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制造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Ⅴ　制造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多数劳动者在同一资本命令下的事实，不仅是合作一般的自然的始点，也是制造业的自然的始点。但制造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劳动者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一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者数的最低限，现在，为已有的分工所预先规定了。若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则劳动者数必须增加，且必须依照倍数来增加。但可变资本部分增大了，不变资本部分也必须增大；但除建筑物，熔炉等等共同生产条件必须增加外，原料的增加，还须比劳动者数的增加，更速得多。分工可以增加劳动的生产力，但劳动生产力增大了，则一定量劳动在一定时间消费的原料量，须依同比例增大。所以，由制造业的技术性质，我们可得一定律如下：每个资本家手里所必须有的资本最低额，必须提高；换言之，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手段，必须益加转化为资本[39]。

机能的劳动体（funktionierende Arbeitskörper），在单纯的合作上，是资本的一个存在形态；在制造业上，它同样是资本的一个存在形态。由多数个部分劳动者构成的社会的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所以，由劳动结合而生的生产力，也会在资本的生产力这一姿态下出现了。真正的制造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劳动者，受资本的命令和训练，且曾在劳动者间，创立一个等级的组织。单纯的合作，大体说来，未变更个人的劳动方法；制造业却从根柢上把它革命了，并在根本上变革了个人的劳动力，制造业使劳动者化为一个畸形体。拉布拉达诸州的屠户，专为毛皮或脂肪，而杀去兽的全身；同样，制造业也牺牲一个生产冲动和生产能力的世界，拔苗助长地，助长他一部分的熟练。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分配在不同的个人间；各个人现在也把自身，分割为部分劳动的自动的原动机[40]。门纳尼亚斯•阿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的无稽的寓言——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竟成为现实的了[41]。劳动者原来是因为自己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手段，所以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的个别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即无由工作了。它的机能，只能发挥在这样的联络中；这种联络，必须在它售卖之后，才在资本家的工作场所内存在的。依照自然的性质，制造业的劳动者，不能独立作——他必须当作资本家工作场所的附属物，才能展开生产的活动[42]。耶和华的选民，在额上书有“为耶和华所有”的字样，分工却在制造业劳动者面上，烙印上了“为资本所有”的字样。

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像野蛮人把一切战争技术当作个人计略来行使一样，是以小规模，展开他的知识，判断，和意志的。但现在，这种种能力，只对于工作场所全体，才是必要的了。生产上的精神能力，就因为已在许多方面消灭，所以能在一方面把规模扩张。部分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累积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43]。制造业分工的结果，劳动者是和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那是当作他人的所有物，表现为支配劳动者的权力），相对立了。这个分离过程，开始于单纯的合作，发展于制造业，完成于大工业。在单纯的合作上，资本家是在个个劳动者面前，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在制造业上，劳动者被畸形化为部分劳动者。在大工业上，科学是当作一种与劳动分离的独立的生产能力，为资本服务的[44]。

在制造业上，总劳动者（从而资本）富有社会的生产力，劳动者个别的生产力就必致于贫乏。“无智是迷信之母，也是产业之母。思虑与想象是易于错误的。手足的活动习惯，既与思虑无关，也与想象无关。所以，制造业最繁荣的地方，即是人类最少思索的地方。在那里，工作场所，可以看作是一座机械，而以人为其构成部分”[45]。事实也是这样，18世纪中叶的制造家，宁愿使用半白痴的人，来担任若干单纯的工作。但构成工业秘密的，也就是这种单纯的工作[46]。

