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汇兑行市（Der wechselkurs）

Ⅱ　汇兑行市（Der wechselkurs）

〔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大家知道，是以汇兑行市为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比德国对英国的支付更大，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高涨起来；而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柏林和汉堡跌落下来。英国对德国所负的过重的支付义务，如不能由德国对英国的过重购买，而恢复均衡，则德国的马克汇票（Markwechsel）的英镑价格（Sterlingpreise），将会高涨到这一点，到这点，人们会情愿不用汇票，而由英国送金属——金币或金块——出去，支付给德国。以上所述，可以说是一般的标本。

〔如果这个贵金属的输出，竟以强大范围，继续到长的时间，英国的银行准备必定会受到影响，所以，以英格兰银行居首的英国货币市场，自须讲求保护的方策。我们讲过，这种保护的方策，主要就是把利息率提高。在金的出流甚大时，货币市场通常会感到困难；那就是对货币形态上的贷放资本的需要，将显著超过它的供给。利息率自然而然会跟着提高起来；而由英格兰银行规定的贴现率，也会和这个事态相照应，并在市场上通行。但如下的情形，也会发生的：即，金属的出流，非由于普通的营业关系，而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借款给外国，投资到国外等等）。在这种情形下，伦敦的货币市场实际把利息率提高，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因此，英格兰银行会先由“公开市场”的巨大的贷款，“造成货币稀少的情形”，人为地，造成这种状态，使利息率的提高成为合理的或必要的。这个方法，对于英格兰银行，是一年比一年更难实行了——F. E.〕

利息率的提高，是怎样影响汇兑行市，可由以下各种供述而知。这各种供述，是1857年下院调查银行立法时，提出的。（即《银行法报告》1857年）。

约翰·穆勒：“第2176号。当营业感觉困难时，……有价证券的价格大大下落了，……外国人这时候会在英国购买铁路股票；英国人所有的外国铁路股票，会卖给外国人。……冀由此依比例减少金的输出。”——“第2182号：不同诸国利息率的平衡和商业晴雨计状态（压力）的平衡，通常是赖一个庞大而富裕的银行业者证券商人阶级来实行的。这个阶级，……常常因预料有价证券将会涨价而把有价证券购进……而最适宜购买有价证券的地方，便是把金送到外国去的地方。”——“第2183号：这种投资，在1847年曾以极大的规模发生，那足以减少金的出流。”

英格兰银行前任总裁胡巴德（他自1838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第2545号：在欧洲不同各货币市场上流通的……欧洲有价证券有非常的巨额，这种证券一旦在一个市场上跌价1%或2%，就会立即被购去，送往那价值仍维持原状的市场上去。”——“第2565号：外国不是对英国商人负有巨额的债务么？——答：数额极大。”——“第2566号：这种债务的收进，说明了资本在英国有极大的蓄积么？——答：在1847年，我们就由美俄两国从前对我们所负的若干百万债务的清算，来恢复我们的地位。”（英格兰对于美俄两国，也曾因谷物，同时负着“若干百万”的债务，但那是大部分由英国债务人的破产来“清算”的。参看1857年《银行法报告》及本书第30章——F. E.）。——“第2572号：在1847年，英国与圣彼得堡间的汇兑行市，是极高的。当政府命令准许银行发行不必以一千四百万镑的限界为限”（即超过金准备的限界——F. E.）“时，条件是贴现率必须维持为八厘。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贴现率上，把金由圣彼得堡运到伦敦来，在这里，照八厘的利息贷出去，以等待三个月期汇票（那是对这种卖出的金开发的）的到期，成了一种有利的营业了。”——“第2573号：在金的营业上，有许多点要考虑：那要看汇兑行市，看利息率而定。人们在汇票”（对这种金开发的汇票——F. E.）“到期以前，会依照一定的利息率，把货币放出去的。”

