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Ⅲ（完）

第三十二章　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Ⅲ（完）

这样再转化为资本的货币量，乃是大量再生产过程的结果，但就它自身考察，即当作可贷放的货币资本考察，这个货币量并不是再生产资本的量。

在以上的说明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决定用在消费上的那部分所得（我们把劳动者的所得除开不说，因为他的所得=可变资本）的扩大，最先就表现为货币资本的蓄积。所以，在货币资本的蓄积上，会加入一个要素，那在本质上，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蓄积不同的；因为年生产物中决定用在消费上面的部分，决不是资本。其中一部分，固然会代置资本，那就是，会代置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但在它实际化为资本的限度内，它一定是在这个不变资本生产者的所得的自然形态上存在。代表所得而仅促成消费的货币，通例会暂时转化为可贷放的货币资本。在这个货币代表工资的限度内，它同时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态；在它代置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的限度内，它是他们的不变资本暂时采取的货币形态，等他们的不变资本必须代置时，他就用它来购买这种不变资本的自然要素。无论在那个形态上，它都不代表现实的蓄积，虽然它的数量，会和再生产过程的范围一同增加。但它会暂时充任可贷放的货币的机能，从而，会暂时充任货币资本的机能。就这方面说，货币资本的蓄积，常常反映一个较现实为大的资本蓄积。因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个人消费的扩大，将表现为货币资本的蓄积；它将为现实的蓄积，为新投资所赖以开始的货币，提供货币形态。所以，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蓄积的一部分，不外表示如下的事实：即，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中所转成的一切货币，都会采取这样一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们不是再生产资本家垫支的货币，只是他们借进的货币；因此，必定会在再生产过程内生出的货币的垫支，会在事实上，表现成为借入货币的垫支。事实是，一个人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以再生产过程所必须用的货币贷于别一个人。但现在这种交易是采取这样的形态；即银行业者由一部分再生产资本家借入货币，再以这种货币贷给别一部分生产资本家；在这场合，银行业者成了给予福音的人了。同时，他们又以居间人的资格。把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完全握在自己手中。

还有几种特殊的货币资本蓄积的形态，没有说到。例如生产要素，原料等等价格下落的结果，资本会游离出来。如果产业家不能立即扩大他的再生产过程，他的货币资本就会有一部分，当作过剩的从循环内排除出来，并转化为可贷放的货币资本。其次，特别就商人说，在他的营业发生中断时，他的资本就会在货币形态上游离出来。假如商人已经把一笔生意做完了，但因遇到阻碍，必须到后来才能再开始新的生意，则已经实现的货币，对于他，将只代表贮藏货币，代表剩余资本。但同时它又直接代表一个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蓄积。在第一场合，货币资本的蓄积，表示再生产过程是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反复，表示以前被拘束的资本一部分发生现实的游离，并表示再生产过程，得以同一的资金实行扩大。在第二场合，它却表示交易的流的中断。但在这两个场合，它都会变成可贷放的货币资本，去代表能贷放的货币资本的蓄积，会同样影响货币市场和利息率，虽然在前一场合，它是表示现实蓄积过程的促进，在后一场合，它是表示现实蓄积过程的阻滞。最后，货币资本的蓄积，还可由这一群人引起，他们在赚得若干财产后，便从再生产过程引退。在产业循环中所获的利润越多，这种人的人数也就越大。在这场合，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蓄积，一方面表示现实的蓄积（就其相对的范围而言）；另一方面却表示产业资本家有多少转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