亚当•斯密说：“大多数人的悟性，都是由他们日常的工作必然形成的。终生从事少数种单纯工作的人……没有使用悟性的机会。……他们普通是尽人类之所能，成为最愚钝最无智的”。斯密描写部分劳动者的愚昧以后，接着又说：“单调的固定的生活，自然会堕落他的志气。……那还会堕落他的身体的活动力，使他在惯作的部分工作之外，不能活泼地，持久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他在他的特殊工作上，取得了技巧，但这种技巧的取得，不免把他的理智的，社会的，斗争的能力牺牲掉。在每一个改良的文明的社会内，这都是贫穷劳动者（即人民大多数）不可免的状态[47]。为要防止多数人民因分工而起的完全的萎缩，斯密曾提议以国家设施的国民教育，为预防性的同类疗法。加尼尔（G. Garnier）——法国第一期帝制下的当然元老院议员，曾注释斯密的著作，并将其译成法文——会反对这一点，实为事之当然。他以为，国民教育，是与分工的根本法则相抵触的，有了它，“我们所有的社会制度，会全被推翻”。他说：“像其他各种分工一样，筋肉劳动与理智劳动[48]间的分工，也因社会（他是用这二字指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他们的国家）愈富，而愈明确。像其他各种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的结果，是未来进步的原因。……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么？应当阻止它的自然的进行么？应当用国库收入的一部分，来使这两种应互相分开的劳动，互相混合么”？[49]

社会的分工，不免会在人类的身心方面引起相当的萎缩。但因制造业时期更把社会的分工推进，并由一种特殊的分工，从生命的根源攻袭个人，所以，制造业时期，又给了工业病理学最早的材料和刺激[50]。

“把一个人分割开来，如得其当，便是处死他，不得其当，便是虐杀他。……劳动的划分，是人的虐杀”[51]。

以分工为基础的合作或制造业，在初发生时，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产物。但当其存在已相当取得固定性和广袤性时，它便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意识的计划的系统的形态。真正的制造业的历史，将指示制造业所特有的分工，怎样最初是经验地，在当事人背后，获得适当的形态，然后像基尔特手工业一样，传统地固守着它一度获得的形态，有时竟固守数百年之久。除若干无关重要的情形外，这种形态发生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劳动工具的革命。近世制造业——不是指那以机械为基础的大工业——或是发现诸种现成的构成要素，那诸种现成的要素是分散的，不过要合拢起来（大都市上的成衣业，就是一例）；或是应用分工的原理，单纯地，使一种手工业生产（例如钉书业）的各种工作，成为特殊劳动者的专职。在这场合，不要一星期的经验，就可以把各种机能所必要的工人的比例数，发现出来[52]。

制造业的分工，由手工业活动的分解，由劳动工具的特殊化，由部分劳动者的成立，由部分劳动者的分担及总机构的结合，而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创成质的编配和量的均衡，并因而在社会劳动中，创立一个确定的组织，展开一种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制造业，在当时发现的基础上，原只能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而当作社会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态，制造业又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或资本价值增殖的一个特殊方法。其法，是牺牲劳动者，而以社会之富，“国民之富”等等名义为借口。它会增进劳动之社会的生产力，但其增进，只为资本家，那不但无益于劳动者，且会牺牲个别劳动者，以惠益资本家。它创造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新条件。所以，一方面它在社会经济的形成过程上是历史的进步，是必要的发展要素；他方面，它又是受过洗炼的文明化了的榨取手段。

经济学，当作一种真正的科学，是在制造业时代最初出现的。它考察社会的分工时，只从制造业分工的立场[53]，认为社会分工是以同量劳动生产多量商品的手段，或者说是使商品便宜，从而使资本蓄积加速的手段。他们着重量与交换价值。与此恰恰相反的，是古代的著作家。他们只注意质与使用价值[54]。他们以为，社会各生产部门分离的结果，商品会制造得更精良，人类的各种冲动和能力，会选得适宜的活动范围[55]；没有限制，任何重要的事都是作不成功的[56]。所以，生产物与生产者，皆会由分工而改良。他们虽偶然提到生产物量的增加，他们也只说使用价值量的增加。他们从不说到交换价值，从不说到商品便宜。这种以使用价值为主的立场，是柏拉图（Plato）[57]（他认为分工是社会划分阶级的基础）和塞诺芬（Xenophon）[58]（他有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本能，比较更注意工作场所内的分工）所共有的。柏拉图的共和国，认为分工是国家的组织原理，但就这点说，他的见解不过是埃及世袭阶级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埃及在柏拉图那时候，被他当时人认为是模范的工业国。伊苏格拉底（Isokrates）便是一例[59]。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人，也还不脱这种见解[60]。

