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与汇兑行市

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与汇兑行市

Ⅰ　金贮藏额的运动

论述金融紧逼（Klemme）时期银行券将被蓄藏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这个时期，和最原始社会状态下的不安定时期一样，会盛行贮藏贵金属的办法。1844年的法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要把国内现存的全部贵金属，悉数转化为流通手段。在它看来，金的流出，与流通手段的收缩相一致，金的流入，与流通手段的膨胀相一致。但实验的结果，却恰好得到相反的证明。除开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唯一的例外之外，英格兰银行银行券流通总额，自1844年以来，从未达到法律批准的最高限。1857年的恐慌，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某种情形下，还是不够。自1857年11月13日至30日，每日超过这个最高限额的流通额，平均达488,830镑。（《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11页）。那时候，法定最高限额为14,475,000镑，加银行库内的金属贮藏额。

关于贵金属的出流和人流，我们可以注意：

第一，金属或是在不生产金和银的诸区域内，流来流去，或是从金属产源地把金银流入其他各国，而在这其他各国间，把这种追加的金属分配开来。在此二者之间，我们是要分别清楚的。

在俄罗斯，加里福尼亚，澳大利亚金矿未曾发生影响以前，逐年的供给，自十九世纪初年以来，是仅够代置磨损的铸币，供应普通的奢侈品需要，促成银向亚洲输出。

但从这个时期以后，因为亚洲和美洲及欧洲通商的关系，银向亚洲的输出是异常增进了。由欧洲输出的银，大部分是由追加的金来代置。其次，新输入的金，会有一部分，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所吸收。据估计，至1857年为止，大约有三千万镑金，加到英国的国内流通[1]。并且，自1844年以来，欧洲和北美洲每一个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都把平均水准增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加，同时又招来如下的结果：即，在恐慌时期以后接着发生的停滞时期，银行准备的增加已经更迅速，因为有较大量的金铸币，从国内流通冲出，被放在休止状态内。最后，当作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自新金矿发现以来，也增进了，这是财富增进的结果。

第二，贵金属会在不生产金和银的诸国之间，流来流去。同一国会不断输入金银，又不断输出金银。因为这种单单摆动且屡屡平行着的运动，会有一大部分互相中和，所以结局要决定是流出还是流入，应该问是那一个方向的运动占优势。但就因为这个原故，我们在回顾结果时，往往会把这两种运动的不断性和平行性，忽略过去。人们往往假定，贵金属的输入增加或输出增加，只是商品输入和输出的比例之结果和表现。其实，这种增加，同时还表现一个与商品经营毫无关系的贵金属流入与流出的比例。

第三，流入较流出所占的优势，和流出较流入所占的优势，大体说，是由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量计。这个计量器是怎样准确，第一当然要看银行业务一般是怎样集中。因为，在所谓国民银行蓄存着的贵金属，究竟能够怎样代表国家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假设情形是这样，那就可以知道，这个计量器并不怎样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形下，追加的流入，正可为国内的流通所吸收，或当作追加的奢侈品，把它用掉；并且因为，即使没有追加的流入，金铸币为国内流通而被提出的现象，仍然可以发生；即使没有同时发生的追加的流出，金属的贮藏也仍然能够减少。

第四，金属的流出，在其减少运动继续至长期间，以致减少成为运动的趋势，并把银行的金属准备大大压在中位水准以下，甚至降到平均最低限度时，将会采取出流（Drain）的姿态。这种最低限度，一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那是由规定银行券现金保证的法律，在相异的场合，依照相异的标准，规定的。关于这种出流在英格兰所能达到的量的限制，纽马奇曾在1857年银行法委员会前供述：“第1494号：依照经验来判断，好像因现行营业变动而起的金属出流，决不致多过三百万镑或四百万镑。”在1847年，英格兰银行的金准备，在10月23日达到最低水准；与1846年12月26日相比，减少了5,198,156镑，与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峰比较，减少6,453,748镑。