利润的别一部分，虽不是预定当作所得来消费，但在它不能直接用在它所从来的生产领域，以扩大营业的限度内，它也只有转化为货币资本。这是因为，该生产领域已经有了饱和的资本；或是因为，蓄积要在该领域内发生资本的机能，必须按照该营业新投资的数量比例，先达到一定的范围。因此，它会先转化为可贷放的货币资本，而在别的生产领域，被用来把生产扩大。假设其他一切的事情保持不变，则决定再转化为资本的利润量，定于所赚得的利润量，从而，取决于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但若因诸生产部门已经过充而贷放资本的供给已经过剩之故，以致投资部面缺少，新的蓄积竟至难于觅得用途，这种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过充，实不外指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跟着发生的信用诈欺，不外指示，在这种过剩资本的应用上，并不存有任何积极的阻碍。唯一的阻碍，是由资本价值增殖法则发生的，是资本价值增殖上的限制。像这样的货币资本过充，不一定表示过剩生产，也不只表示资本利用范围的缺少。

贷放资本的蓄积，单纯是由这个事实成立：即，货币当作可贷放的货币沉淀下来。这个过程，与现实的资本化过程，极其不同。那只是货币在一个能转化为资本的形态上的蓄积。这种蓄积，像我们所讲的那样，可以表现为与现实蓄积极不相同的各种事项。在现实蓄积不断扩大时，这种扩大的货币资本蓄积，一部分是现实蓄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和它伴着发生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诸种事情的结果，最后还有一部分是现实蓄积停滞的结果。因为贷放资本的蓄积，是由与现实蓄积相独立但与其伴起的各种事情而膨胀的，所以，在循环的一定阶段上，会不断发生货币资本的过充；这种过充现象，还会和信用的伸张，一同发展。而同时，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限制的必然性，也跟着发展：那就是，过剩商业，过剩生产，过剩信用。同时，它们所采的形态，又必定是会唤起反动的。

如果加入货币资本的蓄积内的，是地租，工资等等，那是用不着在这里讨究的。但这件事情必须提出来：即，现实储蓄或节制的事务，即货币贮藏者的事务，虽供给蓄积的要素，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中，那种事务，已由分工落到那些在蓄积要素上所受份额最小，甚至常常把他们的储蓄丧失掉（例如银行倒闭时劳动者的储蓄就会丧失掉）的人身上。从一方面说，产业资本家的资本，并不是由他自己“储蓄”的，但比例于他所有的资本量，他可以支配别人的储蓄。从另一方面说，货币资本家会把别人的储蓄，并且会把再生产资本家相互给予的信用，和公众所给于他们的信用，变成他自己的资本，变成他自己的发财的源泉。资本为本人克勤克俭的成果，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幻想，但这个幻想现在是破坏了。不仅利润是侵占他人劳动的结果，甚至资本——那是推动别人劳动和榨取别人劳动的手段——也是由别人的所有物构成。货币资本家把这种资本委托产业资本家去利用；并且也就为此，所以产业资本家要受货币资本家的剥削。

关于信用资本（Kreditkapital），还有几点要注意：

同一枚货币能几度充作贷放资本，我们已经说明，是完全依存于下述诸事：

（1）看它曾几度在买卖或支付上实现商品价值，曾几度移转资本，并曾几度实现所得。它曾几度当作实现的价值（资本的价值或所得的价值）却又分明依存于现实交易的范围和数量。

（2）看支付是怎样经济，信用制度是怎样发展，又是怎样有组织。

（3）最后，看信用是怎样互相联系，信用的活动是怎样迅速。有时，它在这里当作存款沉淀下来，立即会在他处当作贷款再放出去。

就令贷放资本存在的形态，是现实货币（金或银，这类商品的质料，是当作价值尺度用的）的形态，这个货币资本。也必定还有一大部分是虚拟的，像价值记号一样，只是对于价值的权证。如果货币是在资本循环内发生机能，它固然会暂时成为货币资本，但它不会转化为可贷放的货币资本，却只与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相交换，或为实现所得而当作流通手段放出，所以，对于它的所有者，它是不能转化为贷放资本的。如果它转化为贷放资本，以致同一货币反覆代表贷放资本，在这限度内，那很明白，它不过能在一点上面，是金属货币的资格存在；在其他一切点上面，它就不过是在资本请求权（Anspruch auf Kapital）的形态上。依照我们的前提，这种请求权的蓄积是由现实的蓄积，由商品资本价值等等的货币化发生的；但它虽由现实的蓄积发生，却和现实的蓄积不同；货币的贷放，虽会促成未来的蓄积（新的生产过程），但也和未来的蓄积不同。