在真正的制造业时代——在那时，制造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支配形态——有多方面的障碍，使它所特有的倾向，不能充分发展。制造业虽引起了劳动者的等级编制，单纯地把劳动者分为熟练劳动者和不熟练劳动者，但仍因熟练劳动者有压倒势力，以致不熟练劳动者的人数极为有限。又，制造业虽曾以其特殊工作，适合于其活劳动器官的年龄，力气，与熟练程度，从而，有一种趋势，要对妇女和儿童，施以生产的榨取，但这个趋势，大概说，仍为习惯及成年男工人的反抗所阻碍。又，手工业活动的分解，虽减低了劳动者的教育费用，从而，减低了他的价值，但较难的部分劳动，仍须有长时期的训练，甚至在修业时期已不必要时，工人们仍热心要把这个时期保存。例如，在英格兰，我们就发现，定修业时期为七年的学徒法，在制造业末期，依然有效，其覆灭，必须待大工业已经兴起之后才行。又，因手工熟练依然是制造业的基础，因制造业的机能的总机构，在劳动者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客观的骨骼，所以，资本仍不断要与劳动者的不服从性格相战。所以，我们的朋友乌尔曾大声说：“因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劳动者越是熟练，他就越是骄横，越是不高兴，从而越不宜于充作总机构的构成部分。他会大大地损害全体”[61]。也就因此，在全制造业时期都可听到劳动者训练不足的怨声[62]。即令没有当时著作家的话可作证据，这样的事实——自16世纪至大工业时代，资本尚不能占有制造业劳动者全部可以利用的时间，各种制造业都是短命的，往往因劳动者由一国迁至他国，便须由该国迁至他国——已可为充分的左证。在1770年，那位屡次被我们引用的“工商业论”的作者，曾叹说：“无论如何，必须把秩序建立起来。”66年后安德鲁•乌尔博士也说，“经院派分工学说”为基础的制造业，还缺乏“秩序”。“阿克莱特（Akwright）把这种秩序创立了。”

制造业既不能侵占社会生产的全范围，也不能使社会的生产，从根本上发生革命。当作一种经济的作品，制造业是耸峙在都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Landlich hauslichen Industrie）的基础上。制造业的狭隘的技术基础，一经发达到一定的阶段，便会和它自身所创造的生产需要相矛盾。

制造业最完成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工具（尤其是当时已经使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作场所。乌尔曾说：“一个这样的工作场所，会展览多样等级的分工。凿子，锥子，旋盘，各有各的工人，并依熟练程度，一级一级地，妥为编制。”但制造业分工所得的这个产物，又生产了机械（Machinen）。即赖机械之力，手工业的活动，才不复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于是，一方面，劳动者终生从事一个部分机能的技术基础，不复存在了；他方面，这个原则对于资本支配权所加的限制，也消灭了。

[1]下述一段话，可为制造业的形成方法，提示一个较近的例。“里昂和尼姆的丝纺织业，全然是家长式的；它们雇用许多妇人和儿童，但没有使他们衰弱或堕落。他们依然住在德洛谟，沃尔，伊塞尔，沃克鲁士诸河流域，以养蚕缲丝为业。这种产业，从来没有化作真正的工厂。在那里，也有分工，但分工的原则，有一种特征的性质。那里有许多缲丝女工人，纺绩工人，染色工人，刷浆工人，织工人；但他们不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也不隶属于一个雇主，他们是互相独立的”。（布隆基著《产业经济学教程》，布赖塞编巴黎1838年及39年，第79页。）自布隆基写上面那一段话以来，这一切独立劳动者，已有一部分集合在工厂内了。——第4版注。自马克思写以上那一段话以来，蒸汽织机已在此等工厂内采用了，急激地，把手织机驱逐了。克赖肥尔特的丝工业，也有同样的经验。——F.E.

