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Ⅰ

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Ⅰ

我们现今在信用制度上遇到的诸困难问题，是如下述。

第一，狭义的货币资本的蓄积，在什么程度内，是资本现实蓄积（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指标，又在什么程度内，不是资本现实蓄积的指标呢？所谓资本过充（Plethora der Kapital），常常是就生息的货币资本而言的。这所谓资本过充，只是产业过剩生产的特殊表现方法，还是产业过剩生产以外的一种特殊现象呢？这种过充或货币资本的过剩供给，是不是与停滞货币量（金银块，金币，银行券）的存在相一致，以致现实货币的过剩，即是贷放资本过充的表现和现象形态呢？

第二，货币的紧逼，换言之，贷放资本的缺少，在什么程度内，表示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缺少呢？又在什么程度内，与货币自体的缺少，流通手段的缺少，相一致呢？

以上我们考察货币资本和货币财产一般的蓄积的特殊形态。我们讲过，这种蓄积会还原成为对劳动的所有权证的蓄积。我们又讲过，国债资本的蓄积，不外表示国债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对于赋税的一定额，享有优先权[1]。债务的蓄积竟表现成为资本的蓄积这个事实，表示了在信用制度下发生的颠倒，已经达到极点。原来贷放出去的资本，是早经用掉了，但这种债务证书，这种已经破坏的资本的纸制复本（Duplikate），只要成为可卖的商品，可再转化为资本，它就会在它的所有者手中，当作资本用的。对股份公司，铁路，开矿业等等的所有权证，诚如我们以前所说，是现实资本的权证。但它并不包含现实资本的支配权。这种现实资本，是不能提出的。它所给予的，不过是一种权利证，证明他对于现实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有分取一部分的权利。但这种权证，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好像提单会在货物之外有其价值，并和货物同时存在一样。它是一种不在资本的名义上的代表。因为，这种现实资本，是在这种复本之外存在的；当复本的所有者变动时，现实资本不会因此就发生转移。这种复本，会采取生息资本的形态，因为它不仅确保定额的收益，并且它的售卖，还使它能够当作资本价值而归还。假设这种纸券的蓄积即表示铁路，矿坑，轮船的蓄积，则在这限度内，它确乎会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好比动产课税表的扩大，会指示动产的增加一样。但当作纸制复本，当作商品而可以买卖，并当作资本价值而流通时，它只是幻想的；它的价值额，可以独立在它有请求权的现实资本的价值运动之外，而有起有落。它的价值额，那就是，它在证券市场上的行情，必然有一种趋势，要随利息率下落而上腾，如果利息率的下落，无关于货币资本所特有的运动，而单纯由于利润率下落的倾向所致。所以，只要有这样的理由，这个想象的富——就其价值表现言，它的各个单位部分，都有一定的原来的额面价值——就会随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扩大的[2]。

这种所有权证，会发生价格的变动。由这种价格变动而起的损益，以及这种权证在铁路王手里的集中等等，依照事物的本质，会益益变成赌博的结果。在这场合，赌博行将代替劳动和强力，而成为原始的获取资本所有权的方法。这种想象货币财产，不仅为私人货币财产的极大部分，并且我们讲过，它还是银行资本的极大部分。

为求问题速决起见，我们可以把货币资本的蓄积，解为银行业者（职业的货币贷放者）手中的财富的蓄积。在这种银行业者旁边，一方面有私人的货币资本家，别方面有国家，共同体，及从事再生产的借者；银行业者则居在中间，成为媒介人。我们所以这样解释，是因为信用制度（及信用一般）全部惊人的扩大，都在他们手中，当作私有资本，被他们利用。这种人，常常是在货币或直接货币请求权的形态上，有他们的资本和所得。这个阶级的财产的蓄积，和现实的蓄积，是由极不相同的方向进行的，但无论如何，可以证明，这个阶级会把现实蓄积的一大部分卷去。