对亚洲的汇兑市行

以下各点是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它们会指示，当英国对亚洲的汇兑行市呈不利状态时，英国只有取偿于别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亚洲输入的物品，都是由英国居间而支付的。第二，因为威尔逊在这里，又表现了这种愚笨的尝试，那就是，想把贵金属流出在汇兑行市上的影响，和资本一般输出在汇兑行市上的影响，视为相同；他以为，这二场合的输出，都不是当作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而是为投资（Kapitalanlage）。当然，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论若干若干镑是在贵金属形态上还是在铁轨形态上输往印度，而在印度建造铁路，那是同量资本由一国移转到他国，不过形态不同。并且，这种移转，是不加入普通商业的计算内的；对于这种移转，输出国除希望由铁路未来的收入中，收取一种年所得，也不期待由此生出任何的归流。然若这种输出是在贵金属形态上实行，那虽然不必在一切情形下，但会在以前所说明的情形下，对于贵金属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对于该国的利息率，发生直接的影响；因为，贵金属直接是可贷放的货币资本，并且是全部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行市。因为在这场合，贵金属会被输出，不过因为伦敦货币市场所供给的印度汇票，不够应付这种额外的汇款。那就是说，印度汇票的需要，超过了它的供给；因此，汇兑行市暂时变为于英国不利，并非因为英国对印度负有债务，不过因为它要送异常的金额到印度去。长此下去，印度对英国货物的需要将会增加，因为那会间接增加印度人消费欧洲货物的能力。反之，如果资本是在轨条等等形态上输出，那就不会在汇兑行市上发生影响，因为印度不会由此有款付回来。且也就因此，所以它不必就在货币市场上发生影响。威尔逊却说，这种额外的支出，会唤起额外的对货币通融的需要，从而会影响利息率，所以说那一定会在货币市场上发生影响。这种情形，当然也是可能的；但若说在一切情形下面，都必定会这样，那就完全错了。不管这种轨条是敷设在英国土地还是敷设在印度土地上，它所代表的，都不外是英国一定部面上的生产的扩大。主张生产的扩大，（甚至在极大限界内的扩大），一定会增高利息率，否则不能发生，那当然是背理的。货币融通也许会增大，那就是，信用交易的营业额，也许会增大；但在利息率不变的时候，信用活动也是会增加的。而四十年代英国铁道热的时候，情形也确乎是这样的。当时，利息率没有增进。并且，若我们考察的，只是现实资本（在这场合，是商品），那很明白，无论这种商品是决定输出的，还是供国内使用的，它在货币市场上发生的影响必定是一样的。必须英国的国外投资，会限制英国的商业性的输出，（那就是必须支付代价，必须有归流的输出），或这种投资已经标示信用的过度伸张或诈欺活动的开始，我们方才能在当中，发现区别。

以下是威尔逊问，纽马奇答。（《银行法报告》1857年）

“第1786号：你以前关于东亚的银需要，曾经说过，照你的意思，虽有巨量的金属贮藏继续输往东亚，但英国对印度的汇兑行市，仍于英国有利。关于这点，你有什么理由么？——答：确实的……联合王国1851年输往印度的输出品的现实价值，等于7,420,000镑；此外，尚须加入东印度公司的汇款额（即东印度公司为支办本公司经费而从印度取去的基金）。这种汇款，在1851年为3,200,000镑；所以，联合王国输往印度的总输出额，合计为10,620,000镑。在1855年，商品输出的现实价值，增加至10,350,000镑；东印度公司的汇款为3,700,000镑；所以，总输出为14,050,000镑。我相信，1851年由印度输入英国的商品的现实价值，是没有方法确定的。但1854年和1855年的，可以确定。在1855年，由印度输往英国的商品的现实价值总额，为12,670,000镑；拿这个数额，和14,050,000镑比较，差额是于英国有利的。由两个直接通商而起的有利于英国的差额，计为1,380,000镑。”

在这里，威尔逊插进来说，汇兑行市还会受间接通商的影响。例如，由印度输往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商品，就是用由伦敦兑付的汇票来支付，所以，这种通商的影响，和印度货物直接运往英国的影响是一样。再者，把印度和中国合起来计算，差额却是于英国不利的，因为中国为购买鸦片，须不断支付于印度，而英国又须支付给中国。这个金额就是这样间接到印度去的。（第1787号1788号）。

第1791号，威尔逊问：资本“或是在轨条和火车头形态上输出或是在金属货币形态上输出”，汇兑行市会不会因此受到不同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纽马奇的答复是完全正确的。他答说，在过去数年间为建造铁路而送往印度去的一千二百万镑，是被用来购买一种年金，这种年金，是印度依照一定期限必须付给英国的。“如所论只是贵金属市场所受的直接影响，这一千二百万的投资，在输出金属以实行货币投资的限度内，才能发生这样的影响。”

第1797号，（韦古林问）：“如果这种铁（轨条）不会引起任何的归流，我们怎样能说，它会影响汇兑行市呢？——答：我不相信，在商品形态上输出的那部分支出会影响汇兑行市的状态。……我们可以断然说，二国间的汇兑行市的状态，只会由一国所供给的债务或汇票和别一个所供给的债务或汇票之比较数量，受影响：这是合理的关于汇兑行市的理论。就这一千二百万镑的输送而言，这一千二百万镑起初是在英国募集；现在，如果营业状态是这样，以致这一千二百万镑全数在硬币形态上，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贮存下来。……这种突然的需要，当然会强烈地影响银行价格和汇兑行市；其结果，和东印度公司明日突然声称它的汇款额将由三百万镑增至一千二百万镑的结果一样。不过情形并不是这样。这一千二百万镑的半数，是用在英格兰购买商品……铁轨，木材，和其他各种材料……这是英国资本，在英国本国，支出来购买某种向印度输出的商品。当中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结局的。”——第1798号（韦古林）：“但这种供建造铁路用的商品铁木等等，是要消费许多外国商品来生产的，这不能影响汇兑行市么？——答：确实的。”

威尔逊现在以为，铁是大部分代表劳动，而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却大部分代表输入品，（第1799号），所以又问道：