一望而知，贷放资本是常常在货币的形态上[1]，后来才在货币请求权的形态上，因为它原来依以存在的货币，现今是在现实的货币形态上，存在借者手中了。对于贷者，它已经转化为货币请求权，为所有权证。所以，同额现实的货币，可以代表极不等额的货币资本。单纯的货币（无论它是代表实现了的资本，还是代表实现了的所得），将由单纯的贷放行为，由货币化为存款的行为（如果我们是就信用制度发展时期的一般形态考察），而变为贷放资本。存款是存款人的货币资本。但若它闲在银行业者柜内，而不在所有者柜内。它在银行业者手里，就仍不过是可能的货币资本[2]。

物质的富增大，货币资本家阶级也会增大。第一，隐退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将会增大；第二，信用制度的发展，将被促进，从而，银行业者，货币贷放业者，理财家（Finanziers）等等的人数，将会增大。——可用的货币资本发达。有息的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的量如上所说，也会发展。但同时，对可用的货币资本的需要也会增进，因为证券交易投机家（Jobbers）将在货币市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证券的这一切买卖，都只是现实投资的表现，我们当然可以说，它们不能影响贷放资本的需要，因为当A出卖他的证券时，他所提去的货币，恰好与B为这种证券而投入的货币相等。然即使仍然存在的，只是证券，不是它原来代表的资本（至少不是当作货币资本的资本），它依然会依比例，引起这种货币资本的新的需要。但无论如何，原来归B支配现今归A支配的，总是货币资本。

《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4886号。“我说，贴现率是由市场上可以用在商业汇票（别种有价证券不包括在内）贴现上的资本量决定，照你的意思，有没有真正追究出决定贴现率的原因呢？”——（乍浦曼）答说：“没有；我以为，利息率会由一切容易兑现的有价证券，受到影响；把问题完全限制到汇票贴现上来，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像不久以前那样，人们竟以整理公债（Konsols）或国库券为抵押，凭遥较商业利息率为高的利息，对于货币，发生大的需要，说商业界不会由此受到影响，当然是不合理的。它会由此受到极显著的影响。”——“第4890号。如果优良的通用的银行业者又情愿接受的有价证券是在市场上，而所有者又要凭此取得货币，那一定会影响商业汇票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能用六厘的利息，得整理公债为抵押，而把货币贷放出去，他当然下愿为我，把货币投在商业汇票上，而仅得利息五厘；反之，如果我的货币能用六厘利息贷出去，谁也不能要求我用五厘半的利息，为他把汇票贴现。”——“第4892号。那些用2000镑，用5000镑，或用10000镑，当作固定的投资，而购买有价证券的人，我们不要说到；好像他们在货币市场上并没有重要的影响。你问我以整理公债为抵押的借款利息率时，我是说的这种人，这种人的营业达数十万镑，他们被称为证券交易投机人，他们应募巨额的公债，或在市场上购买巨额的公债；他们把这种证券保留着，等到售卖有钱可赚的时候；这种人必定会为这个目的，取去货币的。”

信用制度的发展，引起大的累积的货币市场，例如伦敦。这种货币市场，同时又就是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业者大量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委归这个商人种族支配。这种赌博者的种族，就由此增大了。“货币在证券交易所内，通常比在任何地方更便宜”，这是英格兰银行当时的总裁对上院秘密委员会的供述（《商业凋敝》1848年，第219号该报告至1857年始行付印）。