且把当前的问题，放在较狭的限界内。国债券，和股票及其他各种有价证券一样是贷放资本的投资范围，是决定用来生息的资本的投资范围。它们是这种资本的贷放形态。但它们不是投在它们上面的贷放资本自身。从别方面说，当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上参加直接的职分时，产业资本家或商人以其汇票贴现或申请贷款时，他们所需用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国债券。他们所需用的，是货币。当他们不能由别法取得货币时，他们还会把这些有价证券拿去抵押或出卖。又，在这里我们考察的，是这种贷放资本的蓄积，尤其是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蓄积；我们不考察房屋，机械，或别种固定资本的贷借，也不考察商人和产业家相互间在再生产过程范围内的商品形态上的借贷，固然，我们在这点也还须有更精密的研究；但我们这里考察的，专门是银行业者（当作媒介入的银行业者）对产业家和商人的货币贷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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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先分析商业信用（Kommerziellen Kredit）。我们这里所谓商业信用，是指在再生产上从事的资木家相互给予的信用。这种信用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间的债务证书，是一种延付证书（Documont of Detened Payment）。每一个人都会一面给予信用，一面受取信用。现在，我们且把银行信用（Bankierkredit）完全撇开，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在本质上有区别的要素。如果这种汇票能由划拨，而在商人之间当作支付手段来流通，但无贴现介在中间，则在这限度内，那不过是一种由A移转到B的债务请求权，这绝对不会影响当中的关联。那不过使一个人代替别一个人。在这场合，虽没有货币在中间，也能实行清算。比方说，纺绩业者A须向棉花经纪人兑付汇票，棉花经纪人又须向输入商人C兑付汇票。然若C又输出棉纱（这是常见的现象），他就可以凭汇票向A购买棉纱，纺绩业者A也可用那由C支付的经纪人B的汇票，付回给经纪人B自己。由此，至多，只有余额要由货币支付。这样，这全部交易，不过促成棉花和棉纱的交换。输出商人只代表纺绩业者，棉花经纪人不过代表棉花种植者。

在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有二事要注意：

第一：这种相互债务请求权的清算，视资本归流之如何，那就是视延期了的W—G之如何，而定。如果纺绩业者曾由棉织品工厂主受得汇票，这个工厂主只要能在汇票所开的期间内，把他投在市场上的棉织品卖出，他就可以把这种汇票兑付了。如果谷物投机商人对他的来往商家开出一张汇票，这个来往商家也只要能依照预期的价格把谷物卖出，就能支付货币的。所以，这种支付，乃依存于再生产之圆滑的进行，依存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之圆滑的进行。但因信用是相互的，所以一个的支付能力，须依存于别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在开发汇票时，人们或是用他本人营业上的资本归流为计算，或是用第三者（必须在这期间内把汇票兑付给他的第三者），营业上的资本归流为计算。若把归流的预料除开不说，则在资本归流延滞的场合，汇票兑付人就须凭他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来履行义务，支付方才是可能的。

第二，信用制度并不会消除现金支付的必要。因为，支出的一大部分，例如工资，赋税等等，常须用现金支付。加之，曾从C处受得汇票，不曾受得现金支付的B，在C的汇票到期之前，也许已经要兑付他应付于D的到期的汇票了。所以他必须有现金在手里。上面讲的棉花种植者和棉纱纺绩者相互间的关系的前提是一个完全的再生产循环，但那只能是例外。再生产循环常常是会在许多点上遇到阻碍的。我们在第二卷第三篇讨论再生产过程时，曾经讲过，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会有一部分，在他们自己中间，交换不变资本。在这场合，汇票就有一部分可以相互抵消掉。又，在生产的上升系列中（那就是棉花经纪人对纺绩业者开出汇票，纺绩业者对棉织品工厂主开出汇票，棉织品工厂主对输出商人开出汇票，这个输出商人也许就是棉花输入商人），也是这样。但交易的循环，请求权序列的圆形状态，是可以不发生的。比方说，纺绩业者对棉织业者的请求权，不能由煤炭供应商人对机械建造业者的请求权，来了结。纺绩业者在营业上，对机械建造业者，决不会有反对请求权（Gegenforderungen），因为他的生产物棉纱，决不会在机械建造业者的再生产过程上，成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所以这种请求权是必须用货币来清算的。

就商业信用的自身考察，这种商业信用的限界，是（1）工商业者的富，那就是在归流延滞时，他们有多少准备资本可以利用；‘（2）这种归流本身。这种归流是可以在时间上延滞的，商品价格可以在延滞中下落，甚至在市场停滞时，暂时不能把商品售出。汇票的期限愈长，准备资本必须愈大，而归流因价格下落或市场停滞而发生限制或延滞的可能性也愈大。再者，原来的交易，越是以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为条件，归流会越是不确实。但很明白，在劳动生产力发展从而生产越以大规模进行时，（1）市场将会推广，而与生产地点相隔离；（2）信用必致于延期；（3）投机的要素，必益益支配着交易。以大规模经营而以远隔市场为对象的生产，会把总生产物投在商业手中；但商业如要用本国的资本，把国民生产物全部购去，然后拿出来卖，国内的资本是必须倍加的，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这场合，信用就不可免了；信用在数量上必须与生产的价值数量一同扩大，在时间的久暂上必须与市场的远隔距离一同增进。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交互作用。生产过程的发展，会把信用扩大，信用又会扩充工商业的活动。

