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机械经营对于劳动者的最初的影响

Ⅲ　机械经营对于劳动者的最初的影响

我们讲过，大工业的始点，是劳动手段的革命；变革了的劳动手段，又以组织的工厂的机械体系，为最发达的形态。但在考察人身物质（Menschenmaterial）如何与这个客观组织体（objektiven Organismus）相并合以前，我们且考察一下，这种革命，对于劳动者自己一般有怎样的影响。

A　资本对于补助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

机械使筋肉气力成为不必要的。在这限度内，机械是使用无筋肉气力的，身体尚未成熟发展的，四肢尚甚柔软的劳动者的手段。所以资本主义采用机械的第一个标语，就是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机械是代替劳动和劳动者的最有力的手段，同时，它又不分男女老幼，把劳动者家庭中的人，尽数驱使在资本的直接支配下，所以，它又是增加工资劳动者数的手段。为资本家利益的强制劳动，不但把儿童游戏的地位剥夺了，并且把在家庭范围和伦理限界内实行的家庭自由劳动的地位剥夺了[37]。

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的，不仅是成年劳动者维持个人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机械既把劳动者家庭中的各个份子尽数驱人劳动市场，所以，又把成年男子的劳动力的价值，分散而为家庭全体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它是把劳动力的价值压低了。假设一个劳动者家庭有四个人可以作工。购买四个劳动力，比先前购买家主一个人的劳动力，也许要多费一些，但以前只有一劳动日，现在有四劳动日了。四劳动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劳动日的剩余劳动；他们的劳动力的价格，则比例于这种超过，而减低。现在，要维持一家生活，不仅须有四个人劳动，且须有四个人供给资本以剩余劳动了。于是，我们知道，机械增加了资本榨取的人身物质，增加了资本榨取人类的范围[38]，同时，又增加了资本的榨取程度。

机械又从根柢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的媒介——即劳动者与资本家间的契约——发生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我们的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皆以自由人的资格，以独立商品所有者的资格（一方为货币及生产手段的所有者，一方为劳动力的所有者），互相对待。但现在，资本要购买未成年者或半成年者了。从前，劳动者虽出卖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但在形式上，依然是自由的人。现在，他要出卖妻和儿女了。他成了奴隶商人（Sklavenhändler）了[39]。儿童劳动的需要，在形式上，就往往与美国报纸广告栏招募黑奴的需要，极相类似。有一位英吉利工厂监督专员曾说：“我所辖区域的最大制造业都市之一，曾有一段广告新闻吸引我注意：要雇用12名至20名少年人，合格年龄为13岁。工资每星期4先令。报名处云云”[40]。“合格年龄为13岁”一语，是针对工厂法，13岁未满儿童只许劳动6小时的规定而言的。审查年龄的，为一法医。工厂主规定应募儿童，必须在外貌上像13岁已满。于是，依照最近20年的英国统计，13岁未满的工厂儿童数，突然减少了。这种减少，依照工厂监督专员的供述，大部分是这种法医造成的。他们为满足资本家的榨取欲，满足父母的利欲起见，常把儿童的年龄提高报告。在伦敦北兹纳•格林区，每逢星期一早晨星期二早晨，有一种公共市集，9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等待伦敦丝制造厂来雇用，“普通的条件。是每星期1先令8便士（这是归父母得的），和2便士茶点钱（这是儿童自己得的）。契约以一星期为期。市场上的情景及交谈，是极不体面的”[41]。妇人“从救贫院把儿女取出来，为每星期2先令6便士的报酬，让儿女被任何一个买者使用。”这在英国，是件极普通的事[42]。虽有法律禁止，但在英国，仍有2,000以上的儿童，经父母的手卖出去担任扫烟囱的工作（虽在那时，已有许多机械可以担任这种工作）[43]。机械在劳动力卖者和买者间的法律关系上，引起了一种革命。这种革命，使他们之间的交易，失去了自由人与自由人的契约的外观。因此，英国国会后来也有以国家干涉工厂的法律理由了。当工厂法在原不受限制的产业部门，限制儿童每日只许劳动六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有一度觉得不平的。他们说，有一部分为父母的人，会从受法律限制的产业，把儿女取出来，俾便在“劳动自由”的产业里，把他们卖掉；因为，在劳动依然自由的产业里，13岁未满的儿童，可以和成年男工人一样劳动，从而，可以依较高的价格出卖。资本生来就是平等主义者。资本在一切生产部门，是把劳动榨取条件的平等，当作天赋人权来要求的。所以，当一个产业部门的儿童劳动受法律限制时，那会在其他产业部门，成为同样限制的原因。