[2]“把包含多种工作的制造业，分配给不同的专门劳动者去作，结果会依比例，提高制品的品质，增加进行的速度，且减少时间和劳动的损失。”（《东印度贸易的利益》伦敦1720年第71页。）

[3]“容易的劳动，不过是传留的熟练。”（荷治斯金Th. Hodgskin《通俗经济学》伦敦1827年第48页。）

[4]“在埃及，技术已经达到必要的完美程度了。因为，只有埃及这个国家的手工业者，绝对不许过问其他市民阶级的事情，而必须终生从事依法应在氏族中世袭的职业。……在他国，我们常见职业人口，把他们的注意，分散在许多对象上面。他们时而下田耕种，时而经商，时而兼任几种职业。在自由国家，他们大都要出席民众大会。……反之，在埃及，如手工业者参预国家大事或同时作几种职业，那是要受处罚的。因此，他们在职业上，就可以专心致志了。……并且，许多准则是世代相传的，所以他们都热心想发现新的利便。”（西库鲁士《历史文库》第1卷第74章。）

[5]穆雷（Hugh Murray）威尔逊（James Wilson）等合著的《英领印度的历史与现状》爱丁堡1832年第2卷第449页405页。印度的织机是直立的，其经线是以垂直形张开的。

[6]达尔文（Darwin）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原始》中，关于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曾说：“当同一的器官有种种不同的工作要做时，其可变性的根据，或可在下述的事实上发现：即，自然淘汰对于小形态变化的保存作用或抑压作用，在这场合，比在专供一种目的用的场合，是更不周密。这好比，用来切各种物的小刀，大体只有一个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器具，却是用途不同形态也不同的。”

[7]1854年日内瓦生产80,000只表，与纽采德尔州的产额比较，不及1/5。周特峰市（那里，全市可认为是一个钟表制造厂）每年的产额，二倍于日内瓦。在1850年至1861间，日内瓦生产了750,000只表。参看日内瓦钟表业的报告（见英国大使馆秘书处关于工商业的报告1863年第六号）。钟表这类物品，是由部分凑合而成的，其生产分成许多过程，这些过程因为彼此没有关联，所以要把这种制造业转化为大工业的机械经营，是极难极难的。但在此之外，还有两种阻碍，使这种转动化不能办到。即（1）其构成要素是巧小玲珑的，（2）表是一种奢侈品，有种种的式样。在伦敦最大的钟表制造店，在一年中，也难得有一打表，是作得恰好一样的。反之，采用机械成功的维齐龙康斯坦丁钟表工厂，却在形态大小上，至多不过出三种或四种出品。

[8]钟表制造业，是混成制造业的典型的实例。我们可以在这种制造业上，极正确地看到这种现象；即，由手工业活动实行分散之故，劳动器具也相应地分化和专门化。

[9]“在人如此密集的地方，运输的劳动必然会更小的。”（《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106页。）

[10]“因使用手工劳动之故，制造业的各阶级是分立了。这种分立，曾大大增加生产的成本。这种损失，主要是因为必须由一个过程转移到别一个过程发生的”。（《国家的工业》伦敦1855年第2篇第200页。）

[11]分工“引起时间的经济，那把工作分成许多部门，使其可以在同时进行。……这各种不同的过程，在一个人，本来是要分开进行的，现在它们可以同时进行了。从前切断一枚钉或磨利一枚针所必要的时间，已可用来完成多量的针了。”（斯条亚前书第319页。）

[12]“一种制造业所使用的劳动者（artists）越是多种多样，各种劳动越是有秩序有规律，因此，各种劳动所必要的时间就减少了，劳动就减少了。”（《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68页。）

[13]制造业的经营，在许多部门，仅极不完全地得到这个结果，因它对于生产过程的化学条件和物理条件，没有力量可以正确地操纵。

[14]“各制造业，依照生产物的特殊性质，决定最宜将其本身分成若干过程，使用若干劳动者。这样决定之后，如有制造厂不依照此数的倍数来进行，他就必定要负担较大的费用了。……制造业设备扩大的原因之一便由此发生了。”（巴伯基Ch. Babbage《机械经济论》第一版伦敦1832年第21章第172页173页。）

[15]在英格兰，熔炉是和玻璃加工炉分开的。在比利时，却是一个炉在两种过程上使用。

[16]参看威廉•配第，约翰•白拉斯，安德鲁•耶伦通（Andrew Yarranton），《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匿名著者，凡德林等人的论述。

[17]16世纪末叶在法国，尚用擂钵把矿石捣碎，用手筛把矿石洗濯。

[18]我们可由磨谷水磨的历史，探出机械全部发展史的迹象。在英格兰，工厂仍被称为mill（磨）。在19世纪初叶德意志的工艺学文献上，Mühle（磨）仍被用来指示一切由自然力推动的机械，且被用来指示一切有机械装置的制造厂。