在考察生息资本时，我们已经讲过，在其他各种情形不变时，多年间的平均利息，是取决于平均的利润率，不是取决于平均的企业利益率。企业利益不外是利润减利息的余额。

我们又讲过，商业利息——即商业界货币贷放者所计算的贴现利息和贷款利息——在产业循环的进行中，会遇到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利息率会提高到它的最低限以上，达到中位的平均水准（后来它还会突破这个水准）；在这个阶段，这个变动是利润增进的结果。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研究的。

但在这里，我们还有两件事要注意：

第一，如果利息率长时期很高——在这里我们是说英吉利那样的国家的利息率，在那里，长期间的中位利息率是已经给予了，并且表现在长期贷款所支付的利息上，这种利息，我们可以把它叫着私人利息（Privatzins）——这就可以证明，在这期间内利润率也是很高，但不必就能证明，企业利益率也是很高。这种区别，对于主要只使用自有资本的资本家说，多少是可以除掉的；他们会实现高的利润率，因为他们会付自己以利息。只要有高的利润率，高的利息率就有在长期间内维持的可能。当然，在这里，我们是把真正金融紧逼的时期，除开不说的。但这个高的利润率，把高的利息率除去之后，它所余下的企业利益率，却可以是很低的。在利润率继续很高的时候，企业利益率可以收缩。这是因为，一经开始的营业，往往不得不继续进行。在这个阶段，单纯用信用资本（即他人所有的资本）经营业务的现象，会很普及；在若干场合，高的利润率，只能是投机的，预料的。在企业利益减小时，高的利息率仍可由高的利润率支付。有时，这种高的利息率，还不能由利润支付，而须在借入的他人所有的资本内，提出一部分来支付。在投机时期，就有一部分情形是这样；并且，这种情形，也能在一个期间内，继续发生。

第二，因利润率很高故货币资本的需要，从而利息率将会增进，是一种说法，因产业资本的需要增进，故利息率很高，是另外一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是并不相同的。

在恐慌时期，贷放资本的需要达到最高点，从而，利息率也达到最高点。而利润率及产业资本的需要，却几乎会消灭。在这个时期，每个人都是为要支付，为要清算已经缔结的债务，而借。反之，在恐慌后的恢复时期，人们申请贷放资本，却是为要购买，为要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业资本。所以，要求者是产业资本家或商人。产业资本家是把它投在生产手段和劳动力上面的。

劳动力的需要的增加，就其自体说，决不会成为利息率增进的理由，因为利息率是由利润率决定的。高工资决不是高利润的理由，虽然就产业循环某特殊阶段说，它可以是高利润的结果。

在劳动榨取条件特别有利时，对劳动力的需要可因此增加起来，但劳动力需要的增进，从而可变资本需要的增进，就其自体说，并不能增进利润，却只能依比例把利润缩小。但可变资本的需要，是会随着增进的，从而，货币资本的需要也是会随着增进的。这个情形，会把利息率提高。在这场合，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将提高到平均程度之上，被雇的劳动者人数，将增加到平均程度之上；同时，利息率会提高，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对货币资本的需要将会增进。劳动力需要的增进，会使商品昂贵，提高商品的价格，但不会提高利润；大体说来，利润如要提高，正以这种商品比较便宜为条件。但它会在假设的情形下提高利息率，因为它会增进对货币资本的需要。如果货币资本家不再从事货币的贷放，却转为生产家，则劳动给付较贵的事实，不会提高他的利润，那还会依比例减少他的利润。事物的关系，也许会演变成利润提高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那总不是劳动给付较高的结果。但劳动给付的提高，如果会增进对货币资本的需要，却是能把利息率提高的。如果状况在别的方面显得不利，工资由某种原因增进了，则工资的提高，更会使利润率下落，但因为它会增加货币资本的需要，故会依比例提高利息率。