我们以前讲过，机械最初是直接使儿童少年人和妇女，在以机械为基础的工厂内，受资本的榨取，其次又间接使他们在其余各产业部门受资本的榨取，从而，使他们的身体萎缩。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要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劳动者的儿童，在生后数年内，有惊人的死亡率。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其周岁内儿童每年的平均死亡率，以十万计算为9,000（某一区为7,047）；有24个户籍区，在10,000以上，11,000以下；有39个户籍区，在11,000以上，12,000以下；有48个户籍区，在12,000以上，13,000以下；有22个户籍区，在20,000以上；有25个户籍区，在21,000以上；有17个户籍区，在22,000以上；有11个户籍区，在23,000以上；在荷，沃尔味汉浦登，亚胥登来恩，蒲勒斯登，在24,000以上；在诺亭汉，斯托克卜特，与布拉德福，在25,000以上；在威士比希，在26,000以上，在孟彻斯德为26,125[44]。依1861年医政调查所示，除地方的原因外，儿童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母亲兼有家庭以外的职业，结果引起的儿童照料的不周或不当，如营养不足，食物不宜，服药等等，那还使母子间发生不自然的隔阂，并由此引起故意不给食物或毒杀儿女的事[45]。反之，在“妇女职业最少的农业区，死亡率就很低了[46]。但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到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即，在北海沿岸若干纯粹农业区，死亡率几乎和最坏的工厂区一样高。于是亨德尔医师（Dr. Julian Hunter）被派去实地调查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录在“公共卫生第六报告”中[47]。人们总以为，每10个儿童中，有一个儿童，是为疟疾及其他低湿地特有的疾病所杀。但调查恰好得到相反的结果，即“驱逐疟疾的原因——使冬为沼地夏为牧草地的土地，转化为谷物栽培地——曾引起异常高的婴儿死亡率[48]。亨德尔在此等农业区，曾审问70个名医师。他们的意见，在这一点，是异常一致的。实在说，土地耕作的革命，曾促进产业制度的采用。和少年男女在同队中工作的已婚妇人，依名叫庄头（他为全队接洽事务）的吩咐，为一定额的工资，而受农业家支配。队有时开往离村数哩之处，他们朝夕相遇于路上，穿短裤，着相配的上衣和鞋子，有时也穿长裤子，外表上好像非常健壮，但通例染有种种不道德的习惯。他们爱独立忙碌的生活，绝不顾虑家里的可怜的儿童，将由此发生怎样不祥的结果”[49]。工厂区域的各种现象，都在那里再生了；在那里，隐蔽的杀婴事件，和以睡药给儿童吃的事件，甚至比工厂区域还多[50]。西门医师（Dr. Simon枢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人）说：“我目击这种种弊害，故对于产业上大规模使用成年妇女的办法，深抱疑惧”[51]。工厂监督专员贝克尔也说：“倘规定一切有儿女的已婚妇女不能在工厂内工作，则为英国制造业区域计，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幸事”[52]。