[19]我们可从本书第四部（即《剩余价值学说史》）更详细地知道，亚当•斯密关于分工，不曾提出一个新命题。但他所以成为制造业时代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就因为他特别着重分工。他只给机械以次要的地位。这个事实，在大工业开始时，唤起了洛窦德尔（Lauderdale）的反对论调，而在稍后的发展时期，又引起了乌尔的反对论调。再者，亚当•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在这种分化上，制造业的部分劳动者，颇与有力），和机械的发明，混为一谈。在机械发明上有地位的，不是制造业劳动者，只是学者，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民（例如布尔特勒Brindley）。

[20]“制造厂主将工作分成各种各样的过程。这各种过程所需的熟练程度和膂力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但制造厂主就因把工作分成了多种过程，故能按照各种过程的所需，来购买适量的熟练和膂力。反之，假令全部工作是由一个人做，他即必须有充分的熟练，来做最难的工作，又必须有充分的膂力，来做最苦的工作了。”（巴伯基前书第18章。）

[21]例如筋肉之片面的发展，骨的屈曲等等。

[22]在答复调查委员的问题——少年人如何能不断勤勉——时，马夏尔君（一个玻璃制造厂的总经理）的答复是很对很对的。他说“他们不能忽略工作；动工之后，他们必须继续做下去，正好像是机械部分”。（童工委员会第四报告1865年第247页。）

[23]乌尔博士，在他赞美大工业的赞辞中，比他以前的经济学者（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论战的兴味），甚至比他同时的经济学者（例如巴伯基，他在数学方面力学方面，确比乌尔高一着，但他特别喜欢从制造业的立场，来理解真正的大工业），是更锐感地感到了制造业的特征。乌尔说：使劳动者适合于特殊工作这件事，便是“分工本质”。别处，他又说分工是使“劳动适合于各人不同的才能”；最后，又说全部制造业制度，是“劳动分割或排成等级”的制度，是“依熟练程度将劳动分割”。（乌尔《制造业哲学》19页至22页及以下各处。）

[24]“每一个手工业者，因此，已能在一种单纯工作上完成他自己，……又因此，他就成了更便宜的工人了。”（乌尔前书第19页。）

[25]“分工以最不同种职业的分离开始，乃至将制造同种物品的工作，分归许多工人负担，例如在制造业上。”（斯托齐《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173页。）“在已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国家，我们发现了三种分工：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一般的分工，即使农业生产者制造业者，和商人分离，而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便是国民产业的三个主干；第二种，我们称之为特殊的分工，即使各种产业分为各属种，第三种分工，便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分工，那是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发生的，大多数制造业和工厂，都有这种分工的。”（斯加尔贝克前书第84页85页。）

[26]第3版注——关于人类原始状况，此后的根本的研究，曾使著者得到如下的结论：原来不是由家庭发展为部族。反之，部族乃是原始的自然发生的以血缘基础的人类社会形态。部族结合开始解体之后，才发展为种种式式的家族形态。——F.E.

[27]在这点，斯杜亚爵士的研究是最精的。他的著作，虽比《国富论》先十年出版，但至今日仍然很少被人注意。此可由下述一事来推论：即，马尔萨斯的赞美者，直不知道，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一版，除纯粹修辞的部分外，几乎在参考沃拉斯（Wallace）汤孙德（Townsend）之外，纯然是抄写斯杜亚的见解。

[28]“社会的交通，劳动生产所赖以增进的合力，都须有相当的人口密度。”（詹姆士•穆勒《经济学要论》伦敦第50页。）“当劳动者数增加时，社会生产力的增进，与劳动者数的增加乘分工的效果，成复比例。”（荷治斯金《通俗经济学》第125页126页。）

[29]自1861年来，棉花的需要增大了，因此，在东印度若干人口最稠密的产棉区域，牺牲了米的生产，来扩大棉的生产。结果是发生局部的饥馑。因交通手段不完备之故，一个地方的米的不足，又不能由别个地方的供给来补充。