把劳动除开不说，欧维斯坦所谓“对资本的需要”，实只是对商品的需要。对商品的需要，超过平均，或其供给不及平均时，是会把商品的价格提高的。如果产业资本家或商人从前用100镑可以买到的商品量，现今要用150镑才能买到，那他从前只须借入100镑的场合，现今就须借入150镑了，从而，在利息率为5%时，以前只要付5镑的场合，现今要付7 1/2镑了。他所支付的利息量将会增加，因为借入的资本量增加了。

欧维斯坦先生的全部尝试，不外是假定贷放资本的利害关系与产业资本的利害关系相一致，但他的银行法，却正想利用这两种利害关系的差别，来增进货币资本的利益。

在商品供给落在平均程度以下时，商品的需要也许不会比从前吸收更多的货币。为商品总价值而支付的金额，还是一样，也许会更小，不过这相等的金额，将只能获得较小量的使用价值。在这场合，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需要，将保持不变，利息率也不增进，虽然对商品的需要，与其供给相对而言，已经增加，从而商品价格也已经提高。利息率在贷放资本的总需要增加时，才会受影响；而在我们以上的前提下，贷放资本的总需要是没有增加的。

在谷物棉花等等歉收时，商品的供给可以落在平均程度以下。这时候，因为投机家预料它们的价格还会提高，而使它们价格提高的最直接的手段，便是把供给的一部分，暂时从市场撤去，所以贷放资本的需要是会增进的。他们把商品购进来，不把它卖出去；为实行这种支付起见，他们会凭商业汇票制度，来调取货币。在这场合，贷放资本的需要增进了，而人为地，使商品供给不得到市场去的尝试，又将使利息率提高。在这场合，较高的利息率，表现商品资本供给的人为的减少。

从相反的方面说，因商品供给增加，商品落在其平均价格之下的原故，对该商品的需要也是可以增进的。

在这场合，贷放资本的需要将依旧，甚至于减少，因为相等的金额已能获得较多的商品了。但在这里，也许会发生投机的商品库存，一部分为生产的目的，冀由此利用有利的时机，一部分则为等候未来价格的提升。所以，在这场合，贷放资本的需要也能增加，而增进的利息率也不外表示有资本投下，使生产资本的要素，形成一个过剩的库存准备。在这里，我们只考察因商品资本供求状态而受影响的贷放资本需要。我们曾经说明，再生产过程在产业循环各阶段上的变化莫定的状态，会影响贷放资本的供给。市场利息率由（贷放）资本的供给予需要决定，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但欧维斯坦却狡猾地，把这个命题，和他自己的假定混淆了。依照他自己的假定，贷放资本就是资本一般；他就由此出发，要使高利贷业者变为唯一的资本家，使高利贷业者的资本变为唯一的资本。

在金融紧逼时期，对贷放资本的需要，不外是对支付手段的需要，那决不是充作购买手段的货币的需要。由此，利息率会提得很高，而无论现实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是过多还是过少。对支付手段的需要，在商人和生产家能提供优良担保品的限度内，不过是需要把这种担保品化为货币；但若情形不是这样，换言之，如果支付手段的垫支，不单是把货币形态给予他们，并且把他们所缺少的用来支付的等价物（不论其形态如何）给予他们，则对支付手段的需要，便是对货币资本的需要。流行学说两方面关于恐慌所抱的见解，就在这点现出他们的是处和不是处来了。说这里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或是只把有优良担保品的人放在心目中，或是相信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应该由纸券，使一切破产的诈欺者，变为有支付能力的健全的资本家。说这里只缺少资本的人，或是拘泥于字眼（因为，在这时期，因供给过剩，生产过剩之故，原有大量不能化为货币的资本存在着），或是单就这种信用骑士（Kreditritter）——他们现在的处境，使他们不能再取得别人所有的资本来经营业务，现在他们要求银行不仅帮助他们支付那已经丧失的资本，并且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继续维持他们的诈欺——来说。