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之资本主义的剥削，曾怎样引起道德上的堕落，恩格斯著《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一书，及其他各著述家，已经说得很多。在此，我只要把这一点提到就够了。但人为地把未成熟者化为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械，还曾引起智力的荒废。这种荒废，和自然的无智状态，是极有分别的。因后者不过把智力停止在休耕状态中，不曾把它的发展能力，把它的自然丰度破坏。也就因为有这种荒废，英国国会乃规定每一种受工厂法取缔的产业，如在生产上使用14岁未满的儿童，依法，皆须授以普通教育。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事项的不伦不类的文句，励行强迫教育的机关的缺乏，工厂主对于这种教育法规的反对，和他躲避这种法规的诡谋，再明白没有地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对此，立法院应负其责；它所通过的，只是一种幻想的法律；它规定一切在工厂作工的儿童，应全受教育，但没有规定，这个目的，应如何达到。它只规定，每星期内，须有若干日，每日须有若干小时（三小时），必须在称作学校的四壁之内把儿童关着，规定儿童的雇主，每星期必须收集上学证明书，证明书上必须有男教师或女教师签名”[53]。1844年修正工厂法通过以前，上学证明书常由男教师或女教师画个十字代替签名，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有一次，我参观一个名作学校的发行上学证明书的地方，我看见教师的无知状态，吃了一惊，问：‘先生，敢问先生识字不？’他答说：‘唉，一点点。’他也发行上学证明书，为辩护这种权利计，他说：‘无论如何，我总是在我的学生面前的’。”当1844年法案尚在制定期间，工厂监督专员，关于所谓学校的丑态，是指发无遗的。从那里发出来的上学证明书，他不能不承认。但由他们的力争，自1844年法案通过以来，上学证明书的数字，必须教员亲笔填写，且必须把完全的姓名签在上面了[54]。苏格兰工厂监督员约翰•金凯德爵士（Sir John Kincaid）曾提示同样的经验。“我们参观的第一个学校是安•居麟夫人（Mrs. Ann Killin）主持的。我们叫她把姓名拼音时，她一开口就错。她用一个C字开头，但立即改口，说她的姓名，是K字开头的。但在她签名的上学证明书上，我却发觉，她有种种签法，她的笔迹，证明她还没有教书的资格。她自己也承认，她不能登记上课簿册。……在第二个学校，我发觉教室有15呎长10呎宽，但有学生75人，在讲一些叫人不能懂的事情”[55]。“当然，从这种发行儿童上学证明书的地方，不能受得任何有价值的教育。但不仅如此，即在师资相当可以的学校内，也因为有各种年龄（三岁以上）的儿童挤在一块，以致教师徒劳无功；这种教师的生活是极苦的，他的生活费，是由学生缴纳的一个便士一个便士凑合起来的。加以，校具是极稀少的，书籍及其他教授用品是不足的，拥挤的嘈杂的空气，对于贫苦儿童的影响，又是极有害的。我曾参观许多这种学校，发现其中的学生，绝对不作什么事情；但这样就算上学，在官厅的统计上，这种儿童也就算受了教育”[56]。在苏格兰，工厂主曾竭力避免雇用必须上学的儿童。“不要别的证据，已经可以证明，工厂主所嫉恨痛恶的工厂法的教育条款，将使这种儿童没有人雇用，并使工厂法所期待的教育上的利益，不能发生”[57]。这种事实，以惊人的程度，发生在印花工业上。印花工业受一种特别的工厂法限制。依照该法，“每一个在印花工厂作事的儿童，必须在雇用前6个月内，至少进学校30日，时间应在150小时以上。又，在雇佣每6个月期间内，至少须进学校30日，时间也应在150小时以上。……上学的时间，必须在午前8点钟至午后6点钟。每日上学的时数，不得少于2 1/2，也不得多于5小时。不然，是不能算在150小时之内的。在普通情形下，儿童在30日内，每日午前午后都须上学，因每日至少须上学5小时。到30日满后，150小时法定的上学时间已经有了，用他们的话说，上学证明书已经有了，他们才到印花工厂去，一直作到6个月满。然后，次一个上学期间来了，他们再上学，再到已有上学证明书的时候为止。有许多已经上学满150小时的儿童，在印花工厂作满6个月后，再回到学校里来，是和初次进学校的时候一样。上一届上学所受得的一切教育，都失去了。……就别一些印花工厂说儿童上学的时间，完全视营业的情形而定。法定的上学时间，是在6个月内，零零碎碎，每一次三点钟至五点钟，凑合成的。……譬如，今天是午前8点钟至11点钟上学，明天是下午1点钟至6点钟上学，接着几天不上学，然后又在下午3点钟至6点钟上学；三天或四天或一星期上学之后，又连接三星期或一个月不上学；此后，又随雇主的便，间或到学校去几点钟。总之儿童忽从学校推到工厂，忽从工厂推到学校，至150小时已经数满为止”[58]。儿童与妇女，以过大的数目，加入结合的劳动队伍以来，成年男工人在制造业时期对于资本专制的反抗，就终在机械下面，被打破了[59]。

B　劳动日的延长

在劳动生产力的增进上，从而，在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上，机械是最有力的手段。同时，以资本担当者的资格，它在最初采用机械的各种产业上，又是超过一切自然限制，将劳动日延长的最有力的手段。机械一方面创造新的条件，使资本这种不断的倾向可以自由发挥，他方面又创造了新的动机，使资本贪图他人劳动的欲望更为尖锐化。

第一，在机械形态上，劳动手段的运动与作用，是和劳动者相对而独立的。这种劳动手段（机械），假如当作它的助手的人们不会受到一定的自然的限制（身体的虚弱，自觉的意志等），那么，它就成为不断生产的产业上的永动体（Industrielles Perpetuum mobile）了。自动机，当作资本，既然在资本家那里取得了意识和意志；所以，当作资本，它总想把反抗的但可伸缩的人的自然限制，减为最小的反抗[60]。同时，机械劳动外貌上的轻易，和比较容易驾驭的女工童工，又把这个倾向助成了[61]。