这种信用如果和银行信用分开来考察，很明白，它会与产业资本的范围一同增大。单就这种信用来说，贷放资本与产业资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贷放出去的资本，是商品资本，那或是最后供个人消费，或是用来代置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在这场合，当作贷放资本出现的，常常是再生产过程一定阶段内的资本，它要由买卖，才能由一个人手里，移转到别一个人手里，它的代价却要到后来，才在一定期间，支付到买者[3]手里。拿棉花来作例。棉花为一张汇票，被移到纺绩者手中，棉纱又为一张汇票，被移到棉织品工厂主手中，棉织品再为一张汇票，被移到商人手中，而再为一张汇票，从该商人手中，被移到输出商人手中，再为一张汇票，从该输出商人手中，被移到印度的一个商人手中，该印度商人把它卖出，并由此购买一些蓝靛等等。棉花由一手移到一手，并就在这种移转中，转化为棉布，而棉布最后被运到印度，去交换蓝靛。这种蓝靛被运到欧洲，在那里，再加入再生产过程。在这场合，再生产过程的相异诸阶段，是由信用所促成的，因为纺绩业者既未支付棉花的代价，棉织品工厂主未支付棉纱的代价，商人也未支付棉织品的代价等等。在这个过程的第一行为中，商品棉花经过了相异的诸生产阶段，但这种移转，是以信用为媒介的。但棉花一经在生产中取得它的最后的商品形态，这个商品资本还要在那些把它运到远方市场去的诸商人手中通过，最后的一位商人才把它卖给消费者，并由此购入别一种或是供充消费或是加入再生产过程的商品。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上，信用促成同一商品生产上各个现实的继起的阶段；在第二个段落上，它不过促成商品由一个商人到别一个商人的移转，其中包括着运输，并包括W——G行为。但在第二段落上面，商品至少还是常常在流通行为中，从而，还是在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内。

所以，单就商业信用来说，被贷放的，决不是休闲的资本，却不过是必须在所有者手中把形态变化的资本。这种资本在他手里所采的形态，对于他只是商品资本，那必须再转化，至少必须先转化为货币。所以信用在这里促成的，不过是商品的形态变化，不仅促成W—G，并且促成G—W和现实的生产过程。再生产循环内的信用多——除银行信用不说——并不指休闲资本（即待要贷放并寻求有利投资地方的资本）多的意思；它是指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用途大的意思。单就商业信用而言，信用所促成的，（1）就产业资本家而言，是产业资本由一阶段到他一阶段的推移，是相互从属又相互接连的诸生产阶段的关联；（2）就商人而言，是商品由一人到别一人的运输和移转。这种移转要到商品断然为货币而售出，或与别一种商品相交换那时候，才会停止的。

所以，单就这点而言，信用的最高限度，是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使用。这所谓最充分的使用，就是不顾消费的限界，而极度把它的生产力张开。因再生产过程张开之故，消费的限界也会连带扩大的。因为，一方面它会增加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所得的支出，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就是生产的消费之张开。

在再生产过程流畅不断而资本归流也确实可靠的限度内，这种信用将会继续并伸张开来；它的伸张，是以再生产过程自身的扩张为基础的。但若因归流迟滞，市场壅塞，价格下落，而发生停滞，产业资本就会多余的。但这种多余，是在不能实行机能的形态上。商品资本有巨额，但不能卖出。固在资本有巨额，但因再生产停滞的原故，大部分不被使用。信用将因下述诸原因而收缩。（1）这个资本因为不能完成它的形态变化，将不被使用，或停滞在再生产的一个阶段上；（2）再生产过程会流畅进行的信念，将发生动摇；（3）商业信用的需要将会减少。把生产限制并有大量滞销棉纱堆在堆栈里的纺绩业者，用不着用信用购买棉花；商人也用不着用信用购买商品，因为他们已经有过多的商品。

所以，在这种伸张受扰乱的场合，甚至在再生产过程的顺常的扩张受扰乱的场合，信用缺乏的现象就会跟着发生的。商品要由信用获得，会越感困难。在产业循环的这个阶段上，最特征的现象，是现金支付的要求和信用售卖的警戒。接着就是崩溃。在恐慌时期，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卖而不能卖，但为要支付起见，又必须卖，所以在信用最缺乏的时候（就银行信用而言，就是在贴现率最高的时候），最感到多余的，并不是休闲的寻找用途的资本，只是停留在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但在这时候，因为再生产过程停滞，也确实有大量已经投下的资本在休闲着。工厂停工了，原料堆积着，完成生产物当作商品壅塞在市场内。所以，认这种情况是起因于生产资本缺乏，那真是再错误没有了，那正是生产资本过多。一方面就再生产之顺常的但已经暂时收缩的规模说，是生产资本过多；他方面，就已经麻痹的消费说，也是生产资本过多。