“第1801号。但一般说来，消费这种种输入商品才能生产出来的商品，是照这个方法送出的：即，我们不能在生产物的形态上，也不能在别的形态上，由此受得任何的归航品（Retour）；那不会影响汇兑行市，使它对于我们不利么？——答：这个原则，正是在大铁道投资时期（即1845年——F. E.）英格兰发生的原则。在接连三四年或四五年内，你曾把三千万镑投在铁路上，并且几乎全部是工资。你在三年间，在铁路建造，火车头制造，车辆制造，车站建造上维持的工人数，比一切工厂区域维持的工人数合计还要更多。这种工人……是把他们的工资，用来购买茶叶，砂糖，酒，和别种外国商品。这种商品是必须输入的；但在这期间，在这种大支出正进行的期间，英国对外国的汇兑行市，并未发生大的扰乱。贵金属没有流出，却反而有流人。”

第1802号。威尔逊主张，在英国与印度间，如果贸易差额归于平衡，汇兑行市保持平价（Parikurs），铁与火车头的额外送出，就“必定会影响英国对印度的汇兑行市。”纽马奇却主张，如果轨条，是当作投资送出的，印度对于这种轨条又不在任何形态上支付代价，他就看不见这种影响了。他还说：“我也觉得，任何国家不会在对一切通商国家的汇兑行市上，长处在不利状态中。这个原则，我是赞同的。对一个国家的不利的汇兑行市，必然会使它对别一个国家的汇兑行市，变为于它有利。”在这里，威尔逊归到一个平凡论调了。他说：“第1803号：资本在这个形态上或那个形态上送出，不一样是资本移转么？——答：如果讲的只是债务，足下的话原也不错。”——“第1804号。那么，印度建造铁道对于英国资本市场（Kapital-markt）发生的影响，在资本用贵金属形态送出的场合，和用商品形态送出的场合，是一样么？并且，那是和全部用贵金属送出一样，会提高资本的价值么？”

如果铁的价格没有提高，那就无论如何，可以证明，包含在轨条内的“资本”的“价值”，没有增加。成为问题的，是货币资本的价值，是利息率。威尔逊是把货币资本和资本一般看作相同的。单纯的事实原来是，曾在英国，为印度建造铁路，募集一千二百万镑。这一件事，与汇兑行市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一千二百万镑结局是怎样处置，也是一个在货币市场上没有关系的问题。如其货币市场是在有利状态上，它不会影响货币市场，是和1844年和1845年英国的铁路建造，不曾影响货币市场一样。如其货币市场已经略为感到困难，利息率当然会由此受到影响，但只是向涨的方向，但若照威尔逊的理论，这种情形，却将使汇兑行市转为于英国有利，那就是，会阻止贵金属流出（即令不是向印度，至少也是向某一别的国家流出）的趋势。威尔逊先生由一个问题跳到别一个问题去了。在第1802号，他问汇兑行市会不会受影响；而在第1804号，他却问“资本价值”。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利息率不是不能影响汇兑行市，汇兑行市也不是不能影响利息率，但在汇兑行市变动时，利息率可以不变，而在利息率变动时，汇兑行市也可以不变。威尔逊不会懂得，在资本被送往外国时，它输送时所采的形态，会在结果上引起差别；那就是，他不会懂得，资本的形态差别，尤其是它的货币形态，有这样的重要性，那是和启蒙经济学的见地极为矛盾的。不过，纽马奇在答复威尔逊时，他的答复也是片面的，又不曾指出，他已突然地毫无理由地由汇兑行市跳到利息率上来。他仅不确实地模糊地答复第1804号的问题说：“没有疑问的，在这一千二百万镑募集的场合，它究竟是在贵金属形态上还是在材料形态上送出，是一件在一般利息率上不关重要的事。但”（这个但字，是一个很美的过桥字眼，他由此转到一个刚好相反的命题）“我相信，这并不是全然不关重要的”，（它是不关重要的，但，但又不是不关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场合，六百万镑会立即流回，在别一个场合，它却不会这样迅速流回的。所以，是不是有六百万镑投在国内，还是全部输往国外，那会引起若干的”（何等明确啊！）“差别。”他说六百万镑立即流回，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六百万镑在英国支出，在这限度内，它们是在送往印度的轨条火车头等等形态上存在，它虽不会从那里流回，它的价值虽要由逐年还债的方法，极其缓慢地流回来，但六百万镑金属却也许极迅速地就会在自然形态上流回的。在这六百万镑是支出在工资上面的限度内，它是被消费了；但垫支在工资上面的货币，却依然在国内流通，或形成准备金。轨条生产者的利润及六百万中用来代置不变资本的部分，也是这样。纽马奇用“流回”这个意义暧昧的名辞，不过因为不要直说：货币依然留他国内，而在它充作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限度内，在货币市场上，又只有这个区别，（不说流通将能吸收较多硬币这一件事）：即，这个货币，将由A代替B把它支出。这种投资方法，是在商品形态上，不是在贵金属形态上，把资本移往外国。除非这种额外输出的商品的生产，必须使用别种外国商品；不然，这种投资，决不会影响汇兑行市的；（并且，无论如何，不会在接受这种投资的国家，影响汇兑行市）。在这场合，额外输出品的生产，当然不是决定用来清算这种额外输入品。但每一种信用输出（Export auf Kredit），无论是为投资目的，还是为普通商业目的，都有同样的情形。并且，这种额外输入，还会反过来，在殖民地或北美合众国，唤起额外的对英国商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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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第1786号），纽马奇曾说，因为有东印度公司的汇票，所以英国向印度的输出，会较大于英国从印度来的输入。吴德（Sir Charles Wood）关于这点，曾讯问他，英国向印度的输出，较大于英国从印度来的输入，实际是由这个情形引起的：即，对于从印度来的输入，有一部分，英国不须支付任何的代价。东印度公司（现在是印度政府）的汇票，实际是在印度课得的贡物。例如在1855年，由印度到英国的输入。等于12,670,000镑，由英国到印度的输出，等于10,350,000镑，其差额2,250,000镑为于印度有利。“如果事态已尽于此，这2,250,000镑是必须在某形态上汇往印度的。但在这里，有东印度公司的请求。东印度公司宣称：它能对印度各州，开出了3,250,000镑的汇票。（这个数额是征课来为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各项开支，并支付各股东的股息的）。这个数额不仅把由商业方面引起的2,250,000镑差额抵消了，且还引起一百万镑的剩余。”（第1917号）