第五，所谓国民银行的金属的准备的职能（这种职能，不调节金属贮藏的量，因为这个量，也可因国内外营业的沉滞而增大），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说：（1）那是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一句话，是世界货币的准备基金；（2）是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基金；（3）是存款支付和银行券兑现的准备基金，（这一部分职能，与银行机能相关，而与单纯当作货币用的货币没有关系）。所以，任一种情形，如果会影响它上述三种机能的一种，也就会影响到它本身。譬如，当作国际基金，它会受影响于支付差额，不必问这种差额是由何种原因唤起，也不必问这种差额与贸易差额成何种比例。当作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基金，它又会受影响于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第三种机能，即当作保证基金的机能，虽不规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会发生两重的影响。第一，如果发行的银行券在国内流通内是代置金属货币；（在以银为价值尺度的国家，就是代置银铸币），它就会丧失第二种机能即准备基金的机能。贵金属的一部分，向来当作这样使用的，会长久流往国外。在这场合，为国内流通，而把金属铸币提出的现象，不会发生；同时，因流通铸币金属一部分停止不动而起的一时的金属准备额增大的现象，也将消灭。第二，如果在任何情形下，皆须为支付存款和兑付银行券，保有最小限额的金属贮藏，这种机能，就会依一种特别的方法，影响金出流和入流的结果；它会影响银行在任何情形下皆须保有的那一部分贮藏，或影响银行在其他时期使用不着而急求脱手的那一部分贮藏。此外，在流通纯然用金属，银行业务又形累积的场合，银行又须把它的金属贮藏，同时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证；以致在金属发生出流时，就可以发生汉堡1857年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真正的恐慌常发生在汇兑行市变动之后；那就是，发生在贵金属流入再超过它的流出那时候。

在1825年，现实的恐慌，是在金出流已停止以后才发生的。1839年金出流的现象发生了，但并未引起恐慌。1847年金出流的现象在四月间停止了，而恐慌在十月间发生。1857年金流出国外的现象在十一月开初，就停止了，但到十一月后来，才发生恐慌。

这个情形，在1847年的恐慌中，特别令人注目。那时候，金的出流已在四月间停止了，在引起一个前奏的小恐慌后，直到十月间，真正的营业恐慌方才爆发。

以下的述证，是在1848年上院商业凋敝秘密调查委员会前，供述的。这种述证，直到1857年方才印行（即Commercial Distress 1848—1857）。

杜克的述证是：“在1847年4月，金融紧逼起来了，严格说来，那等于是一次恐慌，但其期间比较很短，且也未在商业上，引起任何显著的破绽。到10月，紧逼的情形，比4月任何时，都更厉害了，于是有一个几乎空前的商业破产事件发生。”（第2996号）——“在4月间，汇兑行市，尤其是对美的汇兑行市，使我们不得不把巨量的金输出，为那异常大的进口货，实行支付；凭英格兰银行的异常努力，才把金的出流制止，并把汇兑行市提起。”（第2997号）。——“在10月间，汇兑行市于英格兰有别了”（第2998号）。——“汇兑行市的变动，是在4月间的第三个星期开始的。”（第3000号）。——“在7月和8月间，它是摆动着；但自8月初起，它就常常于英格兰有利了”。——在8月，金的出流，是“由国内流通上的需要唤起的。”（第3003号）。

英格兰银行总裁摩里士：虽说自1847年8月以来，汇兑行市已于英格兰有利，金也因此有流入，但银行的金属准备却确实减少了。“为国内流通的需要，已有二百二十万镑金走出而在国内流通了。”（第137号）。——这个情形，一方面要由铁路建造所使用的劳动者人数已经增加这一点来说明，一方面要由“各银行业者在恐慌时期要自行保有金准备”这件事来说明。（第147号）。

前总裁巴尔昧（他自1811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第684号。自1847年4月中至停止1844年银行法的那一日，汇兑行市都于英格兰有利。”

曾在1847年4月引起一次金融紧逼的金属流出，在这场合，是和在其他多数场合一样，只是恐慌的前奏曲；当恐慌爆发时，它是老早已经回头了。在1839年，正在营业异常衰落时发生了极为激切的金属出流（为谷物等等而起的），但没有引起商业的恐慌，也没有引起货币的恐慌。