我们且设想全社会纯由产业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构成。我们又把价格的变动撇开不说，因为这种变动，会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的状况下被代置，并且因为这种变动，对于那特别由信用在全部再生产过程上发展的一般关联，必致唤起暂时的一般的停滞。同样，我们又把信用所助长的卖空买空的交易和投机的买卖，除开不说。这样，恐慌就只能由各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消费与资本家蓄积的不平衡，来说明了。但一考实际的情势，就知道已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代置，有一大部分，要依存于不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一方面既受工资法则的限制，一方面又受这个事实——即，他们在能为资本家阶级赚到利润的时候，才被资本家阶级使用——的限制。照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生产力的冲动看来，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是它的限制；但考察一下，就知道，一切现实的恐慌，常以人民大众的贫苦和消费限制，为究局的原因。

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我们只能在一般歉收——不管是主要食品的歉收，还是主要工业原料的歉收——时，说生产资本是实际缺少的。

但在这种商业信用之外，还有狭义的货币信用（Geldkredit）。产业家商人相互间的垫支，会和银行业者和货币贷放业者对他们的垫支，混合在一起。在汇票贴现的场合，垫支不过是名目上的。一个工厂主，为一张汇票，卖去了他的生产物，他把这个汇票，拿到汇兑经纪人（Billbroker）那里去贴现。实在说，这个汇兑经纪人不过垫支他的银行业者的信用，银行业者又不过把他的存户的货币资本，再垫支给他。这种存户，就是由产业家和商人自己构成的，但也由劳动者（因为他们会把节蓄存到储蓄银行），由地租收受人，由别的不生产阶级构成。因此，每一个产业家或商人，可不必要具备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要依赖现实的归流。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有单纯的汇兑诈欺（Weckselreiterei）和专以制造汇票为目的的商品交易，所以全过程是变得极复杂了，以致资本的归流在实际上早已不会发生，早已非牺牲那些被欺骗的货币贷放者和被欺骗的生产者不可，但继后仍有一个时期，营业在外观上好像还很安定，资本的归流好像还很流畅似的。以致崩溃已逼在目前，营业还好像是极健全的。关于这点，最好的证据是1857年至1858年《银行法报告》。在那里，一切的银行董事，商人，简言之，一切受召的专家，都在欧维斯坦公的领导下，相互庆贺营业的繁荣和健全——这件事，距1857年8月的恐慌，不过一个月罢了。杜克在他的《物价史》中，也很巧妙地像每一次恐慌的历史撰述家一样，通过这个幻想。在总崩溃突然袭来以前，营业总是极健全的，竞争的进行总是极如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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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来讨论货币资本的蓄积。

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代表现实的资本蓄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个情形，在紧随着恐慌后的那个产业循环阶段上，最为显明。在这个阶段，贷放资本大量休闲着。在生产过程受到限制的时候（在1847年恐慌后，英国诸产业区域的生产，减少了1/3），在商品价格低到最低点的时候，在企业精神已经麻痹的时候，利息率一般都会很低。这个情形，不外指示产业资本的收缩和麻痹，会招致可贷放的资本的增加。很明白，在商品价格下落，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缩小时所必要的流通手段量，将会减少；又很明白，当外国债务已由金流出或由破产而清算清楚之后，不需有追加的货币，用在世界货币的机能上；也很明白，汇票贴现业的范围，将与汇兑数目和汇兑金额一同减小。所以，对可贷放的货币资本之需要——无论是把它当作流通手段还是把它当作支付手段，（在这里，我们暂且把新的投资除开不说）——将会减少，从而，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相对地显得丰饶。不过，在我们以后要讲到的情形下，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供给，也是会积极增加的。