第1922号（吴德）：“东印度公司这种汇票的影响，不是增加向印度的输出，不过依比例减少它，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以等额输出——向印度的输出——填补输入——由印度来的输入——的必要性，可以减少）。纽马奇先生对于这点解释说，英国人为报酬这三万七千镑起见，曾把一个“良好的政府，”向印度输出。（第1925号）。对于这种由英国输往印度的“良好政府”颇有认识的吴德（他曾经一度为印度事务大臣），却正确地讽刺地驳说：（第1926号）“然则，据你说，由东印度公司汇票引起的输出，不是商品的输出，而是良好政府的输出了。”——因为英国曾“依这个方法”，输出许多“良好的政府”和许多外国投资，——由此，它取得了种种完全与普通营业进程无关的输入，那是所输出的良好政府所受得的贡物，或是海外殖民地或其他各处的投资的所得，不须支付任何代价的所得——所以很明白，如果英国单是消费这种贡物，不实行任何对当的输出，汇兑率也不会受影响。所以，又很明白，如果英国把这种贡物，生产地或不生产地再投在外国，而不投在英国，（例如凭这种贡物而把军需品运往克里米），汇兑率也不会受影响。加之，在这种从外国来的输入品成为英国人的所得的限度内——当然，这种输入品，必须先当作不须任何代价的贡物，或由这种贡物的交换，或在普通的商业过程中，被支付代价——英国人可以把它消费掉，也可以把它当作资本重新投下。但无论如何，那都不会影响汇兑行市；聪明的威尔逊，却把这一点看落了。无论是本国的生产物还是外国的生产物，（在后一场合，那不过要假设本国生产物与外国生产物相交换），只要它是构成所得的一部分，那么，这种所得的消费，（无论是生产地消费，还是不生产地消费），就令会影响生产的规模，也不会影响汇兑行市。所以，以下的供述，是可据此来判断的。

第1934号。吴德问：“怎样把军需品送往克里米，会影响对土耳其的汇兑行市呢？”纽马奇答说：“我看不到，单是把军需品输出，也必致影响汇兑行市，只有贵金属的送出，才一定会影响汇兑行市的。”在这里，他把货币形态上的资本，和别的资本区别了。但威尔逊问：

“第1935号。如果足下把大量某种物品输出，而不由此发生对当的输入”，（威尔逊先生忘记了，就英格兰说，那曾有极大的输入发生，但除“良好政府”以及前此为投资而输出的资本外，并不曾由此发生对当的输出。这种输入，不是由通常的商业运动进来的。但这种输入品，会再用来交换美国生产物，而无相当输入，美国生产物即被输出的事实，也不会影响这个事实：即，这种输入品价值的消费，可不发生任何流向外国的等价的出流。虽没有对当的输出，这种输入品仍然可以进来；所以，它的消费可以不在贸易差额上发生任何关系），“足下就不是支付由输入引起的外国债务了。”（但若对于这种输入品已在以前，由足下给于外国的信用偿付过，那是不会由此引起任何债务来的。所以问题将与国际差额无关，却还原成为这样：不管所消费的生产物是本国的生产物还是外国的生产物，我们只要问它是在生产方面支出的，还是在不生产方面支出的）。“足下必定会由这种行为，影响汇兑行市，因为足下的输出既未曾有相应的输入，是没有外国债务要偿付的。——答：就一般国家而言，确实是这样的。”