我们讲过，机械的生产力，与由机械移转到制成品的价值部分的量，成反比例。机械发生作用的期间越是长，由机械转移出来的价值越是分配在多量生产物上，则由机械附加在每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便越是小。但机械的活动的生存期间，分明是由劳动日的长短决定的，换言之，视每日劳动过程的时间，乘过程复演的日数而定。

机械的磨损，决非在数学的意义上，与其利用时间相符合。就使如此，在七年半之内，每日活动16小时的一架机械，也和在15年之内每日活动8小时的一架机械，包括相同的生产时间，并以同样多的价值，附加到总生产物上去。但在前一场合，比在后一场合，机械价值将以二倍的速度再生产出来；前一场合资本家以此为媒介在七年半时间内吸收的剩余劳动量，在后一场合，必须在15年时间内才能吸收到。

机械之物质的磨损，是二重的，其一由于使用，那好像铸币在流通中磨损一样；其一由于不使用，那好像剑藏鞘中也会生锈一样。后一种磨损，以自然力的作用为基础。前一种多少与机械的使用成正比例，后一种则在一定程度内，与机械的使用成反比例[62]。

机械除有物质的磨损外，尚有所谓精神的磨损。构造相同的机械，能依更便宜的方法再生产，或有更优良的机械加入竞争时，旧机械的交换价值，就会依比例减少[63]，在这二场合，那怕旧机械还是非常年轻，其价值也不复由实际在其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却将由自身再生产或较良机械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其价值必致丧失若干。是以，其总价值再生产的期间越短，则精神磨损的危险也越小。但劳动日越长，则此期间越短。且当机械初在某生产部门采用时，使机械再生产趋于便宜的新法[64]，和不仅影响一部分（或一部分装置）且影响全构造的改良，会次第出现。是以，在初采用机械时，延长劳动日的特殊动机，也会以最激切的程度发生作用[65]。

在劳动日不变，其他一切事情也不变时，要增加被榨取劳动者数一倍，则不仅投在原料，补助材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增加一倍，投在机械与建筑物上的不变资本部分也是必须增加一倍的，但劳动日若延长，则生产规模的扩大，可无须增加投在机械和建筑物上的资本部分[66]。如是，不仅剩余价值可增加，榨取剩余价值所必要的资本支出，也可减少。当然，在任何场合，劳动日的延长，都会有这种作用；但在这场合，它的这种作用，更为重要；因转化为劳动手段的资本部分，一般会更见重要[67]。所以，机械经营的发展，将使资本以益益增加的部分取得这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的价值可不绝增殖，但一停止与活的劳动相接触，即会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丧失掉。英国大棉业企业家亚胥伟兹君，有一次，就教训西尼耳教授说：“农夫把锄头放下来，不过是使一个18便士的资本成为无用罢了。但若我们的人（工厂劳动者）有一个离开工厂，那就是使一个价值十万镑的资本成为无用了”[68]。试想想，一个价值十万镑的资本，在一瞬间，就成为“无用”的了！这样，我们的人居然会有一个离开工厂，就实在是一件可惊的事了。因此，像受教于亚胥伟兹的西尼耳的所见一样，机械使用范围的增加，遂使劳动日的不断的延长，成为“满意的事”了[69]。

机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直接因为它可以减低劳动力的价值，间接因为它可以减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种种商品的价值，而且因为，当机械最初在各地间或有人采用时，机械所有者所使用的劳动，将被转化为强度较大的劳动，机械生产物的社会价值，将被提高在个别价值之上，从而，在一日生产物中，资本家只须以一较小部分代置劳动力一日的价值。在这过渡时期，机械经营还是一种独占，其利润还是额外的。这时期，资本家自然会尽可能把劳动日延长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利润之大激励了利润增加的热望。

