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

关于劳动过程，我们在先（参照第5章）是撇开其历史上的诸种形态，抽象地把它当作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我们那时是说：“假若我们从结果的观点，考察全部劳动过程，则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手段，劳动自身，表现为生产的劳动”。在该章注七中，且还补充说：“对于生产劳动，单是这样由单纯劳动过程的立场来定义，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决不是充分的”。现在，我们得进一步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把劳动过程看为纯粹个别的过程，则同一的劳动者，会把后来要分离的一切机能，统合于他一身。当他为生活的目的，对自然对象物为个人的占有时，他是自己统制自己。往后才为他人所统制。一个单独的人，如非在自己的头脑的统制下运转自己的筋肉；即不能对自然施行何等作用。在自然体系上，头与手是相待为用；同样的，劳动过程也把头的劳动与手的劳动统合起来。到后来，这两者分离了，变为死命对立的了。由是，生产物一般不复为个别生产家的直接生产物，而转化为一种社会生产物，为集体劳动者的共同生产物，换言之，即转化为结合劳动者的共同生产物，这种结合劳动者的各个份子，大小不等地，都参与劳动对象物的处理。劳动过程之合作性质愈益扩展，生产劳动及其担当者即生产劳动者的概念，也必然相应地扩张起来。从事生产的劳动，并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工作。只要作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成就它的某种附属机能，那就够了。以上所述的关于生产劳动的基本定义，系从物质生产本身的性质推来，那对于被看作一个全体的集体劳动者，仍然适用，但若把集体劳动者各分子个别分开来说，却就当别论了。

可是在其他方面，生产的劳动之概念，又变狭窄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单是商品的生产，在本质上，且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者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所以，仅仅生产还是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换言之，只有为资本价值增殖而工作的劳动者，才是生产的。我们不妨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罢：学校教师得称为生产的劳动者，单是在儿童头脑上用工夫，是不够的；除此以外，他还须为增进学校所有者的财富，而曲尽棉薄。学校所有者不投资到腊肠工厂，而投资到教育工厂，那于问题没有何等改变。因此，生产劳动者的概念，并不仅包含劳作与有用效果及劳动者与劳动生产物之间的关系，且包含有一种历史的特殊社会的生产关系，它把劳动者看作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直接的手段。所以，成为一个生产的劳动者，并不是幸运，倒是一种不幸。古典派经济学者，常常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是生产劳动者的显著的特征，那是我在本书第四卷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时，要详细说明的。他们因对于剩余价值的性质之理解不同，故对于生产劳动者所下的定义，也不一样。重农学派诸子断定：只有农业劳动提供剩余价值，故主张只有农业劳动是生产的劳动，在他们看来，剩余价值惟有在地租形态上存在。

在劳动日的一定点内，劳动者仅生产其劳动力价值的等价，把劳动日延长到这一点以上，并把这剩余劳动归于资本占有，那即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起点。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以劳动日业已分成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两部分为前提。如要延长剩余劳动，就得以各种方法，使工资的等价，得在较短时间内生产，以缩减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完全以劳动日的大小为转移；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会彻底对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的配置，行使革命。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乃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为前提；此种生产方法，原系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连同它的方法，工具，及条件，自发地发生并发展的。在此种发展推移中，劳动对资本的形式的隶属，乃为现实的隶属所代替。