[30]所以，早在17世纪，梭的制造就在荷兰成了一种专业。

[31]“英国的羊毛制造业，不是随地之所宜，分成了若干部分或部门，使各部分只在某一些地方进行，或主要在某一些地方进行么？精毛织物不是在桑牟塞州，粗毛织物不是在约克州，长尺织物不是爱克塞特市，绢罗纱不是在苏特伯勒市，绉罗纱不是在诺威齐市，棉罗纱不是在肯达尔市，毛布不是在惠特尼市么？”（巴克莱著《寻问者》1750年第250页。）

[32]福开森著《市民社会史》爱丁堡1750年第4部第2篇第285页。

[33]亚当•斯密说，“分工在真正的制造工业上似乎较大；因为，各劳动部门使用的人，往往能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内，可以在监工员的面前一目了然。反之，一种制造业（!），如其以供给大多数人民的主要欲望为目标，则其工作各部门，须雇用如此多的工人，以致不能全体集合在同一工作场所内，……这当中的分工，也就没有这样显明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这一章里面还有一段话——以“试考察文明繁盛国内最普通手工业者和日佣劳动者的财产”一语开始——著者曾说明，有怎样多数怎样多种的产业，合起来供给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欲望。但这段有名的话，几乎是逐字抄引孟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的《蜜蜂寓言•私恶及公益论》（在1706年第一版内，没有“论”字，这个字是1714年加上去的）。

[34]“已经没有什么，还可称作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劳动者都只生产全体的一部分，这各部分，就其本身说，是没有任何价值或效用的。没有什么，劳动者还可在其上说，这是我的生产物，应归我所有”。（《拥护劳动反对资本要求》1825年第25页）此优秀著作的著者，便是以上曾经引用过的荷治斯金。

[35]第2版注。——社会分工与制造业分工的区别，已经由美国人在实际上证明了。南北美战争中，在华盛顿，有几种新税创立。其中的一种，是课“一切工业生产物”以6%的税。问：什么是工业生产物？立法者答说：一切在它被造成时，被生产了；在它可以拿出来贩卖时，被造成了。任举一例如下，纽约和菲拉德尔菲亚的制造厂，从前除制造伞的各附属品外，还把伞“造成”。但因伞是由极不同种的部分合成，这各部分从来都渐渐变成“完成品”，而在不同场所，由独立经营的工业独立生产。这各种工业的部分生产物，是当作独立的商品，送到伞制造厂去，集成全体的。美国人常称此种物品为“集成品”（Assembled articles）。当作课税的集成，这个名称尤其是恰当的。各构成部分价格的6%的税，及其全体价格的6%的税，就这样，集成在一柄伞里面了。

[36]“我们可以说，依照一般法则，在社会内部决定分工的权力越小，则工作场所内部的分工越是发展，越是受个人权力的支配。因此，工作场所内部的权力和社会内部的权力，就分工这一点说，是成反比例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80页181页。）

[37]魏尔克斯中校（Lieut. Col. Mark Wilks）著《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述》伦敦1810年至1817年第一卷第118页至120页。——对于印度共同社会的各种形态，有一个很适切的记述，见康培尔（George Campbells）著《近代印度》伦敦1852年。

[38]“在这个单纯的形态下，……该国居民不知生活了多少年代。村的限界，是很少改变的；虽有时村被损坏了，或被战争饥馑疫病破坏了，但同一名称，同一村界，同一利害关系，甚至同一家族，常保存数百年之久。居民对于王国的解体或分裂，没有任何悬念；只要村能保持完整，他们绝不问自己所属的村，是隶属在何种权力下面，是受那一个君主支配。其内部经济是保持不变的。”（赖福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前任爪哇总督——所著《爪哇史》伦敦1817年第一卷第285页注。）

[39]“手工业细分所必要的资本（宁可说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手段），应先存在社会内。但这还不够。这种资本还须在企业者手中蓄积到充分的数量，使他们能够大规模经营。……分工愈进步，不断使用一定数劳动者所必要的资本（在工具，原料等物上的）支出，也愈增大。”（斯托齐著《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一卷第250页251页。）“生产手段的累积和劳动的分割不能分离，像在政治领域内，公共权力的累积和私人利益的划分不能分离一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34页。）