随着机械在一个生产部门的普遍化，机械生产物的社会价值也降落到与其个别价值相等，并且使这个法则实现出来：剩余价值的发生非以资本家用机械排出的劳动力为来源，反之，乃以资本家用机械使用的劳动力为来源。剩余价值仅由可变资本部分发生；我们又讲过，剩余价值量是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是剩余价值率，其一是同时使用的劳动者数。已知劳动日的延长度，则剩余价值率定于劳动日划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率。同时使用的劳动者数，则定于可变资本部分与不变资本部分的比率。机械经营，无论会怎样提高劳动生产力，因以牺牲必要劳动而增加剩余劳动，但很明白，这个结果的发生，总是因为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劳动者数已经减少所致。机械的使用，会把原来可变的资本部分，换言之，把原来投在劳动力上面的资本部分，转化为机械，从而，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部分。2个劳动者决不能和24个劳动者，被榨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在24个劳动者中，若各在12小时内提供1小时剩余劳动，合计便是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但两个劳动者的总劳动，尚不过24小时。所以，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机械的使用，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由二因素决定的，其一（剩余价值率）增大，其他（劳动者数）必须减少。这个内在的矛盾，当机械在某产业部门普遍化，从而，使机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规制同种类一切商品的社会价值时，是会明朗化出来的。而且也就因为有这种矛盾，所以，资本家才会不仅要以相对剩余劳动的增加，而且要以绝对剩余劳动的增加，来补偿被榨取劳动者的比例数的减少。这样，劳动日就于无意识之间[70]断然地延长了。

机械之资本主义的使用，一方面，引起新的有力的把劳动日无限制延长的动机，并使劳动方法与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革命，从而，把这个倾向所遇到的抵抗全打破；他方面，又由资本一向不能染指的各种劳动者的加入，由机械所驱逐的劳动者的游离，创造了一个不得不听资本命令的过剩的劳动人口[71]。近代产业史上一种可以注目的现象——机械把劳动日之道德的限制和自然的限制全行扫灭——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上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机械本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但会变成一种手段，最确实地，把劳动者及其全家的生活时间全部，都转化为可以利用来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也是这样发生的。古代最大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曾想像说“假令每一个工具在被命令时，或在自己发动时；能够像德多鲁斯的作品一样自己动转，或者像黑伏士多斯的鼎一样可以自动作神圣的劳动；明白言之，假令织人的梭自然会织布，那么，熟练的师傅不要徒弟，领主也不要奴隶了”[72]。西瑟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士（Antipatros）歌咏磨谷水磨——一切生产机械的要素形态——时，也称这水磨为女奴隶的解放者，为黄金时代的挽回者[73]。“这些异教徒，咳！这些异教徒！”他们是像聪明的巴斯夏，更早的更聪明的麦克洛克所发现的那样，是不了解经济学和基督教的。比方说，他们就不知道机械是延长劳动日的最确实的手段。他们辩护着说，一人为奴隶，乃是他一人完全发展其人间性的手段。但他们尚缺少特别的基督教器官，故尚不致为大众的奴隶制度说教，俾使少数粗陋的或不曾受多少教育的傲慢者，成为“卓越的纺织业者”，“大规模的灌肠业者”，或“有势力的鞋油业者”。

C　劳动的强化

机械在资本手中，无限制地把劳动日延长了。我们以前讲过，这种无限制的延长威胁着生命的源泉，遂致后来在社会上引起反动，并由此引起用法律限制的标准劳动日。而在标准劳动日的基础上，一种我们以前讲过的现象——劳动强度的增进——就更发展而取得决定的重要性了。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我们假定劳动的强度为既定的，仅从劳动的外延量上来立论。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劳动外延量转换为劳动强度这一事实。

机械组织愈进步，机械劳动者阶级的经验愈蓄积，劳动的速度与强度，也自然会愈增进。所以，英国在五十年间，劳动日的延长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是同时并进。但若舍去这种热病样的暂时的活动不说，只考察日日进行且以划一活动为特征的劳动，我们结局便会达到一个限界点，在这点，劳动日的延长与劳动强度的增进将互相排斥，以致劳动日如要延长，则劳动强度必须减低，反之，劳动强度如要增进，则劳动日必须缩短。自劳动阶级的反抗次第增进，国家对于劳动时间不得不强制地缩短，并对于真正的工厂，励行标准劳动日那时候起，换言之，自剩余价值的生产，绝不能由劳动日的延长而增加那时候起，资本才以全部力量，以全部意识，想促进机械体系的发展，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一个变化。一般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是：因劳动生产力增进之故，劳动者得以同一的劳动支出（Arbeitsausgabe），在同一时间内，生产较多的生产物，以致同一劳动时间加在总生产物内的价值，现在虽和以前相等，但这个依然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大量的使用价值，从而就把各个商品的价值减低了。但自劳动日强制缩短以来，情形是一变了。现在，有一种极有力的发展生产力和节省生产条件的刺激；同时，又有一种刺激，要增加同一时间内的劳动支出，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细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微孔，总之，使劳动者把劳动密集到一个程度，这个程度必须在已经缩短的劳动日内，才是可以达到的。在一定时间内密集的较大量的劳动，本来是较大的劳动量，现在我们也须算它是较大的劳动量了。劳动时间的量计，不能单以“外延量”为标准；其密度也不能不顾到[74]。更强的一日10小时中的1小时，可以和更松的一日12小时中的1小时，包含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劳动（即支出的劳动力）。所以，更强的1小时劳动的生产物，比更松的1 1/5小时劳动的生产物，可以有同样大甚至更大的价值。因此，即不说相对剩余价值因劳动生产力增加而起的增加，现在，3 1/3小时剩余劳动，6 1/2小时必要劳动为资本家生产的价值量，也和以前4小时剩余劳动8小时必要劳动生产的价值量相等了。

