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资本的价值增加与价值减少;资本的游离与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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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资本的价值增加与价值减少;资本的游离与拘束
我们这一章研究的诸种现象,是以信用制度及世界市场竞争——一般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生气——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但我们必须先了解资本的一般性质,然后能综括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这诸种具体形态。且这种表现,也在我们本书计划之外,其论述,犹待于本书论述的展开。不过,表题上所示的诸种现象,依然可以在这里概括的讲一讲。它们第一是互相关联的;第二,又是与利润率及利润量相关联的。又因为有这诸种现象,所以曾有人觉得,不仅利润率,即利润量(那在事实上即是剩余价值量),也能独立在剩余价值(率或量)的运动之外,而自为增减。所以更有略略讲一讲这诸种现象的必要。
一方面是资本的游离(Freisetzung)与拘束(Bindung),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加(Wertsteigerung)和价值减少(Entwertung)。我们能把这二者看做不同的现象么?
首先发生的问题是:资本的游离与拘束,是指什么?价值增加与价值减少的意思是自明的。它们不外指示,因有某种一般的经济状况,(因我们讨论的,不是任何个别资本的特别的命运),现有资本已经在价值上增加或减少。换言之,它们不外指示,垫支在生产上的资本,除使用剩余劳动以增殖其自身价值外,已由别的方法,引起在价值上的提高或减低。
我们所谓资本拘束,是指:如果生产要照旧规模继续,生产物的总价值,必须从新以一定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要素。我们所谓资本游离,是指:如果生产只要照旧规模继续,生产物总价值中原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部分,现在已可提取出来,过剩化出来。资本的这种游离或拘束,应与所得(Revenue)的游离或拘束相分别。当资本C的年剩余价值为x时,资本家所消费的商品的低廉化,使资本家现在能以x-a的部分,和以前获得同量的享受。这样,所得的一部分a,就游离出来了。此a可用以增加消费,也可用以再转化为资本(即蓄积)。反之,如必须有x+a才能继续同样的生活方法,那么,他不是把生活方法缩小,便须把前此蓄积到的所得的一部分(=a),当作所得来支出。
这种价值增加或价值减低的事情,可以仅发生在不变资本的场合,可以仅发生在可变资本的场合,也可以同时在二者上面发生。而在不变资本的场合,这种价值增加或价值减低,又可以仅在固定资本上发生,或仅在流动资本上发生,或同时在二者上面发生。
在不变资本项下,我们必须考察原料,补助材料,半制品(在这里,我们总称其为原料),还须考察机械及其他各种固定资本。
以上我们特别考察原料的价格或价值的变动,及其所及于利润率的影响,并立下一个一般法则:即,其他各种事情不变,利润率与原料价值的高低成反比例,这个法则,对于刚刚有资本投下(即有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营业上新投下的资本,是无条件妥当的。
但若把这种新投下的资本存而不论,我们就发觉,已经发生机能的资本,如一部分存在于生产范围内,会以一大部分存在于流通范围内。其一部分,是在市场上,当作待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别一部分是当作货币(不论其形式何若)待要转化为生产条件,最后第三部分,其中有一些,是在生产范围内,采取生产手段的原形态,(如原料补助材料,在市场上购好的半制品,机械及其他各种固定资本)有一些是当作正在制造中的生产物。价值增加或价值减低的结果如何,有一大部分定于资本各成分相互间的比例。为简明起见,我们且暂把一切固定资本除外,只考察不变资本的其余各部分,即原料,补助材料,半制品,制造中的商品,及市场上的完成品。
如果原料(例如棉花)价格提高,则在棉花低廉化时,已经制成的棉制品——半制品如棉纱,完成品如棉布——的价格,会同样提高起来。又,未加工的库存棉花的价值,及正在加工中的棉花的价值,也是这样。这种棉花所代表的劳动时间,由反应作用,将比其内包含的劳动时间更多,从而,它们附加于生产物(以它们为构成部分的生产物)的价值,也比它们原有的价值,比资本家所付的价值更大。
