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由货币转化为贷放资本

Ⅰ　由货币转化为贷放资本

我们曾经讲过，贷放资本可以发生蓄积，可以发生过多的现象。但这种蓄积，在与生产蓄积（Produktiven Akkumulation）成反比例的限度内，才与生产蓄积发生关联。在产业循环内，有两个阶段的情形，是这样。第一个阶段是，产业资本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态上皆行收缩的时候，那正是恐慌刚刚过去以后循环开始的时候：第二个阶段是已经开始恢复；但商业信用尚不甚需要银行信用的时候。在第一场合，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休闲着的贷放资本；在第二场合，它被使用的程度正在增长，但利息率还极低，因为这时候，是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向货币资本家提出条件的时候。在第一场合，贷放资本的过剩，是表示产业资本的停滞；在第二场合，贷放资本的过剩，是表示商业信用没有依赖银行信用的必要，因为归流甚为活泼，信用期限甚短，多数人都只使用自己所有的资本。以他人的信用资本（Kreditkapital）为活动根据的投机家，还没有出场；用自有资本经营的人，也距离纯然以信用经营的阶段很远。在前一阶段，贷放资本的过剩，正好是现实蓄积的表现之反对。在第二阶段，它与再生产过程的更新的扩大，结合在一起，和这种扩大相陪伴，但决不是这种扩大的原因。贷放资本的过剩程度已经减小了，不过与需要比例而言，还是过剩。在这二场合，现实蓄积过程的扩大，都由此促进了；因为在第一场合与低价格结在一起的低利息，在第二场合与缓缓增进的价格结在一起的低利息，都会增大利润里面那转化为企业利益的部分。这个情形，在如下的场合，还更显著：那就是，繁荣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利息已经提到平均的程度，但利息的增进，尚未与利润的增进成比例。

从别一方面看，我们又知道，在全无现实蓄积的场合，贷放资本的蓄积，还可由种种技术的手段——例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累积，流通准备金或个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省（那通例会在短期间内，转化为贷放资本）——来实行。这种贷放资本——它就因此，故被称为浮动资本（Floating Capital）——因只在短期间内采取贷放资本的形态（也只以短期间贴现），所以它会不断流回，不断流出。一个把它提出，别个会把它存入。所以，可贷放的货币资本的量（在这里，我们说的，不是定期若干年的贷款，而是短期间的以汇票或存款为担保的垫款）的增加，在事实上，完全与现实的蓄积相独立。

《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501号问：“足下所谓浮动资本，是指什么呢？”——英格兰银行总裁韦古林答：“是可以在短时期内用在货币贷放上的资本。”……（502号）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地方银行的银行券，以及国内现存的货币量。——（问）：“依照本委员所得的证明，如果像足下一样把浮动资本解作活动的通货〔那就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F. E.〕，那就好像在活动的通货上，并未发生极显著的变动？”〔不过，这种活动的通货究由何人垫支的问题，是极重要的。由货币贷放者还是由生产资本家呢，那会引起极大的差别〕。——韦古林答说：“在浮动资本内，我还包括银行业者的准备金，那曾经有显著的变动。”那就是说，银行业者不贷放出去但当作准备金〔在货币当作存款存到英格兰银行去的时候，那会有一大部分，当作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的那一部分存款，曾发生显著的变动。最后这位绅士还说：浮动资本就是金银条块，即现金和硬币（503号）。这是十分惊人的，在这个货币市场的信用谈话内，一切政治经济学上的范畴，都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意义和各式各样的形态。在那里，浮动资本是流动资本〔那其实是完全另外的一件东西〕的表现，货币是资本，金银条块是资本，银行券是通货，资本是一个商品，债务是商品，固定资本是投在不容易卖出的纸上的货币！

“伦敦的股份银行……的存款，由1847年的8,850,774镑，增加到1857年的43,100,724镑。……委员会所接到的证据和供述，使我们敢这样断言，在这个异常大的数额中，有一大部分，是由以前不能用在这个目的上的源泉，得到的；在银行开一个户头而以货币存入的习惯，已经普及到许多从前不把资本（！）这样投下的阶级。地方私办银行”〔与股份银行有区别的——F. E.〕“协会主席洛特威君（Rotwell），在被派往银行法委员会陈述时，曾陈述：在伊蒲士威地方，这个习惯，新近在该区的租地农业家和小商人当中，增进了四倍；几乎一切租地农业家，甚至每年只付地租50镑的租地农业家，现在都在银行有存款了。这种存款当然有大量应用到营业上，尤其是被吸往伦敦，商业活动的中心地，在那里，它们被用在汇票贴现上，或依其他方法，垫支给伦敦诸银行业者的顾客。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银行业者自己没有直接需要的，它会走入汇兑经纪人手里，汇兑经纪人就把商业汇票给于银行业者。对于这种商业汇票，这种经纪人已经一度为伦敦及各区人民贴现了”（《银行法报告》1858年第5页，第8号）。