关于若干中间形态（Zwitterformen），这里只要粗略提及就行了。在这种形态中，剩余劳动非依直接强制而自生产者吸取，生产者自己也不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在这种形态上，资本还不曾获得劳动过程的直接支配权。与那些用古旧经营方法，经营手工业农业的独立生产者相并存在的，有高利贷业者，有商人。他们用其高利贷资本或商人资本，像寄生虫似地吸取生产者。一个社会如其是由这种榨取形态占优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莫由存在。不过，这种榨取形态，可以说是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一个过渡，我们在中世末叶所见到的，就是如此。最后，在这类中间形态中，有的还在大工业的背后，在此处或彼处再生产出来，不过外貌全改变了；近世家内劳动，就是一个例。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须劳动对资本为形式的隶属；例如，只须原来为自己劳动或原来在基尔特老板下面充作职工的手工业者，变为资本家直接支配下的工资劳动者。但前面讲过，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怎样同时就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不但如此，劳动日的无限制的延长，是现代大工业的特殊产物。就一般而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一经支配某一生产部门全体，它就不仅仅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若各种重要生产部门都受其支配，则尤属如此。到这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成为生产过程之一般的在社会上支配的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当作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而作用，只限于以次两种场合：第一是以前只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产业，为此生产方法所征服，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扩大其作用范围；第二是以前已实际隶属于资本的产业，依生产方法（produktionsmethoden）上的变化而生革命。

从一定的观点看来，相对的与绝对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好像是幻想的。如把劳动日绝对延长到劳动者自身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以上，则相对的剩余价值也是绝对的；如因劳动生产力发达，必要劳动得限制为劳动日的一部分，则绝对的剩余价值也是相对的。不过，如其我们把剩余价值的运动记在心里，这种无区别的外观，就要归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度确立，并变为普遍的生产方法，则在剩余价值率的增进成为问题时，就会感到绝对的与相对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了。且假定劳动力是照着它的价值支付罢，在这种假定下，剩余价值率的增进，总不外出于以次二方法之一，要就是在劳动生产力与劳动强度的正常水准不变时，绝对地延长劳动日；不然，就是在劳动日的长度不变时，变更劳动日的两个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相对量。假若工资不落在劳动力价值以下，这后一方法上的变化，是以劳动生产力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

假若劳动者要为他自身及其家属的生存，用其全部时间去生产生活资料，他将没有时间为第三者提供无给的劳动。如其劳动生产力没有某种程度的发达，劳动者也就没有这种可利用的多余时间；没有这多余时间，也就没有剩余劳动，从而，没有资本家，没有奴隶所有者，没有封建领主，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大财产阶级（Grossbesitzerklasse）[1]。

因此，我们可以说，剩余价值是建立在一个自然基础之上，不过，那只是就以次的极一般的意义而言；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使人不能把他自己生存所需的劳动，转嫁于他人，好像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使人不能吃他人的肉一样[2]。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力，虽往往伴有神秘的观念，其实毫无神秘可言。在人类脱却最初的动物状态，并由是发达其劳动而在某种程度内社会化之后，才开始发生这种事态，即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他人的生存条件。在文化初期，劳动生产力低微，人类欲望也低微。人类的欲望，是和满足欲望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借着那种手段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且，在初期的时候，依靠他人劳动而生活的社会部分，与直接生产的人数相比，是极其有限的。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进步，社会上这部分人，乃有绝对的与相对的增加[3]。资本关系（Kapitalverhältnis），遂在经济地盘——那是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上发生了。劳动的已有的生产力，得视为资本关系的基础与起点；但这种生产力，并非自然的赐物，而是几千万年的历史的赐物。

社会生产发达的程度有大有小，但无论其发展姿态如何，劳动生产力总要受诸种自然条件的限制。那些条件，可以拢总还原为人类自身（如人种等）的自然和围绕着人类的自然。外部的自然条件，在经济方面分为两大部类：一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即肥沃的土地和富于鱼类的水等等；一是劳动工具的自然富源，如瀑布，航行河道，森林，金属矿山，炭矿等。在文化初期，前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作用；在文化较发达的阶段，则是后一部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作用。试把英国与印度，或把古代雅典及科仑与黑海沿岸诸邦作一比较，即可知其分晓。