所以,如原料价格提高时,市场上竟有巨量完成商品(不论其完成程度如何)存在,此等商品的价值也会提高,从而,现存的资本的价值也提高。已在生产者手中的原料等物的库存品,也是这样。原料价格提高,固足减低利润率,但这种价值增加,足可使个别资本家,或使一个特别的资本的生产范围全部,不致蒙受利润率减低的损失,甚至抵消这种损失而有余。在此,我们不要论述竞争的影响,但为使说明完全起见,我们且注意:(1)库存原料如果很多,原料出产地点价格的提高,就会受到对抗的作用;(2)市场上既存的半制品或完成品,如果已经严重压迫在市场上,那就会阻碍此等商品,使它们的价格,不能与原料价格为比例的增加。
在其他情形不变的条件下,原料价格低落,则利润率会提高。在这场合,结果是正好与上述相反的。已在市场上存在的商品,尚在制造中的商品,库存的原料,将减低价值,那会使同时发生的利润率的提高,受到对抗作用。
在营业年度终了时,例如农产物收获之后,原料必须大量重新供给。此时,生产范围和市场上库存的物品愈少,则原料价格变动所生的影响愈显著。
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上,我们都假定,价格的提高或下落,是现实价值变动的表现。但在此我们所论的,既为价格变动所及于利润率的影响,所以,此等价格变动究由于何种原因,是没有多大的关系。这里所得的结论,在价格腾落非由于价值变动,而由于信用制度和竞争等等的影响时,也是适用的。
因利润率等于生产物价值超过额对垫支总资本价值的比例,所以,由垫支资本价值下落而生的利润率的提高,将伴有资本价值的损失,由垫支资本价格提高而生的利润率的下落,也许也会伴以资本价值的增益。
再就不变资本的别部分,如机械与一般固定资本说。此诸物,尤其是建筑物,土地等等的价值增加,不先了解地租学说,是不能论究的;其讨论,自当留在以后。但这诸项,在价值减少方面,却一般是很重要的。
不绝的改良,会使现有的机械和工厂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使其价值,相对的下落。这个过程,在机械新采用的时期,有强力的作用,那时候,机械尚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往往在其价值尚未完全再生产之前,成为陈腐不堪的。这事实,曾在那时候,成为一个理由,使人们想要在机械磨损不致过大的限度内,以较短期间,再生产机械的价值,因而无限制地,把劳动时间延长并实行昼夜轮班制。反之,如果机械的短小作用期间(在可以预料的诸种改良面前,机械的生存期间是很短的),竟不能由此得到补偿,那它就必须以无形的磨损(Moralisohen Verschleis),以过大的价值部分,移转到生产物中去,以致于不能与手工劳动竞争。[3]
当机械,建筑设备,及固定资本一般,已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时,至少,其基本构造,可保持较长的时期,不至于变化。但固定资本再生产方法的改善,仍会引起同样的价值减低现象。机械的价值减落了,惟其原因,不是旧机械在新的生产力较大的机械面前,迅即为所驱逐,或在一定程度内,把价值减低,却是因为它现在已能更便宜地再生产。大企业往往须在第一个所有者破产,转归第二所有者所有以后,才在第二所有者手里繁荣,这便是理由之一。第二所有者往往依低价将其购取,故能以较少的资本支出,开始其生产。
在农业上,我们特别容易看到,使生产物价格提高或降落的理由,也会使资本的价值提高或降落;因为,农业资本有一大部分,是由其生产物(谷物牲畜等等)构成的。(里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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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考察的,是可变资本。
如劳动力价值提高,是因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反之,如劳动力价值下落,是因为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下落(可变资本的价值增加或价值减低,不外表现这两种情形),则在劳动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在可变资本价值增加时,剩余价值将减少,可变资本价值减少时,剩余价值将增加。但在这时候,有别的事情可以发生,那就是资本的游离与拘束。这种情形,既为以上所不曾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在此简略谈到。