货币必须当作独立的价值形态，与商品相对立，换言之，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面，采取独立的形态。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但要做到这样，必须有一定的商品，变为一切其他商品价值所依以尺度的材料，那就是变为普遍的商品，变为一种出类拔萃的商品，而与一切其他的商品相对立。这个情形，必定会在两方面显示出来；而在资本主义发达，货币已经大大为信用行为和信用货币所代替的诸国，尤其是这样。这所谓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金融紧逼时期，货币将突然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的价值存在，一切商品都绝对须与货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一般跌价，而虽转化为货币，乃至不能转化为货币，不能转化为商品的纯粹幻想的形态。第二方面是：信用货币，在它能依照额面价值额，绝对代表现实的货币时，方才是货币。在金流出时，它能否兑现，是有疑问的；那就是，它与现实的金的同一性，是有疑问的。因此发生了强制的限制，如提高利息率等等，以期确实保证兑现的条件。这种限制，在错误的立法——那以错误的货币学说为立足点，受货币经营业者（如欧维斯坦之流）的利害关系的驱策——下，可以推动到极端。但这个基础，和生产方法的基础一道给予了。信用货币的贬值（不是说单纯想象上的贬值）会把一切现行的关系破坏。商品的价值将被牺牲，以确保这种价值在货币上面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它只能在货币有保障的限度内，保障它的货币价值的资格。因此，为要保全一二百万货币，必致有许多百万的商品被牺牲掉。这在资本主义生产上是无可避免的，并且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美点之一。这个情形，不会在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上发生，因为在它们活动的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尚未发展。在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Gelddasein），表现为现实生产以外的一物时，独立在现实恐慌外，或把现实恐慌加强的货币恐慌，是无可避免的。从别方面说，则很明白，在银行信用不曾摇动的限度内，增加信用货币是只会把恐慌减轻，而收缩信用货币是只会把恐慌助长。一切现代产业的历史，都说明了，如果国内的生产已有组织，则在平衡暂时破坏时，我们将只在清算国际贸易的限度内，需有金属。国内市场现在已无需金属货币的话，可由所谓国民银行停止支付现金这一回事来证明。每遇有极端的情形，国民银行就会采取这个方法，把它看作是唯一的救策。

在两个人之间，说二者相互交易上有支付差额，是滑稽的。如果他们相互为债务人和债权人，那很明白，在他们的请求权不能互相抵消时，就当中的余额说，必然有一方面是债务人，一方面是债权人。但在国家之间，不是这样。一切经济学者都由如下的命题，承认在国家之间不是这样。这个命题是：虽然贸易差额结局会归于均衡，但支付差额终会对一个国家显为顺势或逆势。支付差额在这一点和贸易差额不同：即，它是在一个确定时间到期的贸易差额。在这里，恐慌的影响是：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间的差别，压缩到一个短期间来。而在受恐慌袭击，支付期限已经临到的国度内，又会展开各种状态，这各种状态，是已经伴有这种清算期间的收缩。在这各种状态中，第一要算到贵金属的输出。其次，要算到委托商品（Konsignierter Waren）的拍卖；为拍卖或为要在国内凭以取得货币垫支而起的商品输出；利息率的增进；信用的解除；有价证券的跌价：外国有价证券的拍卖；外国资本被吸引去购买这种已经跌价的有价证券；最后，是破产，一举把大量的请求权解决。在这场合，往往还会有一个时期，金属会向恐慌已经爆发的国家送出，因为在那里，汇票是靠不住的，而以贵金属支付，则最为安全。加之，对亚洲而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大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是亚洲的债务者。当这种种情形，以其全力，影响于别个当事国时，这其他国家也会因支付期限已到，而把金银输出；在这里，同样的各种现象，都会重演一遍的。

就商业信用而言，当作信用价格（Kreditpreise）与现金价格（Barpreise）之差的利息，只在汇票比普通通用期间更长的限度内，加入商品价格内。在其他场合，是不会加入商品价格内的。这一点可由如下的事实来说明：每一个人都是一只手接受信用，别只手给予信用〔就我的经验说，不是这样——F. E.〕。但若在这场合，考虑到这个形态上的贴现，我们又知道，这不是由商业信用，而是由货币市场规制的。