所以，在1847年恐慌后，竟盛行一种“交易缩小，货币大大过剩”的现象（《商业凋敝》1847年—1848年供述第1664号）。“商业几乎全然灭绝，货币几乎全然不能投下”的结果，利息率是极其低微的。（前书第21页，第231号，利物浦皇家银行董事浩居孙Hodgson的供述）。此等绅士（浩居孙是当中最莫明其妙的一位）为要说明这一点，曾怎样妄言，可由如下的话而知。“这种紧逼情形（1847年）是国内货币资本在现实上减少的结果，而国内货币资本所以会在现实上减少，一部分是因为由世界各处输进来的入口货，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一部分是因为浮动资本（Floating Capital）被转化为固定资本了”（前书第39页第464号466号）。浮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怎样会减少国内的货币资本呢，那是不能理解的。比方，拿铁路来说。有些铁路的资本，已经固定化了，所以不必要有金或纸币用在高架桥或铁轨上。那些投在铁路股份上的货币，如果是当作入股金存着，则在这限度内，它是和别的银行存款一样发生机能，甚至和以上所述的一样，会暂时把可贷放的货币资本增加。而在货币实际已经支出在建筑上的限度内，它还是可以在国内，当作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来流通。所以，货币资本只会在如下的情形下，受到影响：即，固定资本不是可以输出的物品，并就因为不能输出，所以本来可由输出品输出而获得的可以利用的资本或现金银，都弄到不能够获得。不过，在那时候，英国的输出品在外国市场上也是大量堆着卖不出去的。当然，当孟彻斯德的商人工业家等等，把他们顺常营业所必要的资本一部分，固定在铁路股份上，却另借资本来经营他们自己的业务的情形，曾在事实上，把他们的浮动资本固定下来，因而不得不忍受他们这种行为的后果。不过，如果他们把他们从营业上取出的资本，不投到铁路上来，却投到开矿业上去，结果也是会一样的，虽然开矿业的生产物，如铁，煤，铜等等，本身就是浮动资本。——可用的货币资本如因农作物歉收，谷物输入，金输出而实际减少，当然是一件在实际上完全和铁路诈欺完全无关的事情。——“几乎一切商店，都为要把货币投到铁道上来，而多少使营业感到饥饿”（前书第18页第177号）。——“各个商家是这样垫支货币在铁路上，这件事，使各商家过于依赖银行的汇票贴现，并错误地，想要由这个方法，维持他们自己的业务”（还是那位浩居孙讲的话，见前书第43页第526号）。“在孟彻斯德，铁道投机引起了惊人的损失”（那是加德讷在前书第369页第4884号的供述。这位先生，我们已在本书第一卷第8章ⅢC，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提到过了）。

1847年恐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惊人的市场过充现象和东印度贸易上的无限制的诈欺。但还有别的事情，使这个部门的极富有的商人破产。“他们有丰富的资力，但不能利用它。他们的全部资本，是固定在摩里提亚斯岛的土地财产或蓝靛制造厂蔗糖制造厂上。当他们所负债务达五十万至六十万镑时，他们没有可以活动的资金，汇票到期要付了，结局他们发觉，为要兑付这种汇票，他们只有完全依赖信用（杜尔纳利物浦的大印度贸易商人前书第730号）。加德讷也说“自中英条约订立以后，我国人曾抱有一种大希望，认为对中国的商业，可以大事推广，因此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这种营业而建立，以制造棉织品，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这些工厂，都不是由旧工厂改立的”（前书第4872号）。——“第4874号。这种营业是怎样进行的呢？——答：这真是倒霉透了，几乎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不信，1844年和1845年输出到中国去的货物总额，曾收回2/3以上的金额；茶是归航的主要货物，当时我们都存有一种大希望，以为我们制造业者，一定可以使茶税大大减低。”——英国制造业者的特征的信念，是素朴地表示出来了。“我们对外国市场的贸易，不是受限制于外国市场购买商品的能力，而受限制于我国消费这种生产物的能力，这种生产物，是当作我国工业品输出的归航品，运到我国来的”（和英国通商的比较贫乏的国家，可以支付并消费任何量的英国工业品，但不幸，富裕的英国，竟不能消化运回来的归航物品）。“第4876号。当初我运出若干商品去，我把它们卖出时，吃了大约15%的亏，因为我十分相信，我的代理人购买茶的价格，将使茶在英国再卖出时，可以获得一个大利润，因而把以前所吃的亏弥补。但结果没有获到利润，却反而要吃亏25%至50%。”——“第4877号。制造业者的输出，是自己负盈亏的责任么？——答：主要是这样的；好像商人不久就发觉了他们没有什么好处，所以鼓励制造业者与其自负盈亏责任，仍不如采用委托贩卖（Konsignation）的办法。”——反之，在1857年，因为制造业者把“自负盈亏责任”的充斥外国市场的任务，委托给商人了，所以损失和破产的事情，就主要落在商人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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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务扩大的结果（可参看下面讲的伊蒲士威的实例。在1857年前那几年之内，租地农业家的存款，竟增大了四倍），从前私人贮藏的货币或铸币准备，都在定期间内，化为可贷放的资本了。由此，货币资本是扩大了，但这种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的存款的增加（当存款有利息支付时，它们的存款就增加了），同样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的限度内，这种扩大不过使可贷放的货币资本，与生产资本相对而言，显得丰饶罢了。然也就因此，所以利息率低。