当工资因劳动力价值下落(这个现象,是可以和劳动现实价格的提高相伴而起的)而下落时,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就有一部分可以游离出来了。这就是可变资本的游离。就新投下的资本说,这个情形的简单的影响,不过是使资本以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运用。要推动同量劳动,现在所须有的货币,已经比以前更少了。那便是牺牲有给劳动,以增加无给劳动部分。但就早已投下的资本说,那不仅会提高剩余价值率,且会使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的一部分游离出来。在此以前,为要使营业依旧规模进行,这一部分投在工资上面的必须由生产物卖得金代置的资本,是必须被拘束住,当作可变资本来发挥机能的。现在,这一部分可以流出来,当作新的资本供给,来扩充旧营业,或在其他某生产部门发挥机能了。
假设每星期雇用500名工人,原须有500镑。现在却只须有400镑。又假设二场合所生的价值量,皆等于1000镑;这样,在前一场合,每星期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500镑,剩余价值率等于500/500即100%。但在工资减低之后,剩余价值量将等于1000镑减400镑,即等于600镑,剩余价值率等于600/400=150%。就投下400镑可变资本及相应的不变资本,开始在同生产部门新张营业的人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便是唯一的影响了。但就原有营业说,则可变资本的价值减低,不仅会使剩余价值量由500镑增至600,剩余价值率由100%增至150%,那还使可变资本100镑游离出来,再榨取劳动。由此,不仅可依较便宜的方法,榨取同量的劳动,且可游离出100镑来,使同样500镑可变资本,可依较高的比率,榨取较多数的劳动者。
反过来,假设500名被使用的劳动者,原来是依照400v+600m=1000的比例,分配生产物,剩余价值率为150%。劳动者每星期得4/5镑,即16先令。当可变资本价值增加;以致500名劳动者必须费500镑时,各个劳动者每星期的工资等于1镑,400镑就只能雇用400个工人了。如果雇用的工人数和以前相等,我们就应得下式:即500+500m=1000。这样,剩余价值率,就由150%减为100%,那就是减少三分之一,就新投下的资本说,这只有一个影响,即剩余价值率下落。在其他事情不变的限度内,利润率将相应的下落。不过下落的比例不同而已。例如,假令c=2000,则在前一场合,我们得2000c+400v+600m=3000, m′=150%, p′=600/2400=25%。在第二场合,我们得2000c+500v+500m=3000, m′=100%, p′=500/2500=20%。但就早已投下的资本说,其影响却是二重的。现在,用400镑可变资本,只能雇用400名劳动者,剩余价值率为100%这样,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将仅为400镑。再者,价值2000镑的不变资本,既必须有400工人才能运转,则400名工人所能运转的,就只是1600镑不变资本了。所以,如要照旧规模继续生产,不要使机械的五分之一休止,那就必须增加100镑可变资本,像先前一样雇用500名工人。要这样办,自须将原来游离着的资本拘束住;这样,原想用来推广营业的蓄积,就有一部分,只能用来填补生产的空隙了。不然,就须有原来想当作所得用的钱,追加到旧资本里面去。可变资本的支出,增加了100镑,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却减少了100镑。那就是,要雇用同数劳动者必须有较多的资本,同时,每个劳动者所供给的剩余价值,又减少了。
可变资本游离的利益和可变资本拘束的不利,对于已经投下且必须在一定情形下再生产的资本,才是存在的。若对于新投下的资本,则其一方面的利益与他一方面的不利,均以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二者的变化,虽不是比例的,但是相应的)的增减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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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的可变资本的游离和拘束,是可变资本诸要素(即再生产劳动力的各种费用)价值减少或价值增加的结果。但在工资率不变时,如果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必要的劳动者数减少,换言之,如果生产力发展,则可变资本也会游离出来。反之,如果劳动生产力减小,以致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必要的劳动者数必须增加,那也就会有追加的可变资本被拘束。反之,如果是原来当作可变资本用的资本一部分,被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形式,那变化的,就不过是同一资本诸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这种变化,也有影响于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但这个结果,不应在资本游离和资本拘束这个题目下面讨论。