第七，当一般的恐慌自行归于熄灭时，金与银——且不说有新的贵金属从它的产源地流入——就会再依照平均状态下的比例（即金银在各国间当作金属贮藏的比例），分配开来。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时，它在各国存在的相对量，是由各该国在世界市场上所演的节目而定。它会由存额超过平准状态的国家流出，而流入别的国家。这种出流和入流的运动，不过是再在不同诸国的金属贮藏上，恢复原来的配分罢了。但这种再分配，是由各种事情的作用引起的。我们在考察汇兑行市时，会把这各种事情说明。常态的分配一经在那里恢复，那里就会先发生一种超过平准状态的增加，然后再发生出流（这最后一句，是只就英格兰说的，因为它是世界货币市场的中心点。——F. E.）。

第八，金属的出流，大都是国外贸易状况发生变化的征候。这个变化，却又是快要再发生恐慌的前征[2]。

第九，支付差额可以于亚洲有利，而于欧洲美洲不利[3]。

贵金属的输入，会在两个时候占优势。先是在低利息率的最初阶段上，这个阶段紧随在恐慌之后，并且表示生产的限制；其次，是在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中位的水准。在这个阶段，资本的归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很大，对贷放资本的需要未与生产的扩大为比例的增加。总之，在这两个阶段，贷放资本都比较显得丰饶，所以存在金和银形态上（在这个形态上，它最初是只能当作贷放资本发生机能的）的过剩的资本入流，必定会在利息率上，从而在全部营业的格调上，发生显著的影响。

但一到归流不畅，市场显得壅塞，外表的繁荣只能由信用来勉强维持那时候，出流即贵金属的继续的严重的流出，就会发生。这就是说，只要对贷放资本已有极强的需要，利息率至少已达到中位水准，贵金属的出流就会立即发生的。这诸种情形，将由贵金属的出流反映出来。资本如果在直接当作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形态下不断被提出，那当然会发生影响，但在上述诸种情形下，这种影响又一定会加强。那一定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的营业（Kreditgeschäfte），反而会扩大它，并诱使它的一切辅助的手段，过度地伸张。所以，这个时期，正好是在崩溃时期的前头。

纽马奇曾被问道（《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1520号：流通的汇票额，与利息率一同增进么？——答：好像是。”——“第1522号：在平稳的普通时期，总账就是交易的现实工具；但困难发生时，例如在我以上所讲的情形下，如果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提高了，……那么营业就不能麻麻糊糊，而必须凭汇票了；这种汇票不仅是更适当地证明交易已经完成的证据，且也更适于充作进一步购买的手段；最要紧的，是它能够当作信用手段（Kreditmittel）来获得资本。”——加之，如有某种危险状态的征候，诱使银行提高它的贴现率，（同时，这还提示这种或然性：即，银行也许会限制它所贴现的汇票的通用时间），那时候定会发生一种疑惧，生怕这个倾向会渐次加强。每一个人，尤其是信用骑士（Kreditmitter），都想把未来的东西贴现，并在一定瞬间内，能支配多少信用手段就想支配多少。所以，上述的诸种理由，结局是归着在这一点：输入的贵金属的量或输出的贵金属的量，都不是以单纯的量的资格，发生影响。第一，这个量所以会发生作用，是因为贵金属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可以充作货币形态上的资本。第二，它的作用，是像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把一根羽毛加到天秤上去，就可以决定上下摆动着的天秤，究竟是那一面向下坠了。那就是说，它所以会发生作用，是因为当时的情形，只要稍稍加一点，就可以把倾向决定了。没有这两个理由，我们决不能说明，为什么五百万镑至八百万镑的金的出流，（照一向的经验，那是从来没有超出这个限界），就能发出这样显著的影响来。在英格兰，平均有七千万镑金流通着。就和这个数额比较，小额的金的增减，也似乎是不足道的，若是和英格兰那样大的生产比较，那就简直是一个小到不能看见的量[4]。但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把一切货币资本驱往生产上使用，（那就是把一切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循环的一定阶段，把金属准备减至最小限，以致不复能充任它原要充任的机能。并且，又就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使全有机体发生一种过度的感受性。在生产规模比较更不发达的地方，货币贮藏低过平均标准或大过平均标准，就比较是一件更没有关系的事。而从别一方面说，那怕是极严重的金的出流，也只要不是发生在产业循环的紧要关头，便比较会没有影响的。