当汇兑经纪人把他已经一度贴现的汇票，拿到银行业者那里来获得垫支的时候，银行业者实际是再贴现一次；但在事实上，有极多这样的汇票，已经由汇兑经纪人再贴现了；汇兑经纪人由银行业者再贴现所得的货币，会被他用来再贴现新的汇票。由此引起的结果是：“融通汇票（Akkommo-dations wechsel）和空头信用（Blenkokredit），曾引起扩大的虚拟的信用；各地方股份银行的措施——他们把汇票贴现后，把这种汇票拿到伦敦市场上的汇兑经纪人那里去再贴现，在这样贴现时，他们专门信赖银行的信用，一点不顾到汇票在其他各方面的性质——又把这种情形助长了”（前书第21页第52号）。

再贴现（Rediskontieren），以及可贷放的货币资本这种纯然技术的增加，曾怎样助长信用诈欺呢，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杂志如下所述的话，是很有兴味的。“在许多年间，资本”〔即可贷放的货币资本〕“在国内若干区域的蓄积，甚为迅速，以致不能全部被使用，但在其他许多年间，则又是投资范围的增加，速于资本自身的增加。当农业区域的银行业者不能在本区域之内，发现机会，有利润地，安全地，投下他的存款时，工业区域和商业都市的银行业者，却发觉他们不能尽量供给资本的需要。这各种情形在各区域的影响，曾在过去若干年间，引起一种新商家的成立，并且使它极其迅速地发展。这种商家从事于资本的分配，他们虽平常被称为汇兑经纪人（Bill-broker），但其实是规模极大的银行业者。这种商家的业务，是在一定的约定的期限内，依照一定的约定利息，向各区银行，领得该区所不能使用的剩余资本（Surpluskapital），并向各股份公司，各大商店，领得暂时休闲着的资金，而以更高的利息率，把货币垫支给正需要较多资本的各区的银行；照例，他们的分配方法，是为他们的顾客把汇票再贴现。……这样，隆巴特街成了一个大中心，国内的休闲资本，就经由这个中心，由不能使用它的地方，移转到需要它的地方。并且，这种情形，适用于各地区间，也适用于处境与此相似的诸个人间。原来，它所经营的贷借，是必须有银行可以承认的副担保品。但在国内资本迅速增加，银行设立又使资本更加经济以后，这种贴现公司（Diskontohäuser）所支配的基金是更加大了，他们的业务范围也就扩大了。他们最先以码头存货证（Dock Warranis），嗣后并以提货单〔那代表尚未到埠的生产物，此等生产物即令不照例是，也多属是已经向商品经纪人（Warenmakler）出了汇票的〕为担保而垫支。这个办法，不久就把英国营业的全部性质改变了。隆巴特街所供给的便利，使明兴巷（伦敦茶叶咖啡交易所）的商品经纪人，取得一个极有力的地位。那又使输入商人得到很大的利益。这种输入商人曾因此得到这样大的利益，以致在二十五年前，设有商人以提货单甚至以码头存货单押款，虽一定会使该商人在信用上破产，但在这个办法普遍实行的今日，这个办法竟被认为通则，不像二十五年前那样被视为稀有的例外了。这个制度是这样扩大了，以致隆巴特街有一个很大的金额，投在这种汇票——那以远方殖民地尚在生长中的农作物为开发汇票的对象——上来。这种融通的结果是，输入商人扩大他们的国外贸易，把他们的浮动资本（他们原来营业所用的资本）拘束在最讨厌的投资部门，即投在自己不大能或全不能监督的殖民地栽培事业上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信用之直接的连结了。在诸农业区域内搜集的农村资本，是以小额存款存到农村银行，但会集中在隆巴特街，待人来利用。第一，它被用在汇票再贴现（为当地的银行再贴现）上，从而间接在我们的矿业区域和工业区域内，被用来推广营业；此后，又被用在以码头存货单和提货单为抵押的垫支上，从而间接使外国生产物的输入商人，获得更大的便利，从而，那些经营外国贸易殖民地贸易的商家的‘合法’商人资本，得被游离出来，被用在最讨厌的投资部门，即海外栽培事业上面”（《经济学界》1847年11月20日第1334页）。这就是信用的“美好的”联结。农村存款人以为自己不过存款于银行业者那里，并以为，当银行业者贷出时，他一定是贷给他所认识的个人。他们绝不会猜疑，这种银行业者会把存款交给伦敦汇兑经纪人支配。对于这种经纪人的营业，他们和他都是一点也不能统制的。

我们又讲过，像铁路建筑那样大的工程，因真正开工以前，一切存款都会暂时存入银行而由银行支配之故，也会暂时把贷放资本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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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贷放资本的量，和通货的量，是全然不同的。通货的量，在这里，是一国内现存的流通的银行券全部，硬币全部，并包含贵金属的条块。此量的一部分，构成银行的准备金，其大小是不断变迁的。