绝对非满足不可的自然欲望之数愈少，天然的土地肥沃与气候的惠泽愈大，生产者生存与生殖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即愈小。由是，必要劳动以上的得为他人劳动的剩余劳动部分，也愈大。老早以前，代阿多拉斯（Diodor）关于古代埃及人就这样说过：“他们对于儿童教育所费气力与费用之少，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于置信的程度。他们把最近旁的极单纯的食物，弄给儿童们吃。可以熏食的纸草的茎一部分，也是他们给与儿童的食粮。水 草之根与茎，有的让儿童生食，有的则为他们煮好熏好。因为气候温暖，大多数儿童不用穿鞋，不用着衣。所以，一个儿童长到成人，所费于父母的费用，总共不过20德拉玛（Drachmen）。埃及人口所以那样繁多，埃及所以有许多大建筑物，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4]。但古代埃及的大建筑与其说是基因于其人口之多，却毋宁说是基因于其得自由利用的人口比例之大。就个别劳动者说，其必要劳动时间愈小，则其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愈大。就劳动人口说，也是如此。必要生活资料生产上所必要的劳动者人口部分愈小，得利用以从事其他工作之劳动人口部分即愈大。

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确立，则在其他情形没有变化，劳动日又保持一定大小的限度内，剩余劳动量将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地的丰度而变化。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说，丰度最高的土地，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成立，以人类支配自然为前提。过于丰饶的自然，“使人类依赖，像儿童依赖引绳一样”。这种过于丰饶的自然，使人类不把发达自身这件事当作自然的必要[5]。资本的母国，并不是在草木郁然繁茂的热带，而是在温带地方。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依照自然环境的变化，刺激人类，使其欲望，能力，劳动工具，与劳动方法都多样化的，决不是绝对的土地丰饶性，宁可说是土地的差异性，是土地自然产物的多样性。自然力，必须依人类之手的劳作，加以社会的统制，加以节约，加以大规模的占有和利用的。这个事实，在产业史上，有最决定的作用。在埃及[6]，朗巴底，荷兰等处所行的灌溉工事，即可为例；在印度与波斯的灌溉工事，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借运河所行的灌溉，不仅供土地以不可缺少的水，并还以淤泥的形式，由山上，流给土地以矿物性的肥料。隶属阿拉伯版图的西班牙与西西里的产业，曾甚繁昌，惟其秘密，即存于其灌溉工事之中[7]。

单是有利的自然条件，只提供剩余劳动（从而，剩余价值或剩余生产物）的可能性，但并不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自然条件有差异的结果是：同一的劳动量，所满足的欲望量，因国而不同[8]，所以在其他情形相似的限度内，必要劳动时间是颇不一致的。这些自然条件，只在当作自然限制，决定从何点起得开始为他人劳动的场合，才影响剩余劳动。产业越进步，这些自然限制越是退却。西欧社会的劳动者，是用剩余劳动，购取为自己生存的劳动的许可。由是在这种社会内部，很容易发生一种见解，以为提供剩余生产物[9]，是人类劳动的天生的性质。但我们试以亚细亚爱琴海诸岛的居民为例来考察罢，那里西米树野生于森林中，“当居民在西米树上钻孔，由是确定树体已经成熟时，即截断其余，分成数节，而抽其髓，再混以水而滤清之，就获有完全可以使用的西米。一棵树可采得的西米量，通例为300磅，有时可采到500磅乃至600磅。这种居民像到森林去采薪一样，去采取面包”[10]。现在假定亚洲方面这些面包采取者，为满足其欲望，每周需要12小时劳动罢。自然对于他们的直接赐与，是许多闲暇时间。在他能把这闲暇时间为自身作生产的利用以前，必须有整个系列的历史事实；在他们把闲暇时间当作为他人的剩余劳动而支出以前，又须有外部的强制。但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输进来，这些可怜的人们，恐怕为要使自己能占有一劳动日的生产物，或不免有每周工作6日的必要罢。他为什么要一周工作6日呢，或者他为什么一定要提供5日剩余劳动呢，这非自然的恩泽所得说明。自然恩泽所能说明的，只是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日。无论如何，他的剩余生产物，都不是发生于人类劳动本有的神秘的性质。