现在，劳动强度如何增加的问题发生了。

劳动日缩短的第一个影响，是以一个自明的法则——劳动力的作用能力与其作用时间成反比例——为根据的。所以在一定限度内，劳动力支出在时间上的损失，可由劳动力支出在程度上的利得来补偿。并且资本也由支付工资的方法，保证劳动者在实际上会支出更多的劳动力[75]。如在制陶业那样机械不甚重要或不占重要地位的制造业上，工厂法的实施就曾明白证明，劳动日的缩短，曾异常增加劳动的规律性，划一性，秩序性，继续性与能力[76]。但在真正的工厂内，这个影响曾经发生过了么？那似乎是还有疑问的。因为，在真正的工厂内，工人本要依存于机械之连续的划一的运动，这种依存性，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训练了。所以，当1844年劳动日减至12小时以下的议案提出讨论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说：“各劳动室的监工，已充分注意使工人不浪费时间；工人方面的细心与注意，已无增进之可能，所以，假令机械的速度及其他条件不变，则在经营适当的工厂内我们已经不能希望由工人注意的增加及其他事情，得到任何重要结果了”[77]。但这种断言，是被实验的结果攻破了。加德讷氏（R. Gardner）在蒲勒斯登有两个大工厂。他从1844年4月20日起，将劳动时间由每日12小时减为每日11小时。实行大约一年的结果是：“同量的成本得到同量的生产物；工人全体现在11小时所得的工资，和先前12小时所得的工资相等”[78]。在此，我且不说纺绩室与梳整室的实验，因实行此等实验时，机械速度曾增加2%。在织物部（编织各种式样的装饰用品），各种客观的生产条件，是未发生一点变化的。实验的结果是：“自1844年1月6日至4月20日，每劳动日12小时，平均每人每星期工资为10先令1 1/2便士；自1844年4月20日至6月29日，每劳动日11小时，平均每星期工资为10先令3 1/2便士”[79]。现在11小时的生产物，比以前12小时的生产物更多了；其增加，完全是因为工人更注意，更经济时间。当工人得同额工资，但多获得1小时的自由时间时，资本家也得同额生产物，但可节省1小时煤炭煤气等等费用。浩洛克士与杰克生的工厂，曾实行类似的实验，也得到相似的结果[80]。

劳动日的缩短，创造了劳动密集的主观条件，换言之，创造了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流出较大量劳动的能力。但劳动日的缩短，一旦成为强制的法规，则资本手中所有的机械，又将成为一种客观的手段，系统地被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出更多的劳动。这个结果，是由二重的方法得到的。第一，是提高机械的速度，第二，是扩大同一劳动者所监视的机械范围，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从一方面说，要以较大的压榨力加在劳动者身上，机械构造的改良，是必要的；但从他方面说，这种改良，又可说是劳动强度增加所伴起的结果，因劳动日的限制，使资本家不得不严格节省生产成本。蒸汽机的改良，曾增加一分钟内活塞开闭的次数，同时，又因能力较节省之故，同一的发动机，可由同量或较小量煤炭的消费，推动一个更大的机构了。又，配力机的改良，曾减少磨擦，并使各种轴的直径和重量不断减少，以至于最小限度（这是近世机械与旧式机械最大的差别）。最后，工作机的改良，或是将机体减小，但增加其速度，加大其作用（例如近代蒸汽织机），或是将机体增大，又将其所运转的工具的范围与数目增加（例如纺绩机），或是依极小的部分改革，来增加工具运动的速度（例如1850年后数年间自动妙尔纺织机，纺锤，曾由此增加速度1/5）。