在过度张开以前，通例是一个繁荣状态。当再生产过程再达到繁荣状态时，商业信用也会极度伸张开来；在那时候，迅速的归流和推广的生产，将在事实上再成为这种伸张的“健全”的基础，在这状态下，利息率会提到最低限度以上，但还是很低的。实在说，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低的利息率，相对丰饶的贷放资本，是和产业资本之现实的扩大，结在一起的。资本归流的容易与规则性，和推广的商业信用，会在增进的需要面前，确保贷放资本的供给，并防止利息率水准的上升。但在另一方面，那些没有任何准备资本或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来经营业务的骑士们，是大批出现了。此外，我们又将发现，各种形态的固定资本会大扩张，各种新的范围广大的企业会大批开设。现在，利息提高到平均水准了。而在新的恐慌袭来，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麻痹的时候，利息率将再达到它的最高限；并且，除了上述各种例外，还会使贷放资本感到绝对的缺乏，而不被使用的产业资本却感到过剩。

大体说来，贷放资本的运动，——那会在利息率上表示出来——是与产业资本的运动，采取相反的方向。利息率已提到最低限度以上，但还是很低的情形，可以和恐慌后的“恢复”及信用增进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个阶段，和利息率刚好在平均水准（那是中点，是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的中点）的阶段，会有丰饶的贷放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大扩张，结合在一起。若在产业循环的开端，则低的利息率是与产业资本的收缩相一致，而在循环的结末，则是高的利息率，与产业资本的过多相一致。而与“恢复”陪伴着的低利息率，却不过表示商业信用尚不大需要银行信用，因为商业信用还可以独立维持着。

产业循环有这样的性质：即，同一循环一经受到最初的冲动，就必定会周期地再生产出来[4]。那怕生产已在前一次循环内，达到了这样的水准，而技术的基础也使它能够维持这样的水准，但生产的沉衰状态，仍然会使生产落到这个水准以下。在繁荣时期——即中间时期——它固然会在这个基础上面继续发展，但在生产过剩和诈欺的时期，它会把它的生产力伸张到极度，并向前推进，一直弄到超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的限制。

不待说，在恐慌期间，支付手段会很稀少。汇票兑付将成为商品形态变化的代替；在这种时期，因为商店有一部分纯然依赖信用，所以情形更加会这样。像1844年、1845年那样不聪明的颠倒的银行法，固只能加强货币恐慌。实则，任何的银行立法，都不能把恐慌扫除的。

在再生产过程全部脉络完全建筑在信用上面的生产体系上，只要信用突然停止一切都须用现金支付，恐慌就会明白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的争夺就会明白发生的。所以最初一看，好像全部恐慌，都表现为信用恐慌（Kreditkrise）和货币恐慌（Geldkrise）。而在事实上，成为问题的，也就是汇票能否化为货币的问题。这种汇票，固然多数是代表现实的买卖，但这种现实的买卖，已经超过社会的需要而扩大了；全部的恐慌，结局也就是由这种过度的扩大，发生的。但此外，这种汇票，仍有一个异常大的数额，只代表单纯的现今人人都明白并且已经破裂的诈欺。并且，还有使用别人所有的资本，来经营投机而失败的。最后，还有已经贬价或不能售卖或其归流永远不会实现的商品资本。再生产过程之激烈的扩大，引起了这全部人为的体系；纵虽有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在纸币形态上，给予一切诈欺者以所缺少的资本，并依照旧来的额面价值，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购买掉，也不能把这个人为的体系，医治好。并且，在这场合，一切都颠倒着，因为在这个纸世界内，现实的价格和它的现实的要素，都不会表现出来；所表现的，将完全是生金银，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这种倾倒，尤其是在全国金融业的中心，例如伦敦最为显明。全部过程都变为不能理解了。但在生产的中心，没有这样厉害。

