并携带一根长棒，但他使用长棒的时候极少，虐待的怨言，也不大听见。他是一位民主的皇帝，或是一种哈麦林的捕鼠者（eine Art Rattenfanger von Hemeln）。因为他有对部下维持人望的必要，故他借着在他指挥下展开的流浪人的生活，以怀柔其部下。粗野的放纵，毫无拘束的酣乐，和猥亵的行为，给予劳动队以魔力。他通常在酒馆中耗去他的钱财，酣醉归来左右扶以顽强的妇人，走在行列的前面，而儿童及少年少女，则跟在后面，叫嚣恣肆地唱着猥亵的歌曲。他们每天是这样归来，这正如佛利埃所谓“男女公开”（Phanero gamie）。十三四岁的少女，与同年龄的男队员，发生关系，生产小孩，已成为数见不鲜的事实。供给劳动队队员的开放村落，早变成了罪恶深重的地方[110]。这种地方，比之英吉利王国的其他地方，要供给两倍的私生子。在这种学校育成的少女，该会在结婚后招致如何的道德结果，那是我们已经指示过了的。他们的子女，在没有受到鸦片之毒的限度内，将为生成的劳动队的新兵。

像以上所说的这种典型的劳动队，被称为公劳动队，普通劳动队或流浪劳动队。因为此外还有私劳动队存在。私劳动队的组织，与普通劳动队同，不过人员较少；并且，这种队伍，不是在队长指挥下劳动，而是在老农仆——在租地农业者看来不知道怎样使用他们才好的老农仆——手下劳动，在这种劳动队中，流浪人的狂态是消灭了，但儿童报酬更坏待遇更坏的事实，则是为一切目击者所确认的。

最近数年来，劳动队制度在不断扩大[111]；这种制度，显然不是为队长的利益而存在，而是为增进大租地农业者[112]的财富，从而，为增进土地所有者的财富而存在[113]。租地农业者因既要把他的雇佣劳动者数，保持在正常水平以下；却又要为临时的一切劳作，常准备好临时的劳动者；并且要以最小可能的货币额，榨出最大可能的劳动[114]，此外，又要使成年男劳动者流于“过剩”，所以再没有比劳动队制度更好的方法。一方面尽管承认农业劳动者有多少人在失业，但他方面又承认因为成年男劳动者不足，因为农民向都市移住，所以有劳动队制度的“必要”这种矛盾现象，可由以前的说明而得到理解[115]。林肯州的锄去了杂草的土地，和没有清除的人类的杂草，恰好是资本主义生产上互相对立的两极[116]。

F　爱尔兰

在结束这一节的时候，我们还有暂时旅行爱尔兰的必要。首先且述问题所关的重要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在1841年为8,822,664人，1851年减为6,623,985人，1861年减为5,850,309人，至1866年，更减为5,500,000人，约与1801年的人口相当。这种人口减少趋势，乃开始于凶荒的1846年。此后下列20年间，爱尔兰竟失去它的总人口5/16以上[117]。自1851年5月至1865年7月间，由爱尔兰移住其他地方的人总数，为1,591,487人。其中，在1861年至1865年最后五年间移出的，就有五十万人以上。由1851年到1861年间，同国的住宅数，计减少52,990栋。在同一时期内，15英亩乃至30英亩的租地数，虽有61,000的增加；30英亩以上的租地数，虽有10,900的增加，但各种租地的总数，却减少120,000之多。这就是说，这种减少，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的消灭，或者说由于它们的集中。

人口的减少，必然要伴随生产物量的减少。在我们的探究目的上，只须考察由1861年至1865年那五年间就行了；在这五年间，在五十万以上的人口移住国外，绝对的人口数，竟减少三十三万以上（参照A表）

A　表

家　畜　类

上表会生出以次的结果

马

牛

羊

豕

绝对的减少

72,358

116,626

146,608

28,819 [118]

现在，我们且转而论到供给家畜和人类以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所揭各年度的增减，系参照上表而计算的。在谷物中，包含有小麦，燕麦，大麦，黑麦，长豆及豌豆；在野菜类中，包含有马铃薯，萝卜，甜菜，芒果，卷心菜，红萝卜，防风草，荚豆等等。

B　表

耕地与草场的地积的增减（单位英亩）

C　表

1865年与1864年比较耕地面积和每英亩生产物及总生产物的增减[119]

D　表

有负担所得税义务的所得（单位镑）[120]

E表

爱尔兰的D种所得，即利润所得（60镑以上）[121]

在1865年，“草场”有127,470英亩的增加。那主要是由于未被利用的荒地及泥泽地，有101,543英亩减少的结果。假若把1865年与1864年加以比较，则谷类有246,667卡德（就中，小麦48,999卡德，燕麦160,605卡德，大麦29,892卡德）的减少，马铃薯有446,398吨的减少；而马铃薯栽培地的面积，却在1865年有所增加（参照C表）。

爱尔兰的人口及农产物的变动，已如上述。我们且进而论及它的土地所有者，大租地农业者及工业资本家们的财富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但理解D表所应注意的事项，就是在D种所得（租地农业者所得以外的利润）中，包含有称为“自由职业”所得的利润（如律师，医生等等的所得）；而在未揭出细目的C种及E种所得中，包含有文武官吏，挂名受禄者及国债券所有者的所得。

由1853年到1864年，D种所得的年平均增加，在爱尔兰不过为0.93，而在大不列巅全体，则达到4.58。E表，乃表示1864年及1865年的利润（租地农业者的利润除外）的配分。

如其爱尔兰那样的人口减退现象，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英格兰，发生在以业为主体的英格兰，那英格兰恐不免要因出血而致死罢。然而爱尔兰就在今日，还不过是由宽大海峡所隔开的英格兰的一个农业区域，它对英格兰供给谷物，羊毛，家畜，并供给产业上军事上的新兵。

因为人口减少，爱尔兰有大量的土地不得耕种，以致引起土地产物的激减[122]。同时，用作牧场的土地面积尽管扩大，但在某种牧畜部门上，生产也绝对减少；而在其他牧畜部门，则不过赍来了不足齿数的一点进步，并且，那一点进步，还在不断受着阻挠。人口减少了，地租和租地农业者的利润，却不断增大起来。不过，利润的增大，不像地租那样行之以渐，那理由是容易理解的。在一方面，随着小租地的集中化与耕地的牧场化，总生产物中转化为剩余生产物的部分增大了，惟其如此，总生产物纵然减少，其中的一部分即剩余生产物，却仍有所增加；在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肉类，羊毛等市场价格腾贵的结果，剩余生产物在货币价值上的增进，比之其量的增大，更为急速。

由生产者自身消费的生产物，不是商品。在同一意味上，只当作生产者自身的职业手段和生活资料，而不并合他人的劳动，以增殖其自身价值之分散的生产手段，也不是资本。使用在农业上的生产手段量，虽随人口减少而减少，但使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大了。因为这是从前分散的生产手段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的结果。

除农业外，爱尔兰投用在工商业上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来的不断的大变动下，徐徐有所蓄积。但这种资本之个别构成部分的累积，却反而来得迅速多了。并且，这种总资本的绝对的增大虽小，但与减缩的人口数比较起来，又显示它相对地在着着增加。

在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这过程，对于支持古典派经济学的以次教义，是再好没有了。那教义是说：穷困系由绝对的过剩人口产生；一旦人口减退，均衡重又恢复。爱尔兰的实验，较之过去为马尔萨斯信徒所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黑死病，是遥为重要了。但这里应顺便一言的是：想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及与此生产关系相照应的人口情形之上，那只能说是学校教师的素朴；而且，那还不仅是素朴，并把以次的事实忽略了。即紧随上述黑死病及人口减少而起的现象，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是农民得到解放，和他们的财富的增加，反之，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则是相反地增进他们的隶属状态，增进他们的贫困[123]。

爱尔兰由1846年的饥馑，牺牲了一百万以上的人命。但被牺牲的，都是贫乏的人。对于同国的财富，没有给予一点损害。此后二十年的国外移住，不断有所增加的国外移住，并不曾破坏生产手段和使用生产手段的人类。这是与三十年战争不同的地方。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方法，把贫民由穷乏的舞台，驱遣到数千里以外。往美洲合众国移住的人们，会逐年向故国的残留者，汇回一定额旅费。这样，今年移出的一队，到明年就能带出其他一队，结局，向国外移住，就不但不加爱尔兰何等负担，且宁为其输出贸易之最有利的一个部门。最后，国外移住还成为一个组织的过程，它不单是偶尔排去人口的一部分，且由年年汲出的人口，超过年年依出产补充的人口的方法，使绝对的人口水准，逐年低落[124]。