“1857年11月12日（即1844年银行法废止的日期），英格兰银行及其所有支行的总准备金，仅为580,751镑，而同时的存款额则为22,500,000镑，其中约有6,500,000镑是由伦敦诸银行业者存入的。”（《银行法报告》1858年第62页）。

如把长期间的利息率变动和不同国度间的利息率的差别除开不说（前者以一般利润率的变动为条件，后者是以利润率的差别，和信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为条件）；则利息率的变动，依存于贷放资本的供给，（假设其他一切事情不变，例如信任状态不变），那就是依存于在货币形态硬币形态和银行券形态上贷放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本与那种产业资本有区别。那种产业资本，是在商品形态上，以商业信用为媒介，而贷放给再生产的当事人的。

但这种可贷放的货币资本之量，是与流通货币的量不同，并且互相独立的。

举例来说，如果20镑每日贷放五次，那就有一个100镑的货币资本被贷出去，但同时那又包含这个意思，即这20镑至少须在当中四度充作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假设当中没有购买和支付做媒介，以致这个货币额未曾四度代表资本的转化形态（即商品，——劳动力也包括在内），它就不构成一个100镑的资本，不过构成五个20镑的请求权罢了。

在信用已经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假定，一切可贷放的货币资本，都会当作存款，存在银行或货币贷放业者手里。至少，营业大体的情形，是这样的。再者，在营业良好，而投机尚未十分活跃的时候，因信用容易得到，信任心仍在增长的原故，通货机能的最大部分，虽不借金属货币或纸币的媒介，也能由单纯的信用移转（Kreditübertragung）来实行。

在流通手段量相对稀少时，仍可有巨额的存款。这种可能性，单纯依存于下述二事：

（1）同一货币额所实行的买卖和支付的次数。

（2）同一货币额当作存款而流回到银行的次数。这样，货币再当作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复演的机能，将因货币再转化为存款，而得以促成。例如一个小商人每星期存货币100镑到银行去；这个银行业者以存款一部分支给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再把它支给劳动者；劳动者再把它付给小商人；这个小商人重新把它存到银行。小商人存入的100镑，最先是当作存款的一部分，而付给工厂主，其次是支付给劳动者，再次是支付给这个小商人自己，最后，又当作这个小商人的货币资本一部分，存到银行去；所以，在20个星期之末，假如他从来不把这个货币提出，他就已经用这100镑，在银行业者那里，存入2000镑了。

货币资本究竟是怎样休闲着，那只能由银行准备基金的流出和流入来表示。所以，英格兰银行总裁韦古林君，曾在1857年结论说，英格兰银行的金，是“唯一的”准备资本——第1258号。“依照我的意思，贴现率在事实上是由国内现存的休闲资本的量决定。休闲资本额，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那在事实上是一个金准备——代表。所以，当金流出时，国内休闲资本的量就会减少，因而残余部分的价值就会提高。”——第1364号。〔纽马奇说：〕“英格兰银行的金准备，在实际上，便是中央准备，便是国内全部营业所依据的现金贮藏。……国外汇兑行市的影响，就是常常落在这个贮藏，或这个准备上面的”（《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108页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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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与输入的统计，是现实蓄积——即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的蓄积——的一个尺度。那不断指示了，就那个在十年循环内运动着的英国产业的发达时期（1815年—1870年）说，前一个繁荣时期的恐慌发生以前的最高峰，总会当作次一个繁荣时期的最低限再现出来，并由此提高到一个更高得多的新的最高峰。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在繁荣年1824年的输出品价值，实际是或被认为是40,396,300镑。1825年发生恐慌，输出额降至此额以下，每年大约在三千五百万镑至三千九百万镑之间，1834年繁荣恢复时，就超过以前的最高水准，提高到41,649,191镑；在1836年，已达到新的最高峰53,368,571镑。1837年，再落到四千二百万镑，但新的最低限，已经高过旧的最高峰了。其后，即徘徊在五千万镑至五千三百万镑之间。当繁荣再恢复时，输出额更增至五千八百五十万镑，与1844年相较，已经更高了，与1836年相较，那是远远超过了。在1845年，输出额增至60,111,082镑；1846年落至五千七百万镑，1848年落至五千三百万镑，1849年增至六千三百五十万镑，1853年约增至九千九百万镑，1854年为九千七百万镑，1855年为九千四百五十万镑，1856年约为一万万一千六百万镑，1857年达到最高峰，为一万万二千二百万镑。1858年降至一万万一千六百万镑，但1859年再增至一万万三千万镑，1860年约为一万万三千六百万镑，1861年仅为一万万二千五百万镑（在这里，新的最低限，又比以前的最高峰更高），1863年为一万万四千六百五十万镑。

当然，在输入方面——那指示市场的扩大——也可证明同样的结论。但在这里，我们只讨论生产的规模。〔当然，以上所述，只适用于英格兰实际独占产业的时期。但在世界市场继续扩大的限度内，那对于近代诸大产业国全体，一般说来，仍是适用的。——F.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