在恐慌之际，产业资本会过多。关于这点，我们且注意：商品资本就其本身说同时也是货币资本，是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一定的价值额。当作使用价值，它是某种使用对象的一定量，它会在恐慌期间有过剩。但当作货币资本自体，当作可能的货币资本，它却是在不断的伸张和收缩中。在恐慌快要到临和恐慌正在进行的时候，当作可能货币资本的商品资本，是在收缩中。它对于它的所有者以及他的债权者（当作汇票或借款的担保，也是这样的），将只代表较少的货币资本；在它能够卖掉或当作汇票贴现和押款的抵押的时候，它所代表的货币资本，是较多的。如果一国货币资本会在金融紧逼时期减少的主张，就是这个意思，那就等于说商品价格将会在金融紧逼时期下落了。不过，价格的这样的崩落，仅仅和它以前的膨胀相抵消罢了。

不生产阶段和依赖固定收入的人的所得，在生产过剩，投机过度，和价格膨胀的时候，大部分还是保持不变。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将会相对减落，从而，对于总生产物中那平常必须归他们消费的部分，他们也会感到，没有充分的能力，把它代置。就使他们的需要在名义上仍就保持不变，那在实际上也仍然是减少的。

关于输出和输入，我们应注意，一切国家会依次卷入恐慌的旋涡，并且一切的国家，除少许的例外，都显然已经输出过多并输入过多了，从而，一切国家都会感到支付差额（Zahlungsbilanz）于己不利，所以问题实际并不在支付差额上面。拿英格兰来说，它正在金流出这件事上面苦恼。它已经输入过多了。但同时一切别的国家，也过度堆着英国的商品。它们也过度输入或被过度输入了（固然，在凭信用输出的国家和不凭信用或仅稍稍凭信用输出的国家间，是有一个差别的。但在这场合，后一种国家，就是凭信用输入的了；这只有在商品输入上采取委托贩卖制度的国家，情形才不会这样的）。在这情形下，恐慌最初是袭击英格兰，它是给信用最多而受信用最少的一个国家。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支付差额，即到期的必须立即清算的支付的差额，是于它不利的；虽然一般的贸易差额（Handelzbilanz）是于它有利的。一般贸易差额于它有利这一句话，一部分可以由它所给予的信用来说明，一部分可以由它所贷于外国的资本量来说明。所以，除了真正的商业归航品（Handelsretouren）外，还会有大量的商品归流，流回到它本国（但有时候，恐慌是先袭击美国，曾在英格兰受到最大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的国家）。由金流出引起并与金流出相伴起的英格兰的营业崩溃是由这样几种方法，把英国的支付差额清算掉的：其一是输入商人的破产（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论到），其一是削价将商品资本一部分送到外国，其一是将外国有价证券卖出，使英国有价证券被购买等等。现在讲别一个国家。支付差额是暂时于它有利的。但因恐慌之故，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间平常所许有的距离时间，现在是减小了，甚至完全废除了。现在一切支付都要用现金了。因此，同样的事情，又在这里演了。现在英格兰有金流回了，别的国家有金流出了。不错的，一个国家的过度输入，在别一个国家，会表现为过度输出。反之，亦然。但过度输出和过度输入，已普遍在一切国家发生了（在这里，我不说农作物歉收等等，只说一般的恐慌）；那就是，因信用与价格一般膨胀（这是和信用伴着发生的）之故，都发生了生产过剩了。

1857年，恐慌在北美合众国爆发。金从英国流出到美国。但美国的膨胀破裂之后，恐慌又接着在英国发生了。金由美国流出到英国。这个情形，在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的。在普遍恐慌的时候，支付差额对每一个国家，至少对每一个商业颇为发达的国家，都是不利的，不过是一个一个来，像循环灯火一样，每一国都会轮到要实行支付的时候。而恐慌一旦在英国（比方这样说）发生，那就会把支付期限的次序，压缩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所以很明白，这一切国家曾同时发生过度输出（即过剩生产）和过度输入（即过剩贸易）的现象，而价格也曾在一切国家都膨胀，信用也曾在一切国家都扩张。一切国家，会跟着发生同样的崩溃。因此，金流出的现象，会依次在一切国家发生。它的普及性，将指示下述的种种事情：（1）金流出只是恐慌的现象，不是恐慌的根据；（2）金流出在不同诸国间发生的顺序，不过表示，什么时候轮到这个国家要把一切的来往总结算；不过表示，什么时候轮到这个国家发生恐慌；不过表示，在什么时候，潜伏的引起恐慌的要素，轮到要在这个国家爆发。

英国经济学著作家的特色是，他们单从英国的立场，来考察恐慌时期贵金属的输出（虽然汇兑行市已经变动了），好像这纯然是一个国内的现象，他们的眼睛完全不要看如下的事实：即，他们的银行会在恐慌时期提高利息率，欧洲其他一切银行也会这样做；英国在今日见到金流出是高声喊苦，但到明日，美国也会这样喊苦，到后日，法国和德国也会这样喊苦。不过，我们要晓得，1830年以来，英国的经济学文献，真正值得引述的，也大都是论通货（流通手段）信用和恐慌的著作。