然则国外移住，对于那些残留在国内的，由过剩人口得到解放的爱尔兰劳动者，该有怎样的影响呢？那影响是：相对的过剩人口，就在今日，也还和1846年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工资是同样低廉；劳动上的痛苦增大了；农村地方的贫困，更唤起了一种新的危机。其原因是简单的。在国外移住的当中，农业是在以同一的步调推行革命；相对的过剩人口的生产，较之绝对的人口减退，还要来得迅速。我们一看C表，就知道爱尔兰的耕地牧场化，比较英格兰的耕地牧场化，是定然要作用得更加尖锐的。在英格兰，牧畜与野菜类的栽培，虽然都称发达，而在爱尔兰，则实有所减退。从前耕作的土地，有许多休耕了，或者永久转化为草场；从前未经利用的荒地或泥泽地，则有一大部分在用以扩展牧畜。较小的及中层的租地农业者——我把未耕作到一百亩以上的租地农业者，都算在这个部类——现今仍约占总数十分之八[125]。他们在以空前无比的程度，为那些从事资本经营的农业所压迫，并且乃不绝对于工资劳动者阶级，供给新的补充队伍。爱尔兰的唯一大工业，就是亚麻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上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不多，所以，由1861年至1866年棉花腾贵以来，这种工业虽颇有扩张，但它所使用的人数，仍只是全人口中的一个无关重要的部分。并且，在这种工业方面，也正如在其他一切大工业上一样，那怕就在它所吸收的人口数在绝对增大的场合，也往往要因其自身范围内所生的不断变动，而不绝造出相对的过剩人口来。农民的贫困，是大衬衣制造厂及其他工厂的基础，而此等方面的劳动者队伍，则大抵是散在国内各地。在这里，我们重又碰到了以前描述过的家内劳动制度，那制度，是由过少的给付，与过度的劳动，作为人口过剩化的有组织的手段。最后，爱尔兰的人口减退，虽然没有像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国家那样带来破坏结果，但在国内市场上，也并不是没有引起不断的反应作用。由人民移住国外所造成的空隙，不单是使地方的劳动需要缩小，且还使零卖业者，手工业者等等小本经营者的一般收入缩小。E表所表示的60镑至100镑的所得的减退，即由于此。

关于爱尔兰农村日佣劳动者的状态，在爱尔兰救贫法监督官的报告（1870年）[126]中，有一个简单扼要的叙述。此等监督官，因为是这样一个政府的官吏，这个政府，只是由刺刀和或明或暗的戒严状态所维持，故不得不在措辞上十分审慎，那是英格兰同僚们所蔑视的。但虽如此，他们仍不让其政府安眠在幻想中。据他们说，农村地方的工资率，仍极低下，而这低下的工资率，还算经过了最近二十年间百分之50乃至60的昂腾。现今一周间的平均工资，为六先令乃至九先令。然而隐在这外表上昂腾之背后的，是现实工资的低落。因为工资的昂腾，决没有与同一期间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昂腾，保持均衡。试从爱尔兰某一贫民收容所的政府计算，摘出其精华，作为例证吧。

一周每个人的平均生活费

与二十年前比较起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足为两倍，而衣类的价格，也恰为两倍。

就把这种不均衡撇开不说罢，单是比较由货币所表现的工资率，也不会给予我们以正确的结论。在饥馑以前，农村工资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以货币支付的，只不过一极小部分；而在今日，则是以货币支付为通则。单凭此种事实，就会生出以次的结论，即：不管现实工资的变动如何，工资的货币率是非增腾不可的。“在饥馑以前，劳动者还有一块可以栽培马铃薯，饲养豚或家禽的土地，然至今日，他须购买一切生活资料；由出卖豚，家禽，乃至鸡卵而得的一切收入，都丧失了[127]。”其实，在从前，农业劳动者与小规模租地农业者，没有何等显然的区别；他们多半是靠中型租地与大型租地来确保自己职业的人口阶层。他们成为纯粹的工资劳动者阶级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特殊阶级，通过货币关系，而与工资给付者相结合，那只是1846年灾变以来的事。

他们在1846年的住宅状态如何，我们是知道的。自是以后，那种状态更形恶化。农业上的日佣劳动者，是在一天一天减少，但他们有一部分，迄今尚住在租地农业者保有地的小屋中，那种令人战栗的拥挤状况，为我们提供了英国农村地方在这方面的最坏的标本。这事实，除了亚尔斯塔若干地区外，所有在南部考克，里梅利克，基尔尼诸州，在东部威克洛，卫克斯福尔德诸州，在中部金斯，昆斯，杜伯林诸州，在北部斯里果，罗斯卡蒙，梅约，加尔威易诸州，都一般地通行。一位救贫监督官厉声说：“农村劳动者所住的小屋，简直有伤基督教及本邦文明的面目”[128]。为使日佣劳动者更加爱好这种小屋，不知在什么时代附着于其住宅的一片土地，也被有组织的没收了。“他们生存是全依靠地主及其代理人的感觉，竟使他们对于那些把他们看作无权利的人种看待的人们，在内心生起一种反抗憎恶的念头”[129]。

农业革命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扫除那些位置在劳动场所的小屋。这个扫除工作，在以极大的规模进行，俨然是奉旨扫除一样。其结果，许多劳动者，就不得不在村落与都市，寻求隐身的场所。他们宛如废物，被投进那些最不良区域的屋顶室中，窖穴中，地下室中以及角落中。爱尔兰人对于家庭的稀有的怀乡心，对于精神上的欢乐，对于家庭生活的纯洁，是一向著称的。他们有几千这样的家族，突然被移植到了恶德的暖房中，这是囚于国民的偏见的英国人，也肯证言的。成年的男子，现在都得在邻近租地农业者那里找寻工作，那些租地农业者只肯以最不确实的日雇工资形态雇用他们。加之，“他们到劳动的场所，须在长距离之间往来。途中往往被淋湿了，或遭遇其他种种困难，以致时常惹起衰弱，疾病，而陷于穷乏”[130]。

“在农村地方被视为过剩劳动的人，逐年都得由都市方面收容”[131]。由是世人对于“都市及村落劳动者过剩的时候，若干农村地方竟缺乏劳动者，或怕要缺乏劳动者”[132]，感到奇怪。其实这种劳动缺乏之感，只限于“春秋二季，农业劳动繁忙的季节”，而“在其他季节，许多劳动者，都无所事事”[133]那就是说：“由收获主要农作物即马铃薯的十月，至翌年早春的时间……他们都无工可作”[134]而且，那怕就在繁忙季节罢，“也有一连几天不劳动的时候，也不免要碰着一切种类的劳动中断”[135]。伴随农业革命——如耕地牧场化，机械的利用，以及严格意义的劳动节约等等——发生的这种结果，因标本地主，因那些不消费其地租于国外，而屈居在其爱尔兰领地内的土地所有者，进一步严重化了。为了不使需要供给法则受到妨碍，这些绅士们，“主要由小租地农业者，取得劳动供给。那些租地农业者，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得应地主的要求去劳动。他们的工资，比较普通日佣劳动者的工资率为低；并且，如像在播种期或收获期那样的重要时期，他们虽然眼见自己农作物受到不利益或损害，也不得稍有顾虑”[136]。

这种雇佣不确定与不规则的事实，劳动停滞现象会不断再现且经久持续的事实，是相对过剩人口的征候，此等征候，都在救贫法监督官报告中，当作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痛苦原因而指出了。我们当记得：英格兰的农业无产阶级，也有过同样的现象。但其间有一不同之点，就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其工业上的预备军，是由农村地方得到补给，而在农业国爱尔兰的农业预备军，则是由那成为农村劳动者避难所的都会取得补充。在英格兰，农业上的过剩劳动者，转为工厂劳动者，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都会的农业劳动者，虽然压迫着都会的工资，但他们仍旧是农业劳动者，会不绝为求得劳动，而被送还到农村地方去。

救贫法监督官曾概述农业日佣劳动者的物质状况如次：“他们虽过着极端俭约的生活，但其工资，对于供给一家的食物和支付房租，仍嫌不够。要为自身及妻子添制一点衣服，势须设法求得其他财源。……他们小屋中的那种氛围气，与其他方面的困乏情形配合起来，使他们这个阶级格外容易受到窒扶斯和肺结核的侵袭”[137]。据监督官们的报告所异口同声地证明的，在这种状态下，无怪他们这个阶级渗透了阴郁的不满，使他们对过去憧憬，对现在嫌恶，对将来绝望，终至委身于“煽动家之邪恶的影响”，除了想移住美洲以外，再没有其他何等有恒的观念。这就是乐土，是绿的爱尔兰，由伟大的马尔萨斯万应丹即人口减少所转化成的乐土！