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不变资本可因其构成要素的价值增加或价值减低,而发生拘束或游离的现象。若舍此不论,又不说可变资本一部分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情形,则不变资本的拘束,只在下述情形下可能:即,劳动生产力增加,以致同量劳动可以生产较大量的生产物,从而,可以推动较大量的不变资本。但在一定情形下,劳动生产力的减少,也可引起同样的结果。例如在农业上,当劳动生产力减少时,同量劳动要生出同量生产物,必须使用较多的生产手段,例如种子,肥料,排水设备等等。反之,当改良及自然力的应用等等,使我们能以价值较小的不变资本,代替以前价值较大的不变资本,来担任在技术上相等的工作时,即使没有价值减少的事情,也可以有不变资本游离出来。
我们曾在第二卷讲过,在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卖掉以后,由此得到的货币,必须以一定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这一部分的比例如何,则视各生产部门的技术性质的需要而定。就这方面说,除工资或可变资本外,在一切部门,都以原料(包括补助材料)为最重要的要素。而在无真正原料参加生产过程的生产部门,例如采矿业及采掘业一般补助材料尤属重要。在机械尚有工作能力的限度内,代置机械价值磨损的价格部分,其实宁可说是在观念上加入计算。这个价格部分的支付或其货币转形,可以在今日,可以在明日,也可以在资本周转时间内任一个阶段。原料却不是这样。如果原料价格腾贵,则除工资后,不复能由商品价值完全将原料代置。因此,急激的价格变动,每每促起再生产过程的中断,促起再生产过程的大危机,乃至崩溃。在此,若把信用制度存而不论,则最易发生这种价值变动——因收获变动或其他原因的——,是农产物及由有机自然产出的原料。不可由人力驾驭的自然状态,节气的利与不利等等,可使同量劳动表现为极不等量的使用价值,从而,使一定量使用价值有极不相同的价格。如果x的价格,表现为商品a的100磅,则商品a一磅的价格,等于

;如果x的价值,表现为a的1000磅,则商品a一磅的价格,等于

。以上所述,是原料价格变动的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在这里,我们叙述这个要素,仅因为要使说明完备,因竞争与信用制度,在这里,尚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外——是:依照物的本牲,植物性与动物性的物质,在发育和生产上,必受那与一定自然时间结合的有机法则支配,这种物质,不能像机械及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那样,突然以同程度增加。假设其他各种自然条件已经具备,则机械及各种固定资本,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是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增加的。所以,由固定资本机械等物构成的那一部分不变资本,比由有机原料构成的那一部分不变资本,往往会在生产及增殖上,特别抢在前头。这不仅是一件可能的事,在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发达的地方,这还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因此,有机原料的需要的增加,比其供给的增加,可以更迅速得多。其价格,因此提高了。这种价格增加,实际会引起下述的结果:(1)因提高的价格是以补偿运费,以致原料会从远隔诸地运来。(2)原料的生产增加,但依照物的本性,这个事情也许要在一年之后,其生产量方才能实际增加起来。(3)各种以前不被使用的代用品将被利用,废屑将更经济。这种价格增加,一旦在生产与供给的扩充上引起显著的影响,通常是有转机发生的。在这个转机上,原料及其所构成的各种商品,既然昂贵了许久,其需要自不免减退,以致在原料价格上引起一种反动。此时,除由资本价值减少引起各式各样的激变外,还会伴着引起以下各种事情。
据上所述,很明白,资本主义的生产愈发展,机械等物所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可以突然增加并继续增加的手段愈丰伙,蓄积的进行(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愈迅速,则机械与其他固定资本之相对的生产过剩愈大,植物性动物性原料之相对的生产过少愈常见,其价格的腾贵及相应的反动愈显著。从而,激变——以再生产过程上诸主要要素之一发生激烈价格变动而起的,——也愈频繁。