决定利息率的，是货币资本的需要与供给。如果货币资本的需要与供给，竟如欧维斯坦所主张，是与现实资本的需要与供给相一致，利息率就须视商品种类，而就同一商品说，又须视其所在阶段（原料，半制品，完成品）而有高有低了。在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在4%（自一月至九月），2 1/2%，3%（自十一日至年终）之间变动。在1845年，利息率为2 1/2%，2 3/4%，3%（自一月至十月），在此后二月间，则在3%至5%之间变动。棉绒布织造用的棉花平均价格，在1844年为6 1/4便士，在1845年为4 7/8便士。在1844年3月，利物浦存棉计627,042包；在1845年3月3日，计773,800包。依照棉花价格较低这件事来推论，1845年的利息率必定较低，而在这个时期的最大部分，也确实是较低的。但若依照棉纱来推论，我们却须断言，利息率应该在1845年较高，因为棉纱的价格是相对地较高，利润是绝对地较高。纺绩业者，在1845年。用4便士，把每磅价值4便士的棉花纺成棉纱（40号上二等细纱），那就是纺绩业者出费8便士纺成的棉纱，在九月和十月间，可以每磅卖到10 1/2便士或11 1/2便士（参看下述威利的供述）。

这全部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贷放资本的需要与供给，在一定的场合，才与资本一般的需要与供给相一致（不过，后面那一个名辞是不合理的；因为，就产业家和商人说，商品就是他的资本的一个形态，但他不是要求这样的资本，他不过不断要求这样的特殊商品，如谷物棉花之类，不断要把它当作商品来购买来支付代价，不问它在他的资本循环内，是演的什么角色）。那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在这场合，没有货币贷放业者，但贷放资本家有机械原料等等，他们像出租房屋一样，把这些东西租与或贷与那些自己也有这些东西一部分的产业资本家。在这情形下，贷放资本的供给，对产业资本家说，才与生产要素的供给相一致，对商人说，才与商品的供给相一致。但很明白，在这场合，利润在贷者和借者间的分割，将完全取决于借入资本与自有资本的比例。

照韦古林说来（《银行法报告》1857年），利息率是由“休闲资本的量”规定的（第252号）；利息率“不过是寻找用途的休闲资本的量之指数”（第271号）；后来，这种休闲资本被称为“浮动资本”（第485号）；他所谓休闲资本，是指“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的别的流通手段，如地方银行的银行券，及国内现存的铸币，……我在浮动资本内，还包括银行的准备金”（第502号503号）；后来，现金条块也被包括在内（第503号）。所以，同一韦古林又说，“当我们”（英格兰银行）“实际握有休闲资本的最大部分时”，英格兰银行对于利息率。有很大的影响（第1198号）；虽然依照欧维斯坦先生前面的供述，英格兰银行“在资本上面却是没有位置的”。韦古林还说：“照我的意见，贴现率是由国内休闲资本的量规定。休闲资本的量，是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那在事实上是金属准备）代表。所以，如果金属贮藏额减少了，国内休闲资本的量也会减少，从而，残余的现有额的价值，即将提高”（第1258号）。约翰·穆勒在第2102号也说：“英格兰银行因要维持银行部（Banking Departmerst）的支付能力，不得不尽其全力，以充实银行部的准备金；当它发觉已有现金流出时，它为确保它的准备金起见，不得不把贴现的业务缩小，或把有价证券售出”。——单就银行部而言，准备金只是存款兑付的准备金。依照欧维斯坦的意见，银行部好像应单纯以银行业者的资格经营，无需顾及“自动的”银行券发行。但在金融现实发生紧逼的场合，英格兰银行却会在银行部的纯然由银行券构成的准备金之外，以极锐利的目光，注意于金属贮藏额，如果不要失败，它还必须如此注意。因为，金属贮藏越是消灭，银行券的准备金也会依比例越是消灭；对于这一点，没有谁还比欧维斯坦先生更明了。他曾这样聪明地，由他的1844年的银行法处理过这个问题。