然则爱尔兰的工业劳动者，是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呢！那由下面一个例子可以征知。英国工厂监督官洛巴特•贝克尔（Robert Baker）说：“当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我发现同地某一熟练劳动者，是这样努力，成就他的子女的教育。我照他亲口的供述，写在下面。他为一熟练劳动者，因我见他是被使用在供给孟彻斯德市场的商品的制造上。约翰生——我是一个槌工，每周由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是由上午六时上工，午后十一时下工，星期六则在午后六时下工。并有三小时的食事及休息时间。我有五个子女。我一周劳动所得工资为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和我在一处劳动，她每周的工资为5先令。长女十二岁，照管家务。她是我们一家的厨役，一家唯一的仆人，她照料弟妹上学。每早通过我们住宅旁边的小姑娘，在五点半钟唤醒我。我和妻一同起床去上工。在上工以前，我们什么都不吃。长女则终日照料弟妹。我们工作到八点钟，才回家来吃早饭。每星期，只用一回茶。有时吃燕麦粥，有时吃玉蜀黍粥。到了冬天，则在玉蜀黍粥里渗点砂糖和水。在夏天，我们吃点马铃薯，那是在我们自己小庭园栽种的。没有马铃薯，还是吃粥。我们间或也用点牛奶。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我们一直是这样过下去。夜间，工作终了，我们极其疲劳。有时，我们也会见到一片肉，但那是太稀罕了。我们有三个小孩上学，其费用，每人每周约要1便士。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就再便宜，每两周间也要1先令6便士”[138]。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在实际，爱尔兰的穷乏，现今仍成为英格兰日常的话题。由1866年终末到1867年初叶，有一位名为达斐林勋爵（Lord Dufferin）的大地主，曾在《泰姆士报》上从事这个问题的解决。“这该是如何有人味的大地主！”

据前揭E表，我们知道：在1864年，总利润为4,368,610镑，就中为三位货殖家所攫有者，不过262,610镑。然至1865年，这三位大“节欲家”在总利润4,669,979镑中所攫有者，已达到274,448镑。在1864年，有26位货殖家，攫有646,377镑；在1865年，28位货殖家，攫有736,448镑。1864年，121位货殖家，攫有1,069,912镑；1865年，186位货殖家，攫有1,329,916镑。1864年，1131位货殖家，攫有2,150,818镑，约当年利润总额之一半；1865年，1194位货殖家，共攫有2,418,933镑，占年利润总额一半以上。但因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以极少数大地主，在逐年国民地租总额中，竟攫有这么巨大的分额，所以英国国家的智慧，觉得对于地租的分配，还以不提出像利润分配那样的统计资料为得策。达斐林勋爵就是这种大地主之一。说地租与利润常为“过多”的观念；或说此种过多，常与人民贫乏的过多有某种关联的观念，皆是“不名誉的”，“不健全的”。他是完全根据事实。那事实就是：爱尔兰人口减少，地租却随之增大。由是，人口的减少，于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于土地，于那些只被看作是土地附属物的人民“有利”。惟其他根据这种事实，故倡言：爱尔兰的人口，现今还是过剩；国外移住之流，还太缓慢。要使爱尔兰享有完全的幸福，今后至少还须排出三十几万劳动者人口。山格拉得派（der Schule Sangrados）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的时候，往往是命其放血，还无起色，还再放血，直到病者的病没有了，血也没有了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把这位地主（且为诗人）与山格拉德派医生同样看待。他只要求放出三十几万的血，但要爱尔兰得到一千年太平，则非放两百万的血不可。这证据是容易提供的。

爱尔兰在1864年的租地数及其面积[139]

数

英亩

（1）1英亩以下

48,653

25,394

（2）1亩以上5英亩以下

82,037

288,916

（3）5亩以上15英亩以下

176,368

1,836,310

（4）15英亩以上30英亩以下

136,578

3,057,343

（5）30英亩以上50英亩以下

71,961

2,906,274

（6）50英亩以上以100英亩以下

54,247

3,983,880

（7）100英亩以上

31,927

8,227,807

（8）总面积

——

20,319,924

由1851年至1861年之间的集中结果，主要是使1英亩以下到15英亩的前三部类的租地，被剿灭了。这些租地，是有首先剿灭之必要的。结局，产生出了307,058个“多余的”租地农业者，如低低估计他们一家平均为四人，则其总人数将达到1,228,232人。如其作一过分的假定，说在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得再被吸收，其结果，就有291,174人，待移住外国。至若属于第四部类至第六部类的15英亩以上，100英亩以下的租地，用以从事资本主义的谷物耕作已嫌小，用在牧羊的目的上，则成为近于零的面积，这是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由是，在上述的同一假定下，更有768,761人要移住国外。与前者合计，即为1,709,532人。因为食欲是由吃当中生出来的，在爱尔兰地主的眼中，立即发现了：有3,500,000人口的爱尔兰，仍时常闹着穷困，乃因为它的人口过多了。因此，要使爱尔兰变为英格兰的牧羊场与放牧场，它的人口还必须进一步减退[140]。

但好像这个世界的其他一切好事一样，这个有利的方法，也有它的短处。地租在爱尔兰蓄积，而爱尔兰人则以同一步调，在亚美利加蓄积。被羊子和公牛驱往国外的爱尔兰人，再以斐理亚团员（Fenior）的名义，崛起于大西洋的彼岸。巨大的新兴的共和国，面向着海对岸的老女皇，日益增加其威胁地，昂起头来：

辛酸的命运，使罗马人漂浪着，

残杀同胞的罪孽呵！

[1]马克思著：《工资劳动与资本》。——“民众所受的压迫程度不变，则一国无产者阶级人数愈大，其国乃愈富。”（柯林Colins著：《经济学，革命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源泉》巴黎1857年第Ⅲ卷第331页。）从经济学上来考察，所谓‘无产者阶级’，不外就是生产‘资本’增大‘资本’的工资劳动者，只要他们对于贝魁尔（Pecqueur）所谓‘资本君’的价值增殖欲望，一旦成为多余的，他们马上就要被驱逐的。“原始森林的病弱的无产者”，乃是罗雪尔心中的美妙的幻想。原始森林的栖息者，就是原始森林的所有者。他像猩猩一样，无所忌惮地，把原始森林看为自己的所有。所以，他不算是无产者。必须是原始森林利用他，不是他利用原始森林，他方才成为无产者。就健康状态说，这种人不单足与近世无产阶级相比较，且还足与梅毒的瘰疬的上流阶级相比较。不过，罗雪尔先生所谓原始森林，恐怕就是他的故乡里奈堡的丛林罢。

[2]约翰•白拉斯著：《设立工业大学的建议书》第2页。

[3]孟德维尔著：《蜜蜂寓言》第5版伦敦1728年评述第212页，213页228页。“有节制约生活和不断的劳动”（著者的思想，是说尽可能延长劳动日，尽可能减少生活资料），“是使贫者有合理的幸辐”，“使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及他们在政治上的高官和代理人）富而有力的直接的路。”（《工商业论》伦敦1770年第54页。）

[4]艾登所应问的，宁是“市民制度”究从何产生。他由法律幻想的立场，不认法律为物质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却反而以生产关系为法律的产物。对于孟德斯鸠的幻想的“法的精神”林格（Linguet）单用“法的精神即是所有权”一语，就把它全盘推翻了。

[5]艾登著：《英国贫民的状态》或《劳动阶级史》第Ⅰ卷第Ⅰ篇，第Ⅰ章第1页第2页。序文第20页。

[6]如其读者记起1798年刊行《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我就要以下面的事实，提醒读者。就那部书最初刊行的内容来说，它也不过是对于德福（Defoe），斯杜亚，汤生德（Townsend），富兰克林，瓦拉斯（Wallace）一辈人的言论，加以小学生样浅薄的，僧侣样改头换面的剽窃。那里面没有包含一个独创的命题。至那部小书所以会名噪一时，全是由于党派利害的关系。在当时，法兰西的革命，已经在不列巅联合王国，找到了热心的拥护者。“人口的原理”，是在十八世纪慢慢演成的；嗣后便在一个大社会危机当中，大擂大鼓的，被吹得像似康多塞（Condocet）等等学说的有效的消毒剂；英国的寡头政治，也把它看作是一切渴望人类进步的热望的大铲除器，报之以欢呼。马尔萨斯对于他自己的这种成功，也大为惊愕的，他于是进而着手改编他的《人口论》，把各种皮毛搜集的材料，塞进旧的构造中，并追加一些非由他发现，不过由他拼凑的新材料进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虽为英国国教会的僧侣，却立过严守独身的修道院的誓言。因为必须如此，他方才能够取得新教的剑桥大学的校友资格。“我们不容许既婚者为校友会会员，一经结婚，就会取消他的校友资格。”（剑桥大学委员会会报第172页。）这种事实，使马尔萨斯对于其他新教僧侣，显示了一种有利的区别，即其他的新教僧侣，一方面脱弃僧侣应该独身的加特力教的命令，主张以“多生多殖”为特殊的圣经的使命，到处以不体面的程度，贡献于人口的增殖，但同时却又向劳动者宣论“人口的原理”。这里有一个特征的现象，就是经济上的原始罪恶，亚当的苹果，急迫的情欲，以及僧侣汤生德滑稽称说的“挫钝古比德神的剑的各种障碍”——这诸种事实，都为新教神学或新教会的人所独占，所继续独占着。除了有创见的，才气横溢的威尼斯牧师奥特土（Ortes）一人而外，所有的人口问题的论者，差不多都是新教僧侣。