[40]斯条亚把制造业劳动者定义为“在部分劳动上使用的活的自动机”。（斯条亚全集第8卷1855年《讲话》第318页。）

[41]在珊瑚，个体便实际是全群的胃脏。它供给全群以养料，不像罗马贵族那样从全群取去营养料。

[42]“能支配一个手工业全部的劳动者，可在任何处依此来谋生；但制造业劳动者不过是附属物，离开一同劳动的人，便没有用处，且不能独立，所以，随便什么规则，只要人认为妥当，他就不得不接受。”（斯托齐前书圣彼得堡1815年第一卷第204页。）

[43]福开森《市民社会史》第281页。“其一（劳动者）之所失，即为其他（工厂经营者）之所得。”

[44]“有知识的人和生产劳动者，可以被此分得很远。知识，不复在劳动者手中，当作增加自身劳动力的手段，那几乎在各处都是与劳动者对立的。……知识成了一种与劳动分离并且对立的工具。”（汤姆孙W. Thompson《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伦敦1824年第274页。）

[45]福开森《市民社会史》第280页。

[46]杜克提（J. D. Tuckett）《劳动人口今昔状况史》伦敦1846年第I卷第148页。

[47]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五篇第1章第2节。福开森，对于分工的不利结果是很着重的。亚当•斯密即是福开森的弟子，他在这一点，当然是非常明白的。但在著作的绪论中，他是赞美分工，而仅暗示那是社会不平等的源泉。到第5篇，论国家收入的地方，他才再提出福开森的见解来。我在拙著《哲学的贫困》中，已经说了我们必要说的话，那可以说明在分工问题的批判上，福开森，亚当•斯密，列曼台（Lemontey）和萨伊间有怎样的历史的关系。在那本书，我最先把制造业的分工，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特殊的形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巴黎1847年第122页以下。）

[48]福开森已经在《市民社会史》第281页说过了这个话：“思维在这个分工时代，也成了一种特殊职业。”

[49]加尼尔译注的《国富论》为5篇法译本第2页至5页。

[50]勃笃亚实用医学教授拉玛志尼（Ramazzini）1713年公刊一个著作，题名《工业病》。此书1781年译成了法文；1841年，再为医学百科全书所采录。在大工业时代，工人疾病的目录，当然是大大增加了。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方台勒（Dr. A. L. Fonteret）著《大都市（特别是里昂）工人的生理卫生与道德卫生》巴黎1858年，及《各种地位年龄性别所特有的疾病》全六卷乌尔谟1860年。1854年技术协会曾委派一个调查工业疾病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各种文书，收在托威金汉经济博物院的目录中了。政府的《公共卫生报告》，尤为重要。还可参看莱希（Eduard Reich M. D.）所著《论人类衰颓》欧兰根1868年。

[51]厄哈特《通用语集》伦敦1855年第119页。黑格尔关于分工，是抱极异端的见解。他在《法律哲学》中说：“我们说有教育的人，原来是指那一种人，他能做每一件有人做的事情。”

[52]现今在德国教授间（例如罗雪尔教授），尚流行一种可笑的信念，认分工的发生，由于个个资本家的先天的发明天才。依罗雪尔教授的看法，分工是以现成的形态，由资本家的万能头脑飞出来的，因此，必须有“种种工资”报酬他。实则，分工程度的大小，非取决于资本家天才的大小，乃取决于资本家钱袋的大小。

[53]像配第，《东印度贸易利益》匿名著者等等较早的著作家，还比亚当•斯密，更透辟地，指示了制造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

[54]有少数18世纪的著作家，在近世学者中，形成一个例外。例如培卡利亚（Beccaria）与哈利士（James Harris）。他们在分工问题上，和古代人的见解相同。培卡利亚说：“依各人的经验，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断把他的手和精神，应用在同种工作和生产物上，他一定比那种必须为自己生产各种物品的人，能够得到较轻易较良好较丰富的结果。但人类，就因此为全体的利益和个人自己的科益，被分成不同的阶级和状况了”。（培卡利亚著《公共经济要论》库斯多第版近世篇第Ⅺ卷第28页。）哈利士（后来的马尔麦斯伯勒伯爵，曾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以《出使日记录》闻名于世，所著《幸福问答》1741年出版于伦敦，此书复收印在《三论》中，第三版出版于1772年伦敦）也说：“我说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是自然的。我的论证，是从柏拉图《共和国》，第1篇采取的”。