在英格兰，劳动日缩短为12小时的事情，是1833年开始的。1836年就有一个英国工厂主曾说：“与三四十年前比较，今日工厂内的劳动，是加重得多了。因为，机械运转速度显著增加的结果，劳数者已必须有较大的注意和活动了”[81]。1844年，阿胥勒公（Lord Ashley即今日的沙夫兹柏勒伯爵）也根据文书，在下院致辞如下：

“在制造业过程上被使用的人的劳动，现在已经有当初的三倍。先前需要百万人的筋肉来作的工作，现在由机械作掉了，那是不容疑问的。但在机械惊人运动下受着支配的人的劳动，曾异常增大，却也是事实。……1815年，照应两架纺四十号纱的妙尔纺绩机的人的劳动，在每日12小时内，等于走8哩路。1832年，照应同样两架妙尔纺绩机的人的劳动，等于走20哩，且往往在20哩以上。1815年，纺绩工人在12小时内，使用一架妙尔纺绩机，每日伸张次数为820，每个人照应两个，合计为1,640。1832年，每人每架每日为2,200，合计4,400。1844年，2,400合计4,800。有时，必要的劳动量（amount of labour）还更大。……1842年，我曾接到别一种文书，证明劳动是以累进率增加的。所以如此者，不仅因步行的距离已经更大，且也不仅因生产量增加，但工人数相对减少，而且因为现在纺绩的，是更难纺绩的劣等棉花。……在梳整部，劳动也已大增加了。原来分归两人作的工作，现在是由一人担任了。织物部所雇的工人数是极多的，且主要是女工，……因机械速度增进之故，这一部分的劳动，在过去数年间，曾增加10%。1833年，每星期纺成的纱为18,000捆；1843年为21,000捆。1819年，蒸汽织机的梭，每分钟60次；1842年，每分钟140次。这都可以说明劳动曾怎样增加”[82]。

在1844年12小时工作法下，劳动已经非常强化了。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如下的说明也似乎很有理由。他们说，要在这方向再向前进步是不可能了，所以，劳动时间如再缩减，即等于减少生产。这种理由的外表上的正确性，只能拿工厂监督专员荷尔讷（他们的不倦的检察人）当时的话来论证。他说：

“大体说，生产量的多寡，既须受节制于机械的速度，工厂主自然会在不违背下述诸条件的限度内，使机械的速度，趋于极度。这些条件是：妥为保存机械，使其败坏不致于过速；妥为维持制造品的性质；使工人在照应机械运动时，不致太吃力，而不能持久。所以工厂主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顾到上述种种条件，什么是机械转动的最大速度。他往往发觉速度已经太大，速度的增加，不能抵偿破坏与出品低劣的损失，因而不得不放慢一点。所以我断言，活动的聪明的工厂主，既然会发觉安全最高限度，他在11小时内自不能和在12小时内，生产同量的生产物。我又以为，依计件工资法（Stücklohn）给付工资的职工，也会在能够以同一程度继续劳动的限度内，为最大的努力”[83]。所以，不管加德讷等人作过的实验，荷尔讷仍结论说：劳动时间减至12小时以下，结果必然是生产减少[84]。但十年后，他却引述他1845年所持的意见，来证明自己，那时候，曾怎样把机械与人类劳动力的伸缩性估计低了。劳动日强制缩短的结果，将使二者同时拉紧至于极点。