把讨论这个问题的小僧侣们暂置勿论，如近世人口论集大成的《动物体系论》（勒登1767年刊。这书的观念，系得自魁奈及其老弟子米拉波间关于人口问题的论争）的著者布洛克纳（Bruckner），其次如僧侣瓦拉斯，如僧侣汤生德，如僧侣马尔萨斯及其弟子大主教汤玛斯•查尔麦斯（Thomas Chalmers），都是新教的僧侣。在最初，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为霍布士，洛克，休谟等哲学者，为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腾普尔（Temple），沙里（Sully），德•韦特（De Witt），诺兹（North），劳（Law），凡德林（Vanderlint），阚梯龙，富兰克林等实业家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收到最大结果的，是配第，巴贲（Barbon），孟德维尔，魁奈之流的医生。就在十八世纪中叶，当时显著的经济学者僧侣杜克尔（Tucker），还声辩他为什么要研究财神。然此后，新教僧侣的丧钟，正是用这个“人口原理”敲起来的。配第把人口视为是富之基础，他和亚当•斯密同样为僧侣的公然的敌人，他好像预觉到了他们这种拙劣的干涉，所以说：“僧侣最肯制欲的时候，就是宗教最繁盛的时候；那正如同我们前此说到的法律一样，法律家最少作为的时候，就是法律最有效果的时候。”因此，他忠告新僧侣们说：假若诸君遵从使徒保罗的教言，由独身而“制欲”，“诸君所造出的教职者，就不致超过现在寺产所能吸收的人数。换言之，英国兰和威尔斯仅有一万二千教职的时候，诸君造出二万四千教职者，实为不智。那时候，得不到教职的一万二千人，就得寻求谋生的路。他们要达成这种目的，最简而易行的方法，就是向着世人，记已有教职的一万二千人，在毒害并饥饿世人的灵魂，在迷混他们走向天国之路。”（配第著：《赋税论》伦敦1667年刊第57页。）亚当•斯密对于当时新教僧徒们的态度，也可由以次的事实征知。参看“一封给亚当•斯密博士的书信：论其友人休谟之生涯与哲学。”（所谓基督教徒的一份子著：第四版，牛津1784年。）诺尔维克市的僧正霍尔尼博士（Dr. Horne），曾根据下述的理由，非难亚当•斯密，那就是亚当•斯密在给斯特拉罕（Strahan）的公开信中，要“使他的朋友大卫（即休谟）成为不朽”，并昭告于世，说“休谟在临终的床上，尚读《卢细安》与《荷伊斯特》自娱，”此外，他还这样鲁莽地描述休谟，说“在他看来，休谟无论在其生前在其死后，都常常在人间脆弱性许可的范围之内，和全智有德的人物的理想相接近”。对于他这些议论，那位僧正愤然谴责地说，“先生，你把一个对于整个宗教抱着不可救治的反感的人的品性和行为；把一个用全幅精力，在人类间，破坏，抑压，铲除宗教精神，如其可能，当使其名字不复留于记忆中的人的品性和行为，表示为‘全智有德’，这是得当的么？”（前书第8页）“真理的爱好者，不用丧气啊！无神论是不会永久存续的。”（前书第17页）亚当•斯密“抱有在国内传播无神论的可怕的恶意。”（这是就他的《道德情操论》说的）“大体说来，博士先生，足下的手段是高明的。但这次我相信足下不会成功。足下想依大卫•休谟的实例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无神论是元气缺少者的唯一的亢奋剂，是死的恐怖之切当的解毒剂。……足下只好向着成为废墟的巴比伦微笑啊！只好向覆灭在红海中的无情的巴诺王祝福啊！”（前书第21页第22页。）

有一位正统基督教徒，亚当•斯密的同学，曾在斯密死后，这样描述他：“他对于休谟的友谊……使他不克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他对于他所爱好的公正人的话，几乎没有不相信的。假若他是有创见的天文学者霍洛克斯（Horrox）的友人，他也许会相信：即令没有云的作用，月亮有时也会在澄澈的天空中消灭。……他在政治上的主义，接近共和论。”（杰姆斯•安徒生著：《蜜蜂计》十八卷，爱丁堡1791年至1793年第三卷第166第165页。）僧侣汤玛斯•查尔麦斯就猜想，亚当•斯密发明“不生产的劳动者”这个范畴完全是出于恶意，专门拿来影射新教僧侣的，虽然这些新教僧侣在主的葡萄园中，也有他们的被祝福的工作。

[7]第二版注：“不论为工业劳动者，抑为农业劳动者，他们受雇的限界总是一样的。这个限界就是，由他的劳动生产物，雇主有敲出一个利润的可能。如其工资率太高，致雇主的利得，降到资本的平均利润以下，雇主就不会雇佣劳动者；要他们续雇，就只有劳动者承认把工资减低。”（约翰•韦德John Wade著：《中等阶级及劳动阶级之历史》第241页。）

[8]参看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6页以下。

[9]“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研究，认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为什么人类会陷在他自己的生产物（即资本）支配之下，甚至成为资本的隶属这一件事，就似乎完全不能理解了。但因为在现实上，这种隶属是毫无疑问地存在，所以我们就不禁要提起以次的问题：即，劳动者怎样会由资本支配者（因为他们是资本的创造者），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屠能Von Thünen著：《孤立国》第二卷，第二篇，洛斯托克1863年第5页6页。）提起这个问题，是屠能的功绩，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幼稚不过的。

[10]第四版注：“最近在英美两国发达的托拉斯，至少是要由这个方法达到上述的目标；那就是，把一切属于同一营业部门的大经营统合超来，使成为实际上拥有独占权的一个大股份公司。”——F. E.

[11]第三版注：关于这点，马克思的藏本，附有以次的标注：“这里附加一言，以供后来参证。即，资本的扩大，如果不过是量的扩大，则就同一营业部门的或大或小的资本而言，利润的大小，是与垫支资本的大小成比例。如量的扩大，伴有质的变化，则大资本的利润率，同时也会提高的。”——（F. E.）。

[12]据英格兰与威尔斯的户口调查：从事农业的全体人数（包括土地所有者，租地农业家，园丁，牧羊者等），在1851年为2,011,447人；在1861年，为1,924,110人，计减少87,337人。毛绒线制造业在1851年为102,714人，在1861年为79,242人。丝制造业，在1851年为111,940人，在1861年为101,678人。印花布染业，在1851年为12,098人，在1861年为12,556人。就最后这种产业说，它的规模虽异常扩大了，但人数增加，是极有限的，被雇劳动者数，与其规模相比较，其实是大大减少了。制帽业在1851年为15,957人，在1861年为13,814人。草帽及软帽制造业，在1851年为20,393人，在1861年为18,176人。麦芽制造业，在1851年为10,566人，在1861年为10,677人。蜡烛制造业，在1851年为4,949人，在1861年为4,686人——这种减少，主要是由于汽油灯的推广。制梳业在1851年为2,038人，在1861年为1,478人。锯木业在1851年为30,552人，在1861年为31,674人——这种仅少的增加，是由于锯木业的流行。制钉业在1851年为26,940人，在1861年为26,130人——这种减少，是机械竞争的结果。在采铜锡业上的劳动者，1851年为31,360人，1861年为32,041人。而绵花纺织业上的劳动者，1851年为371,777人，1861年为456,646人。炭矿在1851年为183,389人，在1861年为246,613人。“总之，自1851年以后，劳动者增加最显著的方面，都是到现今使用机械尚没有良好成绩的诸产业。”（《1861年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第Ⅲ卷伦敦1863年刊第35页36页37页以下。）