[55]参看荷马史诗《奥特塞》第14章第228节，“不同的人，乐于从事不同的工作。”又，阿基罗卡斯（Archilochus）在《塞克士杜•恩比利古士》中，也说：“各人高兴作各人自己的事。”

[56]“他能做许多种工作，但没有一种工作做得好。”——雅典人认他们自己，比斯巴达人，是较优的商品生产音，因为斯巴达人在战争时能够支配人，但不能支配钱。依照修西提第斯（Thukkydides）的记载，培利克利斯（Perikles）在波斯战争中会鼓舞雅典人说：“为自给而生产的人，宁可用自己的生命，不用钱来战争”。（修西提第斯史书第1部第141章。）不过，就在物质生产上，雅典人也还以“自给”为理想，而反对分工。“盖因分工仅保证幸福，自给犹可保证独立。”但在此我们必须记着，甚至在30僭主没落的时代，雅典也还没有5,000人没有土地财产。

[57]柏拉图是从这个事实，说明社会内部的分工。即个人的欲望是复杂的。个人的才能却限于一方面。他的主要论点是，应由工人适应于工作，不应由工作适应于工人。在工人同时作几种手艺，或有别种手艺作副业时，工作适应于工人的情形，就是不可免的。“劳动不能等劳动者有闲暇的时候做；劳动者必须聚精汇神去做他所做的事情，不能把劳动看得随随便便的。——这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说，各种东西，如果由天性适于生产这种东西的人，在适当的时间，专心致志去生产，它们的生产将更丰饶，更精美，又更容易”。（柏拉图《共和国》第1篇。）——修西提第斯（在前书第142章）也说：“航海术，像别的熟练手艺一样，是一种技术，不能当作副业来做。别种手艺，也不能当作航海业的副业来做。”柏拉图说：如果工作必须等待劳动者，则适当的生产时机将会错过，制品将受损害。柏拉图的这个观念，在英吉利漂白业者反对工厂法规定一切工人必须在同时午餐时，再出现了。漂白业者说，他们的职业不能就劳动者的方便，因为“假设在干燥，洗濯，漂白，压平，加光彩，染色那种种工作上，必须在定时停止，那不免有损害制品的危险。……励行一切工人在同时午餐的规定，那不免有时要使贵重的财物，因工作不完全而受损害。”不知柏拉图主义下一次又在什么地方起来？

[58]塞诺芬告诉我们从波斯国王食桌上受食物，不仅是一种荣誉；那种食物，实际也比别的食物更可口。“这是不足异的，因为，一切手艺都是在大都市上最完成的；献于王桌的食物，当然是依精美方法烹调的。若在小市上，那么这种工人就还得制造床，门，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并且，那怕这样，他们还是不容易找到充分的主顾来维持生活。当然，像这样做多种职业的人，是不能精通一种职业的。但在大都市上，每一种职业都有许多的需要。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以谋生了。甚至不必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甲专做男鞋，乙可以专做女鞋。有时候，甲可以仅把鞋钉好，乙接着把它切好，丙把鞋面做好，而由丁把各部分合起来。这样只做一种专门工作的人，当然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烹调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塞诺芬《塞洛勃第亚》第8部第2章。）塞诺芬在此只注意使用价值的质量，但他已知分工程度定于市场范围。

[59]“他（俾西利士）将他们一切人分成特殊的世袭阶级……这样吩咐他们，一个人应常常做一种职业。他知道，常常改变职业的人，是什么职业也做不精的，反之，常常做一种职业的人，却能把这种职业做得完好。我们在事实上也发觉，在技术和职业上，他们是胜过他们的竞争者，像名手胜过拙工一样。他维持君王制度和其他各种国家制度的方法是如此巧妙，所以，论究这个问题的最有名的哲学家，皆称埃及的政制，优于其他各国。”（伊苏格拉底著《俾西利士》第8章）

[60]参看西库鲁士的著作。

[61]乌尔前书第20页。

[62]本文所说的话，用在英格兰，比用在法兰西妥当；用在法兰西，比用在荷兰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