因此，不仅劳动之历史发展的社会的生产力，表现为吞并劳动的资本之生产力；即以自然为条件的劳动的生产力，也是这样表现。

里嘉图自己从未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视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固有物。在他看来，这种生产方法，是社会生产的自然的形态。当他说到劳动生产力的时候，他总不以为那是剩余价值的原因，而以为那是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但他的学派，已扬言劳动生产力是利润（意即剩余价值）的发生原因。这无论如何，对于重商主义派是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派是从交换行为，从生产物在价值以上的售卖关系，去探求生产物价格超过其生产成本的原因。不过，对于这种问题，里嘉图派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实际上，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都有一种健全的本能，知道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烈性的问题，若是深入论究，必定是极其危险的。在里嘉图以后半世纪，有约翰•穆勒其人出，他拙劣地复述最初庸俗化里嘉图学说者的无价值的遁辞，俨然主张他对于重商主义派的优越。然则对于他，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穆勒说：“利润的原因，是由于劳动生产了维持劳动以上的东西”。这全是旧话重提，但却附加了他自己的独特的意见，他说：“把这改变一个表现方式，就是说，资本之所以提供利润，乃由于食物，衣服，原料，劳动工具等等，会持续到其生产所需的时间以上。”在这里，他把劳动时间的持续（Dauer），与劳动生产物的持续，混为一谈。照此见解，面包师（他所供给的生产物，持续不到一天），与机械制造者（他供给的生产物，能持续到20年乃至20多年）比较，决不能由其工资劳动者，获取同一的利润了。自然哪，假若鸟巢持续的时间，不较长于鸟建巢所需的时间，鸟一定不会要巢的。

这种基本真理一确立起来，穆勒就确立起他对于重商主义派的优越了。这接着说：“由是，我们知道，利润不是由交换的附带事项发生，而是由劳动生产力产生的。并且，不管交换发生与否，一国的总利润额，常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即令分业的局面未成，卖买都不存在，利润却仍旧存在的。”于是，在穆勒看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之一般条件的交换，即买卖，不过是一件附带事项，即使劳动力不买不卖，利润依然会存在！

他继续说：“假若一国劳动者全体的生产，超过工资总额20%，那就不论商品价格如何，利润总为20%。”这在一方面，是重复语的精萃，因为，劳动者如为资本家生产20%的剩余价值，则利润对于劳动者工资总额的比例，为20:100。但在另一方面，说“利润总为20%”，却是绝对的错误。利润常是小于20%的，因为利润要就垫支资本的总额计算。例如，假定资本家垫支500镑，其中400镑垫支在生产手段上面，100镑垫支在工资上面，如其依上述假定：剩余价值率为20%，则利润率就为20:500，即4%，而非20%。

接着，又提示了一个极好的标本，说明穆勒对于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态，是怎样处理。他说：“我在本书全假定：劳动者与资本家为各别阶级的事态，除少数例外，是普遍的通行；那就是，由资本家垫支全部费用，劳动者的全部报酬，也包括在内。”把今日还只当作例外而在地球上支配的事态，看作普遍的事态，当然是稀有的幻觉。但我们再看下去。穆勒爽快地承认：“资本家之出此，并非有绝对的必要存乎其间。”但“劳动者如有资本可以暂时维持生活，他就会在生产完成以前，完全不支取工资，也没有什么不行。但在这场合，因为劳动者也提供了营业进行上的必要基金的一部分，故在这限度内，也成了一个投资的资本家。”其实，穆勒还可以进一步说，不仅为自己垫支生活资料，且垫支劳动手段的劳动者，实际就是自己的工资劳动者。他还可以说那些不为领主，只为自己提供徭役劳动的美国自耕农民，无异是自己的农奴。