[13]可变资本相对量累进减少的法则，以及那种法则在工资劳动者阶级状况上所生的影响，在古典派经济学者中已有若干卓绝的学者感到了，但没有充分把它把握着。其中在这方面留下最大功绩的，要算约翰•巴登（John Barton），虽然他和一切其他古典派经济学者一样，把不变资本和固定资本混同了，把可变资本和流动资本混同了。他说：“劳动的需要，不是系于固定资本的增加，而是系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如果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则会在实际上得出的结论是，被雇劳动者数，与国家之富成比例。不过，这个假定，殊与实际情形不合。随着技术进步及文明普及，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的比率，会不绝增大。英国生产洋纱一匹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比印度生产纱布一匹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有一百倍，也许竟有一千倍。反之，其流动资本额，则不过后者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纵令把逐年节蓄的全部，都化为固定资本，那也不会在劳动需要的增加上，发生何等影响。”（巴登著：《论各种影响社会劳动阶级状态之情形》伦敦1817年刊第16页17页。）“使国家纯收入增大的原因，同时就是使人口过剩，使劳动者阶级状态恶化的原因。”（里嘉图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第469页）。与资本的增加相比，“劳动的需要，是在递减。”（前书第480页注。）“决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得自行变化，而与总资本的变化相独立。雇佣上的大变动与劳动者的困乏，得随资本自身的丰富，而益加频繁。”（琼斯著：《经济学导言》伦敦1833年刊第13页。）“劳动需要……的增加，不与一般资本的蓄积成比例。……从而，预定用在再生产上的国民资财的增加，将因社会益益进步之故，以致对于劳动者的地位，仅能发生益益小的影响。”（兰塞著：《财富分配论》第90页91页。）

[14]麦利维尔（H. Merivale）著：《殖民及殖民地讲话》伦敦1841年及1842年第一卷第146页。

[15]马尔萨斯著：《经济学原理》第254页第319页第320页。在这书中，马尔萨斯借着西斯蒙第之助，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好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剩——那是极微妙的三个怪物！参看恩格斯著：《国民经济批判纲要》第101页以下。

[16]马铁努（Harriet Martineau）著：《孟彻斯德的罢工》1842年刊第101页。

[17]就在1863年棉花匮乏的当时，布莱克朋市棉纺工人，曾发表一个猛烈非难过度劳动——工厂法实施的结果，这种过度劳动，当然只影响于成年男工——的小册子，其中说：“这个工厂的成年工人，每天要做12小时乃至13小时的劳动，尽管同时有几百个被迫没有事做的劳动者，为了要维持家族的生活，且为了要防止同侪过度劳动而早死的现象，情愿担任一部分时间的劳动。”又说：“我们要问：像这样使若干劳动者超过时间来劳动的办法，究会在雇主和被雇者间，造出好感吗？过度劳动者与强迫不劳动者，同样会感到不公平啊。如其作适当的配分，这个地方的一切劳动者，将都会有职业。我们的要求，是合法的，因为我们不过请求雇主，至少，在现状转好以前，与其使一部分劳动者，因无工可作，而不得不依慈善生活，同时却使别的劳动者作过度的劳动，就不如一般地把工作时间缩短。”（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页。）《工商业论》的著者，也用他的通常没有错误的资产阶级的本能，理解了相对过剩人口所及于就业劳动者的影响。他说“在这个王国内，怠惰的另一原因，就是劳动者人数，还嫌不充分。……当制造业有非常的需要而感到劳动不足时，劳动者就会感到自己的重要，同时使雇主也这样感觉。这是值得惊异的。他们的性情，实堕落不堪；在那种场合，一群一群的劳动者会团结起来，以虚度终日的手段，来苦恼雇主。”（《工商业论》第27页28页。）这些家伙是要求工资提高。

[18]《经济学界》杂志1680年6月21日。

[19]在1866年的下半期，伦敦有八万乃至九万劳动者失业了。然该半年的工厂报告却说：“说需要恰好会在必须有供给的瞬间，造出供给，那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以劳动而论，就不是如此。去年有许多机械，就因为缺乏劳动力，不得不停顿。”（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6年10月30日是第81页。）

[20]1875年1月15日，当时伯明翰市市长，即今日（1883年）商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该市卫生会议席上的开会致辞。

[21]1861年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中说：“781个都市的居民，已达到10,960,998人之多，而村落及农村教区的居民，则不过9,105,226人。……1851年的都市计为580处，其人口，差不多与农村诸地方的人口相等。然在此后十年间，农村地方的人口，仅有五十万人的增加，而同时580处都市的人口，则有1,554,067人的增加。前者的增加为6.5%，后者的增加，则为17.3%。两者在人口增加率上所以发生这种差别，乃因农村人口向都市移住。人口的总增加，有四分之三是在都市方面。”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

[22]“贫困似乎有利于生殖。”（亚当•斯密著：《国富论》第一篇第8章第185页。）依照精明而富于才气的僧院长加里安尼（Galiani）说，那种事实，还是出于造物主的特别智慧的安排呢。他说：“经过造物主的安排，担任最有用职分的人，都出生于富裕的境遇中。”（加里安尼著：第78页。）“贫乏就令达到了饥饿与恶疫的极度，也不但不足以妨阻人口的增殖，且反有促进人口增殖的倾向。”（兰格S. Laing著：《国难》1844年第69页。）兰格以统计解释这种事实以后，更继续说：“如其一切人民都位置在舒适境遇中，地球上的人口必会迅趋于减少。”

[23]“下面的一切事实，是一天一天更明白了，那就是：资产阶级所依以运动的生产关系，没有统一的单纯的性质，但有一种两重的性质；在这种关系下，富足生产出来了，贫困也依同一比例生产出来了；在这种关系下，生产力在发展着，而对于生产力的抑制力，也在依同一比例发展；而且，此等关系所以能为市民即资产阶级造出财富，就因为它同时会不绝破坏这个阶级内一部分成员的富，并造出一个连续增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第116页。）

[24]奥特士著：《国民经济论》第6篇1777年库斯托第编《意大利经济名著》近世篇第21卷第6页9页22页25页等处。奥特士更在同书（第32页）说：“我不要设计一些于人民幸福无所益助的制度，不过研究他们不幸的原因。”

[25]一个希望人类幸福者（即僧侣约瑟夫•汤生德）著：《论救贫法》1786年伦敦1817年重刊第15页39页41页。汤生德这部著作及其所著《西班牙旅行记》，马尔萨斯屡屡是一连几页的抄录，但这位优闲僧侣自己的学说，则有一大部分采自斯杜亚，虽然他在抄录时很有改窜的地方。例如，斯杜亚说：“在这种奴隶制度之下，有一种使人勤勉（为了非劳动者的利益）的强制方法。……那些人因为是别人的奴隶，都是被迫去劳动（那就是白替人劳动）。现今，却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欲望的奴隶，故被迫去劳动（白白地，为非劳动者劳动）。”不过斯杜亚虽如此说，但不像肥头胖肉的僧院主持汤生德那样，说工资劳动者应当常常挨饿。反之，他是主张增加工资劳动者的欲望，使他们的增大的欲望，成为一个为优闲阶级劳动的刺激。

[26]斯托齐著：《经济学教程》圣彼得堡1815年第Ⅲ卷第223页。

[27]西斯蒙第著：《新经济学原理》第Ⅰ卷第78页79页80页81页85页。

[28]特托拉西著：《论意志及效果》第231页。

[29]《国内收入委员会第十报告》伦敦1866年第38页。

[30]前书。

[31]这些数字，用在比较的目的上是很适当的。但绝对地说，却是虚伪的，因为每年恐怕有一万万镑的所得，没有公布出来。关于这点，国内收入委员会在每一次报告中，都指责那有组织的欺瞒，特别是商工业方面试行的欺瞒。例如，说：“某股份公司，其申报应课税的利润为6,000镑，税务员却计算有88,000镑，结局乃照税务员的计算征收。另有一个公司的申报额为190,000镑，但后来迫而承认实有250,000镑。”（前书第42页。）

[32]前揭《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第三卷第29页。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s）认为：英格兰的土地，由150个地主领有一半；苏格兰的土地，则由12个地主领有一半。他这种主张，是从不会被人否认过的。

[33]《国内收入委员会第四报告》伦敦1860年第17页。

[34]这是纯所得，法律所认可的一定额已经扣除了。

[35]当时（1867年3月）的印度及中国市场，已由英国棉制品的输运，而感到供给过多了。1866年，棉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减低5%；翌年遂引起布勒斯吞二万人的罢工。（这是跟着袭来的恐慌的前奏曲——F. E.）

[36]《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第三卷第11页。

[37]1843年2月13日，格莱斯登在下院的演说。（《泰晤士报》1843年2月14日号《议会速记录》同年2月13日。）

[38]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登在下院的演说《晨星报》同年4月17日。

[39]参照蓝皮书的官报《联合王国杂录统计》（第四部伦敦1866年第260页至273以下）中所载。且不说孤儿院及其他机关的统计，就是主张支给孤儿津贴的教务杂志，也可为左证。此等杂志从未忘记生活品的昂贵情形。