威尔逊的这种陈述，等于说，每一个没有相应输入的输出，同时都是一个没有相应输出的输入，因为在输出品的生产上，会有外国的输入的商品参加进去。这个假设是，每一种这样的输出，都以某种未付等价物的输入为前提，或者会唤起这样的输入，从而引起一种对外的债务。即不说下面那个情形，这个假设也是错误的。这两个情形是：（1）英国会接到不须支付任何等价物的白送来的输入品，例如印度输入品的一部分。英国可以用这种输入品和美国的输入品交换，使后者仅有商品向英国输出，而无商品从英国输入。无论如何，就价值而言，英国不过把一部分毫无所费于它的东西输出。（2）英国对于形成追加资本的输入品（例如美国的输入品），也许已经支付了；所以，当它不生产地被消费时，（例如用作军需品），那并不形成对美国的债务，也不会影响对美国的汇兑行市。纽马奇曾在1934号和1935号自相矛盾，吴德在1938号曾促使他注意这点，并且问：“如果在那种不受得任何代价便行输出的物品（军事支出——F. E.）的制造上，我们所使用的商品，没有任何部分，是由这种物品向着输出的国家得来，这种输出又怎样能影响对该国的汇兑行市呢？假设对土耳其的商业是在普通的平衡状态中，英国对土耳其间的汇兑行市，又怎样会因军需品向克里米输出，而受影响呢？”——在这里，纽马奇不能再平心静气了；他忘记了，对于这个单纯的问题，他已经在第1934号，正确地答复了；但说：“在我看，我们已经把实际问题考察完了，现在已经踏进一个极高深的形而上学讨论的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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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对于他的主张，还有一种解释：即，汇兑行市会因资本由一国移转到他国，而受影响，不问这种移转，是在贵金属形态上实行，还是在商品形态上实行。威尔逊当然晓得，汇兑行市会受影响于利息率，尤其是受影响于这样二国（假设我们讨论的，正是这二国间的汇兑行市）间的利息率。所以，只要他能够证明，资本一般的剩余，尤其是各种商品（包含贵金属在内）的剩余，会在利息率上发生决定的影响，他对于他的目标，就更向前接近一步了。他的目标是：这种资本如以可观的部分向别一个国家移出，这种移转必定会在这两国，依相反的方向，改变利息率，从而，间接使两国间的汇兑行市也改变。——F. E.〕

他在当时由他编辑的《经济学界》（1847年5月22日第574页）上，曾说：

“很明白，由各种大量库存品（包括贵金属）指示的资本剩余，必定会引起商品一般的价格低落，并且还会使利息率（那是资本使用权的代价）减低，这是第一。如果我们手头有一个商品库存，足在此后二年内供应本国，那与仅足供应二个月的场合比较，我们将能由远较为低的利息率，取得在一定期间内支配这种商品的支配权。这是第二。一切的货币贷借，无论是在何种形式上实行，都不过是商品支配权由此到彼的移转。所以，如果商品过丰，货币利息必定会低，如果商品稀少，货币利息必高，这是第三。如果商品流入得更丰饶，则与买者的人数比较，卖者的人数必定会增加，而当商品量超过直接消费者的需要时，那就会依比例，把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贮存到后来使用。在这种情形下，商品所有者便会依较低的条件，为未来的支付或凭信用而卖。如果他们有把握，可以在数星期内把全部存货售出，他们是决不会用这样低的条件卖的，这是第四。”

我们对于第一点的批评是，在生产收缩时，贵金属可以同时有巨大的流入。恐慌以后的那个时期情形，就常常是这样。在继起的阶段内，贵金属可以从主要的生产贵金属的国家，流进来；其他各种商品的输入，在这个时期，则通例由输出来抵消。在这两个阶段内，利息率都很低，并且增进得很慢。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过了。我们要说明这种低利息率，不必要用“各种大量库存品”的影响，作理由。并且，这种影响是怎样发生的呢？棉花的价格贱，使纺绩业者有赚取高率利润的可能。但利息率为什么低呢？那当然不是因为借资营业能获得高昂利润的事实。那只因为在现在的情状下，对贷放资本的需要，尚未与这个利润成比例；那就是，不过因为贷放资本和产业资本有不同的运动。《经济学界》所要证明的，却正好相反：它要证明贷放资本的运动，与产业资本的运动恰好是一致的。