[1]《银行法》1857年，银行业者托维尔斯（Twells）供述第4516号。“问：足下以银行业者的资格，是经营资本呢，还是经营货币呢？——答：我们是经营货币。”——第4517号。“问：存款是怎样付入贵银行的？——答：用货币付入的。”——第4518号。“又怎样付出呢？——答：也是用货币付出的。”——第4519号。“能说它是货币以外的什么东西么？——答：不能够的。”

欧维斯坦（参看第26章第459页及以下各处）在“资本”与“货币”之间，老是纠缠不清。在他看来，“货币价值”在利息由货币量决定的限度内，也是指利息；实则，在利息由生产资本的需要和它所提供的利润决定的限度内，“资本价值”才是利息。他说：“第4140号。资本这个名辞的使用，是极危险的。”——“第4148号。金由英格兰输出，便是国内货币量的减少；这个情形，当然会引起货币市场上的需要的增加。”（依照他的意思，当然不是在资本市场上引起增加的需要）。——“第4112号。货币越是由一国输出，国内现有的货币量便越是减少。国内现存货币量的减少，使这个货币的价值提高”（但这句话的意义，在他的学说上，原来是这样：与商品价值相比较，货币的当作货币的价值，会由通货的收缩而提高；所以，在这里，货币价值的提高=商品价值的下落。但在这时候当中，他又深信不疑，认流通货币量不决定价格，所以，照他看来，当作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减少，会提高那当作生息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和利息率）。“而尚存货币的已经提高的价值，却会继续制止货币的流出，使有必要量的货币流回来，再把平衡恢复。”——关于欧维斯坦的矛盾，以下我们还会讲到。

[2]在这里，混乱又发生了。因为得向银行业者请求支付的存款（那是一种请求支付的凭证），和银行业者，手里存着的货币，都是“货币”。银行业者托维尔斯在1857年的银行法委员会前，曾举示如下的例：“我用10000镑开始我的营业。在其中，我用5000镑购买商品，把它放在我的堆栈里。我把其余的5000镑，存入一个银行里，可以随时提出的。但我仍把10000镑全部，看作是我的资本，虽然其中的5000镑，是在存款或货币的形态上存在”（第4528号）。由此，一个好看的论争发生了“第4531号。足下已经在银行券的形态上，给予某人，是不是？——答：是的”——“第4532号。这样他不是有5000镑存款么？——答：是的。”——“第4533号。足下也有5000镑存款，是不是？——答：完全对的。”——“第4534号。他在货币形态上有5000镑，足下存也在货币形态上有5000镑，是不是？——答：是的。”——“第4535号：结局不外是货币么？——答：结局不外是这样的。”所以，混乱一部分是这样发生的：即，以5000镑存入银行的A，可以把这5000镑提出，并且像仍然是由自己保管一样，可以支配它。在这限度内，那对于他，是当作可能的货币。他每一次提取，都会依比例，破坏他的存款。如果他提出现实的货币，而他的货币却早已被贷出去，他所提出的，便不是他自己原来的货币不过是别人存入的货币。如果他是用一张银行支付的支票，来支付他对B所负的债务，而A的银行业者恰好也有一张支票，要由B的银行业者支付，这两位银行业者，就只要把支票交换一下，A存入的货币，就尽了两度的货币机能了。第一度，是在取得A的存款人的手里，第二度是在A自己手里。在这第二次的机能上。虽没有货币介在中间，但债务请求权已经对销了（即A对他的银行业者的债务请求权和这个银行业者对B的银行业者的债务请求权，互相对销）。在这里，存款是两次当作货币，那就是一次当作现实的货币，一次当作货币请求权。货币请求权，只能由债务请求权的对销，来代替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