[40]1864年4月7日，格莱斯登在下院的演说。据议会速记录是说“一般说来，人生在多数场合，不外是生存竞争”——英国有一位著作家，曾引述莫里埃（Molière）下面的文句，来显示格莱斯登1863和1864年预算演说中所含的连续而显著的矛盾：

“你看这个人是怎样。他由白到黑。

他在早上，会对他夜中的意见谴责；

他惹人烦恼，也苦恼他自己，

他时时更换他的精神，像时时更换衣服。”

（《交换论》伦敦1864年第135页）。

[41]亨利•福塞特著：《英国劳动者的经济地位》第67页82页。劳动者所以会更须依赖零卖商人，是因为他们的职业不确定，并且有失业的可能性。

[42]说“英格兰”时，除英格兰外，常把威尔斯包括在内；说“大不列巅”时，更含有苏格兰在内；说“联合王国”时，除以上三者外，尚把爱尔兰包括在内。

[43]亚当•斯密有时把workhouse（贫民收容所）一字，和Manufactory（制造厂），用在同一意义上，这件事，对于他以后的进步，投下了特殊的光明。例如，他在“分工论”一章劈头就说：“被雇在各种不同作业部门的人，常常可以集合在同一workhouse中。”

[44]“公共卫生第六报告1863年”伦敦1864年第13页。

[45]前书第17页。

[46]前书第13页。

[47]前书附录第232页。

[48]前书第232页233页。

[49]前书第14页15页。

[50]“公然无耻地把人权供所有牺牲这件事，是在劳动阶级住宅方面最为厉害。任何大都会，都可以视为是人间的牺牲所，都可以视为是祭坛，那里逐年会把几千人，当作贡品，贡献给贪欲的摩洛克火神。”（兰格著：《国难》1844年第15页。）

[51]“公共卫生第八报告”伦敦1856年第14页注。

[52]前书第89页。亨德尔博士曾就这种贫民窟的儿童，描述如次：“在贫民这样拥挤群居以前，他们的儿童，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教养，我们不知道。但到现在，他们的儿童的生活情形，却是半裸体的，闹酒的，卑亵的，喧哗的，与各种年龄的人，胡闹到半夜。他们在我国堪称为空前恶劣的境况下，受一种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只有大胆的预言家才敢断言受过这种教育的人，长成后会怎样作为。”（前书第5页。）

[53]前书第63页。

[54]“圣马丁区卫生官吏报告1865年”。

[55]“公共卫生第八报告伦敦1866年”第91页。

[56]前书第88页。

[57]前书第89页。

[58]前书第55页56页。

[59]前书第149页。

[60]前书第50页。

[61]布拉德福市某一劳动者保险公司代理处制成的表：（公共卫生第八报告第111页）

吴尔侃街122号

1室

16人

伦姆勒街13号

1室

11人

波威尔街41号

1室

11人

卜特兰街112号

1室

10人

哈狄街17号

1室

10人

诺尔兹街18号

1室

16人

诺尔兹街17号

1室

13人

怀麦尔街191号

1室

成年8人

约威特街56号

1室

12人

乔治街150号

1室

3家

来佛尔•可特•马利格街11号

1室

11人

马雪尔街28号

1室

10人

马雪尔街49号

3室

3家

乔治街128号

1室

18人

乔治街130号

1室

16人

爱德华街4号

1室

17人

乔治街49号

1室

2家

约克街34号

1室

2家

苏尔特•皮街底

2室

26人

列简特•斯魁尔

1（地窖）

8人

亚克尔街

1（地窖）

7人

洛贝特•可特

1（地窖）

7人

柏克•普拉特街（炼铜场）

1（地窖）

7人

爱本涅色街27号

1（地窖）

6人

[62]前书第114页。

[63]前书第50页。

[64]“公共卫生第七报告伦敦1865年”第18页。

[65]前书第165页。

[66]前书第18页注。查庇尔•安莱•夫利斯联合教区的救贫吏员，向户籍监督报告说：“在达佛霍尔，由石灰屑积成的山上，凿有若干小洞。那些小洞，就是在附近铁道上工作的土工及其他劳动者的住宅。没有排水沟，也没有便所。除了在顶上凿有用作烟囱的小孔外，更没有其他的换气地方。在这种状态下，天花有时极形猖獗，他们（这种洞居人）有些还因此丧了性命。”（同上注2。）

[67]第四篇末所揭载的各点，主要就是关系炭矿劳动者的。而关于金属矿山方面的更不良的状态，则请参照1864年敕命委员会所提供的确实报告。

[68]前书第180页第182页。

[69]前书第515页第517页。

[70]前书第16页。

[71]“伦敦贫民整批的饥饿！”……近数日来，伦敦到处的壁上，都张贴有文字惹人注目的传单：“肥牛啊！饥饿的人啊！肥牛从玻璃宫中出来，偎养着住在豪华第宅中的富裕者；对于饥饿的人，则听其疲病，听其死亡在悲惨的洞穴中”。载有这种不祥文字的传单，是不绝更新的，以前的传单被销毁了或被掩蔽了，马上就会在同一场所或其他类似场所，贴出新的来。这……使人想起那准备1789年法国事变的秘密革命团的行动。……当英国劳动者连同妻子冻馁而死的时候，该国劳动者的产物——几百万的黄金，却被投用到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其他外国的企业去。（《勒诺新闻》1867年1月20日。）

[72]杜克柏希亚著：《比利时劳动阶级的家计预算》布鲁塞尔1855年刊151页154页155页156页。

[73]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杰士（James E. Th. Rogers）著：《英国农业及物价史》牛津1866年第Ⅰ卷第690页。这个著作，到现在还只刊行了最初二卷；仅包含由1259年到1400年的期间。第二卷所载，纯为统计材料。这部书是我们当时第一部可靠的特价史料。

[74]《最近救贫税增加的理由》又名《劳动价格与食物价格的比较观》，伦敦1777年第5页11页。

[75]蒲莱士著：《定期支付论》第6版莫尔根编，伦敦1803年第二卷第158页159页。著者在159页说：“与1514年比较，现在劳动日的名义价格，不过高了大约四倍或五倍。但谷物的价格，却增高七倍；肉类及衣类的价格，约增高十五倍。这就是说，劳动的价格，没有按照生活费增加的比例增加，和当时的生活费比例来说，劳动的价格在现在，好像只有当时的一半。”

[76]巴登著：前书第26页。若就十八世纪末叶而论，则请参照前揭艾登的著作。

[77]巴利著前书第86页。

[78]前书第213页。

[79]兰格著前书62页。

[80]卫克斐尔德著：《英国与美国》伦敦1833年第一卷第47页。

[81]《伦敦经济学界》杂志1845年3月29日出版第290页。

[82]为此目的，土地贵族曾以极低的利息，由国库把资金垫支给他们自己——这自然是由议会通过的——他对于这种资金，租地农业家须以两倍的利息率返还。

[83]关于中等租地农业家减少的事实，特别可由户口调查的这个项目而知；即：“租地农业家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简言之；即租地农业者使用的家人。属于这个项目的人口，在1851年为216,851人，至1861年不过176,151人。由1851年至1871年间，英国20英亩以下的租地，计减少900件以上，由50英亩到70英亩的租地，则由8,252件减到6,370件。100英亩以下的其他一切租地，都有类似的减少。然而，在这二十年中，大租地的件数，却增加了。300英亩乃至500英亩的租地，由7,771增到8,410。500英亩以上的，由2,755增到3,714；1000英亩以上的，则由492增至582。

[84]牧羊者人数，由12,517人增到25,559人。

[85]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户口调查第36页。

[86]罗杰士著：《英国农业及物价史》第693页。罗杰士君系自由主义派人物，与科布登（Cobden）及布莱特（Bright）为友人。他不是过去时代的赞美者。

[87]“公共卫生第七报告”伦敦1865年第242页。房主听到劳动者的所得增加了一点，通常会立即把房租抬高；租地农业者一发现“劳动者的妻找到了工作”，也通常会立即把劳动者的工资减低。

[88]前书第135页。

[89]前书第134页。

[90]“关于流刑及惩役……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伦敦1863年第42页50页。