在以上的说明上，我们没有考虑贵金属流出起因于农作物歉收以及其他的种种情形。在这种种情形下，生产平衡会发生巨大的突然的扰乱，（其表现便是出流）。这种扰乱的影响是无需进一步说明的。扰乱越是发生在生产最为繁剧的时期，它的影响就会越是大。

我们也没有考虑保证银行券兑现的金属贮藏之机能。这种贮藏，是整个信用制度的支点。固然，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支点，但金属准备又是中央银行的支点[5]。我曾在第一卷第三章论支付手段那一节讲过，由信用制度到货币制度的转变，是必然的。杜克和欧维斯坦双方都承认，为要在最紧急的时期保持金属的基础，有大牺牲真实财富的必要。他们的争点，不过旋转在一个加号或减号上面；他们所争的，只是对这种不可避免的事，应该以更合理或更不合理的方法去应付[6]。一定量的贵金属（与总生产比较起来，这个量其实是小得很的），被认为是全体系的支点。他们由此惊人地证明了它是恐慌的支点，但舍此不说，那还引起这种美丽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经济学真正考察“资本”时，是以最轻蔑的眼，看待金和银，把它们看作是事实上最不关紧要最无用处的资本形态。但当他们回头来讨论银行制度时，却是一切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资本一般了；为要保存它，其他各种形态上的资本和劳动，都必定要被牺牲。但金和银是怎样和别的财富姿态相区别呢？不是由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在其内对象化的劳动量决定的。那是由这种事实：即，金和银是财富的社会性质之独立的体化物，是财富的社会性质之表现。〔社会的财富，是当作个人的财富，才存在的。这种个人，便是它的私有者。它所以是社会的财富，只因为这些个人为要满足他们的欲望，会互相交换在性质上互相不同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下，那只能用货币作媒介。那就是个人的富实现为社会的富，只因为有货币作媒介。财富的社会性质，是体现在货币这个物上面的。——F. E.〕财富的社会存在，表现为社会财富诸现实要素的对方，表现为这种物，这种东西，这种商品，它和社会财富诸现实要素相并立，并且是立在它们的外部的。在生产流畅无阻时，这一点会被忘记。并且，当作财富的社会形态，信用还会把货币驱逐，篡夺货币位置。因为信任生产的社会性质，所以人们会让生产物的货币形态，表现为不实在的，意想的，简言之，表现为单纯的观念。但一旦信用动摇，——这个阶段，必然会在近世产业的循环上出现——一切现实的富，都必须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为金和银。这是一种发狂的要求，但那必然会由制度的本身唤起的。但能用来应付这种异常要求的金银全部，不过是英格兰银行窖内的若干百万镑而已[7]。在金的出流发生影响时，生产非现实当作社会的生产而被放在社会的统制下这个情形，会痛切地在这个形态上面发生：即，财富的社会形态，是当作它外部的一物，存在着。固然，资本主义体系和一切以商品经营及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前期生产体系，是在事实上，同具有这一种情形的。但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这种情形，方才在最痛切最奇怪最不合理的矛盾和胡闹的形态上，出现。因为，第一，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为直接使用价值而行的生产，为生产自己使用而行的生产，是最完全地废止了，所以，财富只以社会过程的资格存在着，这种社会过程又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关系。第二，因为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虽不断要突破这个金属限制，要突破财富及其运动所遭遇的物质的同时又为幻想的限制，但每次它都是在这个限制上面，把它的头碰破。

在恐慌中，会发生这种要求；那就是，一切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能立即转化为银行货币（Bankgeld），一切的银行货币应能再转化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