以下讨论的，是英国棉织业工厂，毛织业工厂，丝织业工厂，麻织业工厂1847年实行10小时工作法以后的时期。

“纺锤的速度，在塞洛纺绩机，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妙尔纺绩机，每分钟增加了1,000转。那就是塞洛纺绩机的纺锤在1839年每分钟转4, 500次，现在（1862年）转5,000次，妙尔纺绩机的纺锤，原来每分钟转5,000次，现在转6,000次。在塞洛纺绩机，速度增加了1/10，在妙尔纺绩机，速度增加了1/6”[85]。孟彻斯德附近巴特里克洛夫特有名的土木工程师纳斯密兹曾于1852年致荷尔讷函中，说明1848年至1852年蒸汽机关改良的性质。他说明蒸汽机关的马力（因官厅的工厂统计常以1826年的成绩为计算标准）[86]，只是名义的只能用作实马力的指数；往下又说：“我相信，由同重量的蒸汽机关，我们现在至少平均可以多得50%的功用；在速度以每分钟220呎为限时，仅供给50马力的蒸汽机关，现在大都可以供给100马力以上”……。“又，100马力的新式蒸汽机关，因构造已经改良，汽罐的能力与构造已经改良之故，比之旧式蒸汽机关，已能供给远较为大的力”……。“与马力比例而言，所雇的工人数，虽然是和旧时一样，但与工作机比例而言，则所雇的工人数，已经减少”[87]。“1850年，英吉利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217匹名义马力，推动25,638,716个纺锤和301,445架织机。1856年，纺锤数为33,503,580，织机数为369,205，若所需的名义马力，与1850年相同，则1856年所需马力；应为175,000。但依该年官厅报告，仅为161,435马力。依1850年标准计算，此数低估在一万马力以上”[88]。“1856年官厅报告，证明了这样几种事实，即工厂组织在急切增加；与马力比例而言，所雇人数虽和以前相等，但与工作机比例而言，则所雇人数已经减少；蒸汽机关，因动力节省及其他方法，已能推动重量较大的工作机；又，因工作机与制造方法的改良，因机械速率的增加，因其他种种原因，是有较多量的生产物可以生产了”[89]。“各种机械的大改良，曾大大增加生产力。毫无疑问，劳动时间缩短，是这诸种改良的刺激。而机械的改良与工人劳动的加强，又发生了如下的结果；即缩短2小时或1/6的劳动日，至少，和以前的更长的劳动日，生产了同样多的生产物”[90]。

当劳动力的榨取加强时，工厂主的富曾如何增加，可由一事证明；即，自1838年至1850年，英国棉织等等工厂，以平均32%的比率增加，自1850年至1856年，增加率为86%。

自1848年至1856年那8年间，在10小时劳动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固有极大的进步，但自1856年至1862年那6年间，进步是更大了。以丝工厂为例，在1856年，纺锤计1,093,799个；在1862年，计1,388,054个；在1856年，织机计9,260架；在1862年，计10,709架。但职工数在1856年为56,131名；在1862年为52,429名。纺锤数增加了26.9%，织机数培加了15.6%；职工数减少了7%。又，1850年，毛绒线工厂计使用875,830个纺锤；在1856年，计使用1,324,549个纺锤（增加51.2%）；在1862年，计使用1,289,172个纺锤（减少2.7%）。但1856年的计算，曾将复捻纺锤计入；1862年的计算，却未曾把这种纺锤计入。故若将此数扣去，我们就发觉，1856年后，纺锤数目几乎没有变化。反之，1850年后，纺锤与织机的速度，却有许多地方增加了一倍。毛绒线工厂的蒸汽织机数，在1850年为32,617；在1856年，为38,956；在1862年，为43,048。职工数，在1850年，为79,737；在1856年，为87,744；在1862年，为86,063；但其中包括的14岁未满的儿童数，在1850年，为9,956；在1856年，为11,228；在1862年，为13,178。所以，与1856年比较，1862年织机的数目是大增了，但所雇用的劳动者总计却已减少，被榨取的儿童总计则已增加[91]。1863年4月27日，弗兰特君在下院说：“我谨代表兰克夏和彻夏十六区的劳动代表，在此发言。依据他们的报告，工厂的劳动，因机械改良之故，是不断在增大。以前，一个职工和两个助手，只照料两架织机，现在，一个职工，没有助手，尚须照料三架；甚至四架，也不是稀罕的事。依报告的事实推论，12小时劳动，现已压缩为10小时劳动不到。过去10年间工厂工人的劳动曾怎样增加，由此可见一斑了”[92]。

对于1844年及1850年工厂法的好影响，工厂监督专员曾不绝地，正当地，予以推扬。但虽如此，他们仍承认，劳动日的缩短，曾使劳动强化到破坏工人健康及工作能力的程度。他们说：“就大多数棉织工厂，毛织工业，丝织工厂言，前数年机械动转速度，加速的结果，工人照应机械，已非有极度精神紧张不可。这个事实，在我看，似乎是肺病死亡率过度增加（这是格林浩医师在最近一次报告内指出的）的一个原因”[93]。劳动日的延长，既由法律永远禁止了，资本自会有一种倾向，要由劳动强度之系统的增加来补偿，并要使一切机械的改良，成为更能吸取劳动力的手段。这个倾向不久就会引起一种状态，使劳动时间有再度缩短的必要[94]。犹忆1833年前曾有半世纪采用机械，而其劳动日是毫无限制。1833年至1847年，劳动日规定为12小时。自1848年至今日，劳动日规定为10小时。但英国工业在1833年至1847年的进步，是胜过在1833年以前的进步，在1848年以后的进步，又胜过在1833年至1847年的进步[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