[91]前书第77页。最高法院院长备忘录。

[92]前书第Ⅱ卷供述。

[93]前书第Ⅰ卷附录第280页。

[94]前书第274页275页。

[95]“公共卫生第六报告1863年”第238页，249页，261页，262页。

[96]前书第262页。

[97]前书第17页。英格兰农业劳动者所享有的牛乳，只有爱尔兰农业劳动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所享有的面包，只有爱尔兰农业劳动者的二分之一，爱尔兰农业劳动者的较好的荣养状态，在十九世纪初叶，已由亚泽•杨格（Arthur Young）所著《爱尔兰旅行记》中，描述过了。其较好的简单理由是，贫困的爱尔兰租地农业家，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业家，有更好得多的人道心。以威尔斯而论，本文中所述，不适用于其西南部地方。那里的一切医生，一致认为，那里由肺结核和瘰疬而起的死亡率，随着人民身体状态恶化，而增进了；并都认为，他们身体状态的恶化，是由于贫困。“他的（农业劳动者的）一日的生活费，虽约为5便士，但许多地区的租地农业家（因他自己也是贫困）所给付他的工资，却遥较5便士为少。用盐渍了，干得像桃花心木一样硬的……一片腌肉或猪油（荣养少而消化难），掺在混有粗麦粉和葱的大量稀薄的汤或粥中，调和味道。这就是他们经常的正餐；”……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处在这样酷寒与潮湿地方的劳动者，不过以低廉的棉织品，代替坚实的手织棉布；以“有名无实的茶”，代替强烈的饮料而已。“农民栉风沐雨若干小时以后，回到他的小屋；他的小屋中，虽用泥炭，或混有粘土或煤屑所制成的煤块，升起火来，但此等燃料会熊熊地吐出炭酸气及硫酸气来。小屋的墙壁，是用泥和石所造成，其底层就是光地。屋顶是一束随便放着的，湿透了的草杆。为了保暖，一点点小孔都紧塞起来，屋内充满着可怕的恶臭，他经常是在这种空气中，脚踏光地，身裹湿衣，和妻子共食共寝。曾在这种小屋中，在夜中逗留若干小时的助产医生们，都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脚，是如何地浸没在光地的泥泞中；他们如何为了呼吸，不得不在壁上钻一个孔。荣养不足的农民，每夜都生活在这种或其他种种有害健康的影响下，这是可由一切方面的证人，得到证明的；此等影响曾产生虚弱的瘰疬的人民这一件事，也不乏证据。卡尔马拯及卡底干两州的救贫官吏们，就曾在他们的报告中，切当地，论证这种事实。而在此以外，并还流行着更可怕的传染病，即白痴。再说说气候罢。那里每年有八九个月吹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暴雨，主要是浸袭在山岳的西坡上。除有围垣的场所外，树木是极稀罕的，那是由暴风吹拔了，农民的小屋，一般都是建在山麓，往往也建在峡谷或石坑中；能在牧场生活的，只有少数的羊与土牛。……年轻的人，都向格拉莫干州及蒙亩兹州的东部矿区移住了。卡尔马拯州是矿工的养成所和病院……故其人口数仅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底干州——

1851年

1861年

男子

45,155

44,446

女子

52,459

52,955

合计

97,614

97,401

（1864年公共卫生第七报告伦敦1865年，第498页502页以下——亨德尔博士的报告）

[98]这个法律，至1856年有若干改善之处，但其无济于事，不久就由经验证明了。

[99]为了理解以下的叙述，读者应记着：所谓“不开放村落”（Close villages, geschlossne Dorfer），是指那属于一个大地主或两个大地主的村落；所谓‘开放村落’（Open Villages, offne Dorfer），是指那属于许多小地主所有的村落。建筑投机家只能在后一种村落建筑小屋或寄宿舍。

[100]这种游览村落，外表虽堂皇，其内容则空无所有，一如加泽伦二世（KatharinaⅡ）在克里米旅行中所见的村落。到最近，就连牧夫，也往往由这种游览村落驱逐了。例如在哈普洛市场附近，虽有一个占地约500英亩的牧羊场，但仅使用一个牧羊人的劳动。在从前，为要使牧夫可以无须在莱色斯特及诺桑蒲吞的广大美丽的牧场中长途步行，通常会在租地的内部，备有一小屋；但现在，他却是每周取得1/18先令的住宅费，必须到永远的开放村落去寻求住宅。

[101]“开放村落里的劳动者住宅，自然常是挤得满满的。此等住宅，通常系建筑投机者在那称为自有地段的边缘，成排建筑起来，所以除了从前面，日光和空气都无从进来。”（亨德尔博士——公共卫生第七报告第135页。）这种村落的啤酒店与杂货店，往往是由房主人附带经营。在这场合，农业劳动者在租地农业家外，还有第二个主人。并且，他必须同时还是这第二主人的顾客。“他一周收入10先令，每年4镑房金，其浅余额数，……是必须用来购买贩卖者任意开价的少许茶，砂糖，面包粉，肥皂，蜡烛，啤酒”。（前书第134页。）像这种开放村落，其实就是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流刑执行处”。许多的小屋，纯是一种寄宿舍，附近的流浪者，都在那里出进。农业劳动者及其家人，原可在极讨厌的境遇下，由一种真正可异的方法，维持他们的品性之坚实与纯洁的，但一到这里，就终不免趋于堕落。对于建筑投机者，小地主，和开放村落，上流的重利盘剥者，例皆为善地，耸耸他们的肩头，但他们充分知道：他们的“不开放村落”和“游览村落”，就是“开放村落”的产原地；没有后者，前者是不能存在的。“如没有小地主……大部分的农业劳动者。说不定要睡眠在他们从事耕作的农地的树下。”（前书第135页。）“开放村落”与“不开放村落”的制度，在英格兰中部诸州及东部一带，都很通行。

[102]“雇主（租地农业家或地主），……每周以10先令雇用一个劳动者，而由是直接或间接确保他的利润，然后再在真正自由的市场上，以仅值20镑的房屋，由同一劳动者每年吸取4镑至5镑的房租。房主维持房租的人为市价，是用这样的命令的权力：‘住我的房子罢，否则不给予劳动证明书，看你到何处去找工作’……假若一个劳动者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去充当铁道上的路工或石坑工人，这种权力马上会告诉他：‘照这低廉工资替我作下去罢，不然的话，就请在一周前作离开的预告，把猪也带走，看你在庭园中种植的马铃薯，怎样能拔去罢’。假若他还是觉得离开为有利益，在这场合，房主（或租地农业家）就往往会抬高房租，作为他离职的罚款。”（前书亨德尔博士的报告第132页。）

[103]“新婚的夫妇，对于同一寝室内的成年兄弟姊妹，不会给予好的教训。这里虽不必一定要举出实例，但关于骨肉通奸的妇女所受到的痛苦或死亡，却有充分的材料予以证明。”（前书亨德尔博士的报告，第137页。）有一位农村地方的警察官，他曾多年从事伦敦最不良区域的侦探工作。他关于他那个村落的少女说：“我虽在伦敦最不良区域奉职过多少年，但像她们在性的方面这样大胆和无耻的事，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她们过着像猪样的生活。成年的男子，成年的女子，大抵和父母睡在同一个寝室内。”（“童工委员会第六报告伦敦1867年”附录第77页第155号。）

[104]“公共卫生第七报告1864年”第9页至第14页以下。

[105]“农村劳动者的天生的（heaven-born）职业，使他们的地位觉得尊严。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兵士。他们应由地主给予相当于既婚者的住宅，因为地主有权向他们要求强制的劳动，和国家向兵士要求强制的劳动一样。且地主对于他们的劳动未给予市场价格，也和国家对于兵士的劳动，没有两样。他们和兵士，同样是从幼小无知，只知道自己的本分和故乡那时候起，就被找去了。他们受早婚事实和各种限制居住的法律的影响，又同兵士受新兵征募和军队处罚令的影响一样”。（亨德尔：“公共卫生第七报告”和132页。）有时也有例外的善心肠的地主，对于自己造出的惨象动怜悯之情。莱色斯特勋爵祝贺霍克哈姆城落成的时候说：“独居在自己的领土，是一件最忧郁不过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屋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房屋；我是一个巨城的巨人，把一切邻人都吃光了。”

[106]在最近十余年来，法国也有类似的运动发生；资本主义生产越是侵入农业，那里就越是把过剩农村人口驱向都市。在法国，也是在“过剩人口”的产源地，显出住宅状态及其他情形的恶化。至若那因土地分割制度而起的特殊“农村无产阶级”（"Land proletaliat"）。那可以参照以前引述过的柯林士著《经济学》及马克思著《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汉堡1869年第56页以下）。1846年，法国都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然至1861年，都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则占71.14%。在最近五年中，农村人口率的减少，益加显著。早在1846年毕尔•杜滂（Pierre Dupont）已在其所著《劳动者》中，这样歌说：

“缠着敝衣，宿在悲惨的穴里，

屋顶里，尘芥里；

我们过着枭和盗贼般的生活，

变成了黑暗的爱好者”。

[107]1867年3月底刊行的“童工委员第六报告”。那是专门纪述农业上这种劳动队制度的。

[108]“童工委员报告”证言第37页第137号。

[109]但其中有若干队长已变为能租500英亩地的农业家，变为若干栋成排小屋的所有者。

[110]“卢德福州的少女，有一半在劳动队里死掉了。”（同上“报告”附录第6页第32号。）

[111]“近年以来，劳动队逐渐增加了。有些地方的劳动队，至最近方始推行。而在这种制度。……已推行多年的地方，参加劳动队的儿童人数加多了，他们的年龄也更小了。”（同上“报告”第79页第174号。）