穆勒这样明白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即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仍常常存在之后，更从反对方面，完成其一贯主张，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即在它存在的地方，它也不存在。他说“就在前一场合（资本家对工资劳动者垫支其生活资料全部的场合），我们对于劳动者，也可用同一见地（即当作资本家）去观察。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下（！）提供劳动，可以说他对于企业者垫支了当中的差额（?）……”[11]。在现实上，劳动者是在一周间或在其他期间，无偿的垫支劳动于资本家，到此期间终末，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在穆勒看来，这就是劳动者转化为资本家的缘故！在平坦的地上，土堆看着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坦，可由其“大智能者”的高度来测量的。

[1]“特殊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乃是依赖劳动生产力。”（兰塞Ramsay著《财富分配论》第206页。）“假若每个人的劳动，只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没有何等财产存在了。”（莱文斯登Ravenstone著《关于公债制度的考察》第14—15页。）

[2]据最近的计算，单就即经探险到了的地球部分说，至少尚有4,000,000吃人的人。

[3]“在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中，差不多一切的物件，都是属于劳动者所有，生产物的99%，都是属于劳动者。而在英国，归属于劳动者的部分，恐怕还不到2/3。”（匿名著者《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73页。）

[4]代阿多拉斯著《历史文库》第1卷第80章。

[5]“前者（自然的富）虽贵重而有利，但使人们不注意，傲慢，不节制；反之，后者则强制人们精细，勉学，有技艺，有政策。”（汤马斯•曼著《英国对外贸易致富论》另题：《外国贸易差额为富之规准》伦敦1669年刊第181—2页）。“一个国民位置在这样的地带，生活资料大抵自然生产，衣服住宅无须注意或不许人注意的地带，那是最可咒诅的事。比这更可咒诅的事，在我是不能想像的。……还有与此完全反对的极端场合。总之，纵劳动也不能得到生产物的土地，与不劳动也可供给丰富生产物的土地，是同样的不好”。（匿名者著《当前食粮高价的研究》伦敦1667年刊第10页。）

[6]在埃及，因有预先确定尼罗河水涨水落的必要，遂产生了天文学与农业指导者（即僧侣阶级）的支配“日至（Sonnenwende）为尼罗河开始泛滥时期，埃及人不得不以最大的注意来观察。这个时期确定了，他们才好在农业上作适当的处置，所以，这在他们是一个重要问题，他们不得不向天空探求这个时期的来回的明征”。（古斐尔〔Cuvier〕著《地球回转论》巴黎1863年刊第141页。）

[7]印度之微小而不相联络的生产组织，都由国家权力所支配，而此国家权力的物质基础之一，就是给水的调节。对于此点，印度的回教支配者，较其后继支配者英国人，更有理解。在1866年，孟加拉州阿利萨地方，竟有一百多万印度人，因饥饿而牺牲其生命了。我们只要想起这件事，就够明白了。

[8]支出同量劳动，生产等量生活资料的两个国家，实际是不存在的。人类的欲望，因其生活所在地的气候，或为酷烈，或为温和，而有所增减。从而，人类必须勤勉努力的程度，也因不同的国度，而发生差异。那种差异的程度，以寒暑的程度来测度，那是再正确没有的。我们由是可以得出这样的普遍结论：一定数人口所必要的劳动量，在气候严寒的地方最大，在气候酷热的地方最小。因为在前者方面，需要更多的衣类，且需要在土地的耕作上，支出更多的劳动。（《论自然利息率的支配原因》伦敦1750年刊第60页）这部划时期的匿名的著者，为约塞夫•马希（J. Massie）。休谟的利息论，就是以他这部著作为底本。

[9]“任何劳动，总归要留下一个剩余量。”蒲鲁东这么说，他似乎把这看为是市民权利义务之一。

[10]肖符（F.Shouw）著：《土地•植物•人类》第2版莱比锡1854年刊第148页。

[11]约翰•穆勒著《经济学原理》伦敦1863年刊，第252—253页及其他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