关于第二点，如果我们把这个背理的假定——假定有一个库存品可以供应两年的需要——还原成为一个有若干意义的命题，那就不过假定商品市场是在壅塞中。那会引起价格的下落。购买一包棉花，将只须支付较小的货币额。但我们决不能由此便断言，用来购买一包棉花的货币，已经可以凭更低廉的条件取得。是否更低廉，那要看货币市场情形而定。如果货币真能凭更低廉的条件取得，‘那不过因为商业信用是在这个状态中，所以可以比平常，少请求一点银行信用。在市场中壅塞着的商品，是生活资料，或生产手段。在这场合，二者的低价格，都会增进产业资本家的利润。但在产业资本的丰饶与货币融通的需要不是互相反对，而是互相一致时，利息为什么能由这种低价格而减低呢？当时的情形，使商人和产业家彼此间更容易给予信用；就因商业信用更易获得的原故，所以产业家和商人都只需要较少的银行信用；因此，利息率就低了。这种低利息率，与贵金属的入流没有关系，虽然这两种现象可以并行，而引起输入品低价格的原因，也可以引起贵金属的过剩。如果输入品市场真是壅塞了，那就证明对输入品的需要已经减少；在价格如此低廉时，若不假设国内的工业生产已经收缩，我们是没有方法可以说明这种需要的减少的。但在价格低廉输入过大的场合，我们又没有方法说明国内工业生产的收缩。这一切的不合理，都因要证明价格的下落等于利息率的下落，才发生的。此二者可以同时相并而行。但若是这样，那就不外表示产业资本的运动和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运动，是走向相反的方向，决不会表示它的一致。

关于第三点。为什么在商品过剩时，利息会低微这件事，就在这个进一步的说明之后，也还是难于解释。如果商品低廉的结果，为购买一定量商品，我所需用的，以前是2000镑，现在比方说，已经减至1000镑。但我现在也许还会用2000镑，来购买倍于从前的商品，并由同量资本（那也许是我必须借入的）的垫支，来扩大我的营业。现在我是和从前一样，用2000镑购买。所以，如果我对商品市场的需要，随商品价格下落而增进了，我对货币市场的需要就会保持不变。但若对商品市场的需要竟然下落，若生产不比例于商品价格的下落而扩大，则《经济学界》的全部法则，都会被抵触；那就是，虽然利润增进，但对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需要却减少。但这种增进的利润，是会引起对贷放资本的需要的。此外，商品价格的低廉，可溯源于三个原因。第一，是由于需要的缺乏。在这场合，利息率低，不是因为商品低廉，而是因为生产停滞。因为，商品低廉，不过是生产停滞的表示。第二，是由于比需要过大的供给。那可以是市场壅塞等等的结果，那会引起恐慌，并且在恐慌中，与高利息率结合在一起。第三，那还可以是商品价格下落，以致同一需要，得由较低价格来满足这件事的结果。在后一场合，利息率为什么要下落呢？因为利润提高了么？如果那是因为，要获得同额的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所必需有的货币资本，已经可以更少，那就不过证明，利润与利息是相互成反比例的。所以，在每一个场合，《经济学界》的一般命题，都是错误的。商品的货币价值低微和利息率低微，不一定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如果不是这样，在生产物货币价格最低的最贫乏国家，利息率将会最低，而在农产品货币价格最高的最富有国家，利息率将会最高了。《经济学界》大体也承认，货币的价值下落，不会影响利息率。100镑现在和以前一样会带回105镑。如果100镑比以前价值更小了，则5镑利息也比以前价值更小。原金额的价值增加或价值减少，不会影响它们的比例。从价值方面考察，一定的商品量，是等于一定的货币额。如果它的价值提高了，它就会等于一个较大的货币额；如果它的价值下落了，结果就恰好相反。如果价值=2000，则5%=100；如果价值=1000，则5%=50那完全不会影响利息率。在这个问题上面，唯一合理的点是：以前购买同量商品，只需有1,000镑，现在已需有2,000镑，因此，将有更多的货币融通成为必要的。但这也不过证明利润与利息是成反比例的。因为利润因不变资本要素和可变资本要素便宜可以增进，利息却因此而下落。不过，相反的结果也会发生的，并且常常会发生。例如，棉花可因棉纱棉布无需要而便宜；又棉花可因棉工业有大利润，对棉花有大需要，而相对地昂贵起来。从另一方面说，产业家的利润高，可以正是因为棉花价格低。胡巴德的表，证明利息率的变动与商品价格的变动是完全独立的；利息率的变动，却和贵金属贮藏及汇兑行市的变动，却正好是相合的。

《经济学界》上说：“所以，如果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定会低微”。但恐慌期中的情形，是正好相反。在那时候，商品过多，不能转为货币，从而利息率高。但在循环的别一个阶段内，因对商品有大的需要，从而，归流很容易发生，所以商品价格会同时提高，但就因归流容易发生，所以利息率低微。那里又说“如果它（商品）稀少，它一定会贵”但，这种相反的情形，在恐慌以后的收缩时期，也会发生。在这时期，不仅与需要比较来说，就是绝对地说，商品也是稀少的；这时期的利息率也很低微。

关于第四点。在壅塞的市场上，商品所有者如能全般出卖，他一定愿意用更低的价格售卖，但若他能迅速把存货全部售出，他决不会这样做。这是很明白的一点。但为什么利息率会因此下落，却是没有这样明白的。