[112]“小租地农业家，从不使用劳动队，使用妇女和儿童最多的，非贫瘠的土地，而是每英亩能提供40先令至50先令地租的土地。”（前书第17页14页。）

[113]有一位地主，他是这样觉得他的地租的味道好，所以向调查委员愤然说：非难的发生，不过是由于制度的名称；若不名之为“劳动队”而名之为“少年农工合作自给会”，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114]有一位曾经充当劳动队长的人说：“劳动队的劳动，比较其他劳动低廉，就因此故，所以这种劳动有人雇用。”（前书第17页14页。）某一个租地农业家说：“劳动队的劳动，对于租地农业家确是最低廉的，但对于儿童则是最有害的。”（前书第16页第3号。）

[115]“今日由劳动队儿童担任的工作，有一大部分在从前，是由成年男子和妇人担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使用儿童和妇人的地方，成年男子失业的都更多了。”（前书第43页第202号。）在另一方面，还有这样的反对主张：“在许多农业地方，特别是在产业谷物的地方；因为农民移在他处，且因为铁道便利他们流往大都市，故劳动问题，成为极重大的问题。我（这所谓‘我’，是指某大地主的管事）由是认定儿童的使用，有绝对的必要。”（前书第80页第180号。）英国的农业地方，与其他文明世界不同。那里的劳动问题，是指地主及租地农业家的问题，那问题是：在农民流出不绝增加场合，要如何才能在农村地方，维持充分的‘相对过剩人口’，并由是使‘劳动工资的最低限度’，可以永久保持。

[116]我在前面引述过的“公共卫生报告”，虽在论及儿童死亡率的时候，顺便提到了劳动队制度，但报纸和大众都还不知道它。但在另一方面，“童工委员”的最后报告，却常被欢迎为惹人注意的新闻材料。林肯州多的是优美的绅士淑女和领受优俸的僧侣们，他们这干人，一面虽以“改善南洋土人道德”的特殊目的，向南半球派遣传教士，一面却睁眼看着，谋那种制度在自己领土内发展起来；对于他们这种行径，自由主义的报纸，是以怀疑的态度诘问过，而同时比较更投合优雅社会气味的报纸，也都集中注意力，去考察那些肯在这种奴隶状态下拍卖儿女的农民的堕落情形！其实农民处在“优雅”人们视为可咒诅的境遇之下，慢说拍卖儿女，就是把自己的儿女吃掉。也没有什么稀奇的；真值得稀奇的，倒是他们大抵还维持着品性的坚定。就在盛行劳动队的地方罢，为人父母的农民，也都对这种制度表示嫌忌，这是政府方面的诸种报告所论证了的。“儿童的父母，大都感谢这种法律义务的限制，因有这种限制，他们就可把他们屡屡受到的压迫与诱惑抗拒了。这事实，在供述中，可以找到许多实例的。他们其所以不使子女就学，而令其从事劳动，那是因为他们不这样做，自己就有解雇的危险；雇主们，教区的官吏们，有时就是用这种威吓方式，强使他们令子女去劳动的。……时间上精力上的浪费；过度的无益疲劳，所给于农村劳动者及其子女的痛苦；小屋内过度拥挤与公劳动队制度对于农民子女品性的破坏影响：这诸种事实，该会在劳动贫民身上引起如何的反感，那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没有详细说明的必要。他们一定意识到了，那些使他们肉体上精神上感到不少痛苦的事情，都是自己无法支配的，如其有权力支配，他们决不会同意。对于这种种事情，他们是只好听人摆布。”（前揭报告第20页第82号第23页第96号。）

[117]爱尔兰的人口，在1801年为5,319,867人；在1811年为6,084,996人；在1821年为6,869,544人；在1831年为7,828,347人；在1841年为8,222,664人。

[118]如其我们回溯较远的过去，结果会更显得不利的。羊在1865年为3,688,742头，在1856年为3,694,294头；猪在1865年为1,299,893头；在1858年为1,409,883头。

[119]表中的数字，系得自《爱尔兰农业统计》摘要（杜伯林1860年及以后的续刊）及《爱尔兰农业统计平均产物预算表》（杜伯林1866年）。此等统计，均系由政府编制，逐年向议会提出。——第二版加注：据政府的统计，1872年的耕地面积，较之1871年，减少134,915英亩；野菜萝卜之属的栽培扩大了。在耕地面积中，小麦栽培地减少16,000英亩，燕麦栽培地减少14,000英亩，大麦及裸麦栽培地减少4,000英亩，马铃薯栽培地减少66,632英亩，亚麻栽培地减少34,667英亩，牧草等等栽培地则减少3,000英亩。在最近五年中，小麦栽培地的减退数字如下：1868年285,000英亩，1869年280,000英亩，1870年229,000英亩。1871年244,000英亩，1872年228,000英亩。在这最后一年中，以成数而论，马增加2,600头，牛增加80,000头，羊增加68,609头，猪则减少236,000头。

[120]国内收入委员会第十报告伦敦1866年。

[121]本表D种总所得，与前表不一致，那是因为法律允许的免税额已经减除。

[122]当我们注意每英亩生产物的减少时，切不要忘记以次的事实，即在一个半世纪中，英格兰虽在间接地输出爱尔兰的土地，但对于爱尔兰耕作者，并未给予以恢复土地丰度的手段。

[123]爱尔兰简直变成了“人口原理”的天国。汤玛斯•萨得勒（Thomas Sadler）在发表其讨论人口的论著以前，曾刊行他的名著《爱尔兰——其恶弊及其政治》（第2版，伦敦1829年）。他在这部书中，把爱尔兰各区域的统计及各区域内各郡的统计加以比较，由是论证爱尔兰的穷乏，并不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与人口数成正比例，却是与人口数成反比例。

[124]由1851年到1874年，移住国外者的总数，为2,325,922人。

[125]第二版注：据穆肥（Murphy）在其所著《产业的政治的及社会的爱尔兰》（1870年刊）中所揭载的表：百英亩以下的保有地，占租地94.6%，百英亩以上者，仅占5.4%。

[126]参照救贫法监督员“关于杜伯林农业劳动者工资之报告，1870年”并参照“爱尔兰农业劳动报告1862年3月8日”。

[127]“救贫法监督员报告”第29页。

[128]前书第12页。

[129]前书第25页。

[130]前书第25页。

[131]前书第27页。

[132]前书第25页。

[133]前书第32页。

[134]前书第32页。

[135]前书第25页。

[136]前书第30页。

[137]前书第21页13页。

[138]“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98页。

[139]在这总面积中，包含有泥炭地及荒地。

[140]各个土地所有者，乃至英国的立法院，都在有计划地利用饥馑及其结果，以达成强制推行农业革命的目的，以减薄爱尔兰的人口，使其达到地主所希望的限制。关于这种事实，在本书第三卷讨论土地所有权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地论证。至关于小租地农业家与农业劳动者的状态，也将在那里重行论到。这里只要引述一段文字就行了。西尼耳在其遗稿“关于爱尔兰的杂志，对话及论文”（全二卷伦敦1868年第Ⅱ卷第282页）中说，“G博士说：‘我们有了救贫法；救贫法是地主确保胜利的一大工具；我们还有一种更有力的工具，就是国外移住。’……凡属爱尔兰的友人，都不能希望地主与色尔特族小租地农业家间的抗争，继续延长下去。若那种抗争，不能由租地农业家方面的胜利结束，则尤其如此。越是早把这种抗争结束越是早使爱尔兰成为一个牧场国，使其人口像牧场国一样稀薄，那就于一切阶级愈有利益”。1815年的谷物条例，使爱尔兰谷物对于大不列巅自由输入，保有一种独占权。由是，这种条例，就成为助长谷物栽培的人工的刺缴了。迨1846年谷物条例撤废，上面这种独占权突被废除了。把其他情形搁置不论，单是这种情形，就够成为爱尔兰耕地牧场化，租地累积化，和农民被驱逐这几种现象的一大刺激。由1815年至1846年间，世人都交口称扬爱尔兰的土地丰饶，并力说爱尔兰的土地，本来就适于小麦的栽种，但至1846年以后，英国的农学者，经济学者，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爱尔兰的土地，仅适于种植饲草了。拉味尔尼君（Leonce de Lavergne）很快就在海峡的彼岸，传播起这种见解。像这种近似儿戏的勾当，由拉味尔尼君这种‘认真的’人物去做，是再适当没有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