在1847年，“英国的债务（大部分是为谷物输入而起的）不得不清理了。不幸，当中大部分，只有由破产来清理”（富裕的英国，就是由破产，来应付大陆和美国的）。“在不是由破产来应付的限度内，那就只有把贵金属输出”（《银行法报告》1857年）。所以，当英国的恐慌由银行立法而尖锐化时，这种立法不过是一个在饥馑时期先向谷物输出国骗取谷物，再对这种谷物，连钱都骗掉的手段。那些本国也多少在饥馑中的国家，会在这个时期禁止谷物输出，原是一个极合理的对付英格兰银行这个计划的手段。英格兰银行的这个计划的目的，便是要“由破产来解决谷物输入所引起的债务。”在这场合，那些国家的谷物生产家和投机家，与其牺牲资本，来为英国的利益，自无宁牺牲一部分利润，来为他们本国的利益。

由以上所述，商品资本代表可能货币资本的资格，会在恐慌中，在一般营业沉衰时期，大大丧失。虚资本，有息的有价证券，在它们当作货币资本而在证券交易所内流通的限度内也是这样。它们的价格，会在利息提高时下落。又，一般信用缺乏的结果，也使它们的价格下落，因为它们的所有者，将不得不大量把它们投到市场上来获取货币。最后，就投票来说，因股票所代表的所得已经减少而它所代表的企业又有诈欺性质之故，它的价格也会下落。总之，在恐慌期中，虚拟的货币资本会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用它作抵押而在市场上借取货币的权力，也会大大减少。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行情上代表的货币名称（Geldnamen），将减少；但这种减少，与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毫无关系，却是与它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极有关系的。

[1]“公债不外是一种想象的资本，它代表常年所得中那特别除开来还债的部分。一个等额的资本已经支出了。它是借款的名称，但它不是公债所代表的东西。因为这个资本早已不存在了。但产业的运用，会造出新的财富来；这个财富会有一部分，逐年为那些曾经贷予财富（那已经消费掉了）的人，除下一部分来的。这一部分，是在课税形态上由生产者那里取去，而给予国债债权人。按照本国资本与利息的普通比例，这个想象的资本，会被假定有这样的大小，所以它能为债权人，生出他们在常年所得中领受到的部分。”（西斯蒙第《新经济学原理》巴黎1819年第2卷第227页）。

[2]所蓄积的可贷放的货币资本之一部分，在事实上，只是产业资本的表现。例如，英格兰1857年曾有八千万镑投在美国铁路和别的企业上。促成这种投资的，几乎完全是英国商品的输出，美国人对于这种商品，未曾支付任何的代价。英国的输出业者，对这种商品，开出美国兑付的汇票，英国的投资人就购买这种汇票，送以美国去，缴付他们所应缴的股金。

[3]译者注：“买者”或系“卖者”的误排。

[4]〔我曾在别一个地方讲过，自前一次大的普遍的恐慌以后，在这里曾发生一个变化。周期过程的急性的形态以及一向来的十年一次的循环，似乎让位给一种慢性的拖长的交代了。交代的一方面，是比较短的稍微的营业恢复状态，另一方面是比较长的漫无定期的营业衰沉状态。各产业国家，是以各式各样的时期，分跨在这两种状态中的。但也许那不过是循环持续期间的延长。在世界贸易的幼稚时期，即自1815年至1847年，循环差不多是五年一次；但自1847年至1867年，循环显然是十年一次了；也许，我们现今正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世界崩溃的准备时期中。有许多事情，表示这一点。自1867年的普遍恐慌以来，已经发生了若干大的变化。交通机关的惊人的扩展——海洋轮，铁道，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在事实上形成了世界市场。以前独占产业的英格兰，已经发现一列的产业国家和它竞争；过剩的欧洲资本，已经在世界各处，寻到了无限大无限多方面的投资范围，所以这个资本比以前是分配得更广，而地方性质的过度投机，也更容易克制。由这一切事情，以前的使恐慌发生的理由和使恐慌发育的机会，大都除去了，或大大减弱了。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既在加特尔和托拉斯面前退却了，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保护关税（英国除外，一切大产业国都曾以保护关税保卫自己）受到了限制。但这种保护关税，不外是最后的一般的产业斗争——那决定谁将掌握世界市场的霸权——之准备。所以，每一个阻碍旧式恐慌复演的要素，都包含着更激烈得多的未来的恐慌之胚芽。——F.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