如果市场壅塞着输入品，利息率可因所有者对贷放资本的需要增进，（因为他不要把商品搬到市场上来），而提高起来。但利息率也可以下落，因为商业信用的流畅，会使银行信用的需要，相对地变为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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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济学界》的说明，1847年汇兑行市所受的急速的影响，是由于利息率的提高和货币市场所受到的别的压迫。但切不要忘记，汇兑行市虽已有转向，但在四月底以前，金还是继续流入；金流入的情形，一直到五月初，才有转变。

在1847年1月1日，银行的金属贮藏为15,066,691镑；利息率为3 1/2%；三个月期的对巴黎的汇兑行市，为25.75；对汉堡的汇兑行市为13.10；对阿谟斯特登的汇兑行市为12.3 1/4。在3月5日，金属贮藏减为11,5 95,535镑；贴现率增至4%，对巴黎的汇兑行市，跌为25.67 1/2，对汉堡的汇兑行市，跌为13.9 1/4；对阿谟斯特登的汇兑行市，跌为12.2 1/2。金的出流，仍继续不断。参看下表：

在1847年，贵金属由英格兰输出的总额，为8,602,597镑。其中有：

3,226,411镑向北美合众国输出

2,479,892镑向法兰西输出

958,781镑向汉塞诸市输出

247,743镑向荷兰输出

虽然有三月底汇兑行市的变动，但金的出流，仍在下一个月全月之内继续未曾停止。那也许是向北美合众国流出。

《经济学界》1847年8月21日第954页上曾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增进的利息率及跟着发生的金融紧逼，会怎样迅速地急切地发生作用，来矫正不利的汇兑行市，并使金的流动发生转向，使金再向英国流回。这种作用的发生，完全与支付差额无关。较高的利息率，使英国的和外国的有价证券的价格向下落，并招致外国人来大量购买。”因此，由英国发出的汇票金额增加了，但从他方面说，在利息率高昂时，获得货币的困难是这样大，以致在汇票金额增大时，对这种汇票的需要却减落。由同一原因，对外货的定单也取消了，英国人投在外国有价证券上的投资，都被实现，而把实现所得的货币，转向英国投下了。例如我们在5月10日的《里奥·德·匡内洛物价》表，就看到这样的话：“汇兑行市（对英国的汇兑行市）已有新的退步，那主要是因为英国把大量（巴西）公债卖出的结果，有巨款要汇回来，因而给汇兑市场一种压迫。”在英国利息率极低时投在各种外国有价证券上的英国资本，一到英国利息率提高时，就会取回来的。”

英国的贸易差额

单是印度，就要为“良好的政府”，为英国资本的利息和股息等等，向英国付纳五百万镑的贡物，而官吏节蓄的每年汇回来的金额，以及英国商人以其利润一部分每年汇回来投在英国内部的金额，还未计算在内。每一个英国殖民地，都须为相同的理由，继续把一笔大款子汇回来。在澳大利亚，西印度，加拿大等处设立的银行，大都是用英国资本设立的，其股息也是付英国。同样，英国又拥有许多外国有价证券，欧洲的，北美洲的，南美洲的，那都有利息可得。此外，它还参加外国铁路，运河，矿山等等的事业，那也有相当的利息。由这各种项目引起的汇款，差不多完全是在生产物（英国输出额以上的生产物）形态上，汇回来的。反之，外国人因拥有英国有价证券而受得的金额，以及英国人留滞外国所消费的金额，比较起来，却是一个小到难于辨认的数额。

如所论以贸易差额及汇兑行市为限，问题会“在一定时候，归为一个时间的问题。照规则……英国输入品是现金支付，它的输出品，却给予长期的信用。在某一些时候，这种差别是一个曾在汇兑行市上发生显著影响的条件。在英国输出像1850年那样大大增加的时候，英国资本的投下，必定会继续扩大……所以，1849年输出商品所引起的汇款，可以到1850年方才流回来。但若1850年的输出额，还超过1849年的输出额六百万镑，则实际的结果，必定是曾依比例，超过同年流回的货币额，有更多的货币，被送往外国。这样，它就在汇兑行市和利息率上发生影响了。但一旦我们的营业陷在恐慌中，我们的输出大减少，前年度因巨额输出而起的汇款，会极显著地，超过我们的输入品的价值；因此，汇兑行市就会转而于我们有利，资本迅急在国内蓄积起来，利息率下落了。”（《经济学界》1851年1月11日第30页）。

外汇行市可由这种种原因发生变化：

（1）暂时的支付差额。不问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发生的：由纯粹商业的原因可以；由国外投资可以；由国家支出例如战争支出也可以；只要它会由此引起对外国的现金支付，就行。

（2）一国货币的贬值。不问那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这纯然是名义上的；只要一镑只代表从前半数的货币，它当然不会再算做25法郎，只会算做12.5法郎。

（3）如果通汇的两国，是一国用银，一国用金充作“货币”，汇兑行市当然要看这两种金属的比价的变动而定，因为这种变动，显明会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Pari）。最近的例解是1850年的汇兑行市；该年的汇兑行市，是于英国不利的。（虽然英国该年的输出增加得异常多）。但金仍然没有出流。这是银价比金价暂时提高的结果。（参看《经济学界》1850年11月30日第1319页以下）。

一英镑的外汇平价，对巴黎为25法郎20生丁；对汉堡，为13马克·版科（Mark Banko）10 1/2先令（Schilling——旧德币名称）；对阿谟斯特登为11古尔登97仙。如果对巴黎的外汇行市，超过25.20，那就依比例，有利于欠法国债的英国人，或有利于法国商品的购买者。这二种人可以用更少数的金镑，来达到目的了。——就那些边远的更不易获得贵金属的国家说，在汇票稀少，不足以清结对英国的汇款时，自然的结果是那种种普通向英国输出的生产物，在价格上大大提高；因为，在这场合，汇款人找不到汇票，只好把这各种生产物送到英国去，这样，对这各种生产物的需要，就增加了。印度的情形，就往往是这样。

不利的汇兑行市，或金的出流，可以在英国存金极多，利息率低微，有价证券价格高昂的时候，发生出来。

在1848年当中，英国从印度取得了大量的银；这是因为，1847年恐慌及印度商业大失信用的结果，上等的汇票极形稀少，而寻常汇票又不容易找到受主。这全部的银，一经来到，便走向大陆去了；在那里，因革命骚动之故，各处都盛行贮藏的习惯。这种银，后来在1850年，大部分流回印度去了，因为当时汇兑行市的状态，使这种倒运很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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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在本质上是加特力教的；信用制度在本质上是布洛斯推坦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商品的货币存在，在纸的形态上，是只有社会的存在。信仰使人得救。他们信货币价值为商品的固有精神，他们信生产方法及其预定秩序，他们信个个生产当事人为自行增殖其价值的资本的人格化。但像布洛斯推坦教没有完全从加特力教的基础解放一样，信用制度也没有完全从货币制度的基础解放出来。

[1]这个情形对于货币市场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引用纽马奇的供述如下：“第1509号。1853年快要岁暮的时候，公众间发生一种大恐惧：在9月间，英格兰银行递次把它的贴现率提高到三倍……在10月1日……公众间表示一种巨大的惊慌和忧虑。但在11月底以前，这种惊慌和忧虑，就有一部分缓和下来了，待有五百万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输入之后，就几乎全然消灭了。在1854年秋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一回，也在同年的10月和11月，输进了大约六百万贵金属。在1855年秋间，（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兴奋和不安的时期）也发生这种事情，当时有八百万贵金属在9月、10月和11月之间流入。而在1856军底，我们又发现了同样的事情。因之，我请委员会每一个委员。凭其经验来判断，我们是否常惯把金输入的来到，视为是金融紧逼时期的自然的完全的救济。”

[2]依照纽马奇说来，金向外国流出，可以由三个原因发生。（1）由于纯粹营业上的原因，那就是输入超过输出，1836年至1844年间的情形和1847年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谷物输入；（2）由于国外投资的欲望，例如1853年，英国人都要找到资金，投到印度的铁道业；（3）由于国外支出的必要，例如1853年和1854年在东方发动的战争。

[3]第1918号纽马奇供称：“设把印度和中国合在一起，而考察印度对澳大利亚的交易，并考察更重要的中国对北美合众国的交易，并在这场合，假设营业成一种三角关系，而由我国在当中作媒介，使其归于平衡，……那么，我们正可以说，贸易差额不仅于英格兰不利，且也于法兰西和北美合众国不利”——（《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169页）。

[4]我们且看看韦古林的滑稽的回答。他说，五百万镑金流出，便是少了五百万镑资本。他要由此说明那种种不会在现实产业资本价格无止境上提或下落，无止境伸张或收缩时发生的现象。从另一方面看，把这诸种现象直接当作是现实资本（即从物质要素方面考察的资本）量伸张或收缩的征象来说明，也是一样滑稽的。

[5]纽马奇（《银行法报告》1857年）说：“第1364号。英格兰银行金属准备，在事实上，……是中央准备或中央金属贮藏，英格兰国内的全部营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经营的。那就是说，它是国内全部营业所依以旋转的支点：国内一切其他的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作是中央贮藏所或蓄水池，它们都从那里取得它们的硬货准备（Reserve von Hartgeld）。而外汇行市的影响，也常常正是落在这个贮藏所和蓄水池上面。”

[6]“所以，实际说来，杜克和洛易德（欧维斯坦）都主张以过早的限制，即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垫支，以应付过度的金的需要。但只有洛易德，会凭他的幻想，引起各种不便利甚至危险的（法律）限制和规则。”（《经济学界》1847年12月11日第1417页）。

[7]问：“足下以为，除了提高利息率，便没有别的途径，可以限制金的需要么？”——乍浦曼（古尔讷大汇兑经纪公司的一位股东）答说：“这是我的意思。如果我们的金，降到一定点，我们最好是立即把警钟响起来，并当众宣说：我们是在走向衰落的途中，凡要送金出去的，都须自己去冒危险。”（《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505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