假设价格提高,一方面使需要减退,一方面使生产扩张,使货物从很远的一向不大为人利用或全不利用的生产区域输入,从而,使原料的供给超过其需要(在原来的高价格保持着不变的地方,尤其是这样),致使高昂的价格崩溃,其结果是可以从种种见地来考察的。原生产物价格之突然的崩溃,会阻止其再生产;结果,原来在最有利条件下生产原料的国家,将恢复它的独占权。这种恢复也许有一定的限制,但说恢复,总是不错的。原料的再生产,在受得一定的刺激后,以更大的规模进行了;而在多少有原料生产独占权的国家,尤其如此。在机械等物扩充后生产所依以进行并在若干变动后,成为新标准基础和新出发点的基础,也在最后周转循环的进行中,甚为扩大了。此由,次等供给地的一部分,乃不得不在刚刚开始增进的再生产上,受到显著的阻碍。例如,我们很容易由输出数字,证明过去三十年间(1865年以前的三十年间),美棉生产每一度减少,印棉生产即一度增进,但不久之后,印棉的生产,即突然地,相当继续地减退了。在原料昂贵时期,产业资本家往往会互相结合起来调节生产。例如1848年棉花价格昂腾后,他们就曾在孟彻斯德发起这种协会的。对于爱尔兰亚麻的生产,他们也曾有类似的结合。不过,直接的刺激一经过去,竞争的原则再行支配(依照这个原则,各个人都“在最便宜的市场上买”,不像这种协会那样,不顾生产物供给的价格,而要在最被爱顾的国家,助长生产能力)时,人们会再以调节供给的机能,委于价格。一切共同的,干涉的预测的统制,原料生产的思想,会再让位于供给需要自然会互相调节的信仰。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统制,大体说来,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法则不相调和的,那始终只是一种空的希望,即在非常紧张非常危险的时候,也只能引起一种例外的共同行为。[4]资本家在这方面的迷信,是如此粗野,以致工厂监督专员也在报告中屡次愕然失色。不待说,丰年与凶年的交替,也有时会引起便宜的原料供给。而以上所述的利润率所受的影响除在需要扩大上发生直接影响外,又在此成了刺激物。然后,机械等物的生产次第超过原料的生产这一种情形,再以更大的规模复演。然后人们又希望在原料上发生实际的改良,且不仅在量的方面,并且在质的方面。例如,希望印度能生产像美棉那样的棉花。这种实际的改良,在欧洲唤起一种永续的,渐渐增加的,坚定的需要。(印度生产者在其故乡所处的经济状况且暂存而不论了)。但究其实,原料生产范围只是痉挛式的,它突然扩大,然后再激行收缩。这一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一般的精神,都可以在1861至1865年的棉业缺乏中,看到的。在那时期,再生产上最主要的元素——原料——有时全然没有。而在情形如此困难,棉花供给依然充足时,价格也非常昂贵。有时,原料还实际缺少。而在这次棉业恐慌中,本来就有这一种情形发生的。
是故,在生产的历史上,我们越是接近最目前的时代,我们便越是发觉,从有机自然获得的各种原料,是不断有一种交代作用复演着,其价值时而相对腾贵,时而相对低落。而在各种有决定地位的产业部门上,我们是更加这样觉得。我们还可发觉,以上所说的话,可由工厂监督专员报告所胪列的事例来论证。
由历史得到的结论,(这个结论,由其他的关于农业的考察,也可以获得)是:资本主义体系反对合理的农业,合理的农业也与姿本主义体系不相容,(虽然它曾促进农业技术的发达)。合理的农业,必须有自耕小农民的手,或集体生产者的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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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从英国的工厂报告,揭举种种说明的事例如下:
“营业状态是更好了。但好况与劣况的循环,因机械增加而缩短了。原料需要的增大,又使营业状态的变动,更频繁的发生。1857年恐慌后,信用虽暂时恢复,恐慌的本身也几乎被人忘记,惟这种良好状态能否持久,还有极大部分,要看原料价格而定。有种种征候,说明最高限已经达到,超过此限,工业的利润是会益形减少,直到完全没有利润。1849年至1850年,是绒线制造业最繁荣的年度,在此时,我们见,英国梳毛的价格为每磅十三便士,澳大利亚梳毛的价格,为每磅十四便士至十七便士,而自1841年至1850年那十年间,英国梳毛的平均价格,从不过每磅十四便士,澳大利亚梳毛的平均价格,从不过每磅十七便士。但在1857年那羊毛歉收年度的开头,澳大利亚梳毛的价格,就为每磅二十三便士。在同年十二月,(即恐慌极顶期)跌为十八便士;1858年再涨至二十一便士。英国梳毛价格也于1857年涨至二十便士,在四月九日,再涨至二十一便士,1858年1月,跌至十四便士,旋又涨至十七便士。所以,与上述十年的平均数比较,每磅要更贵三便士。……依照我的意见,我认为,1857年以相近价格为基础的营业失败,已被人忘记;或者,所生产的羊毛,已足使现有的纺锤运转;不然,毛织物的价格,会永续腾贵起来的。……但我依一向来的经验,却看见了纺锤与机械,已在难于置信的短期间内,在数量上,在速度上,倍加了;看见了,英国羊毛向法国的输出,几乎以同比率增加了,但英国及其他诸国的羊的平均年龄,却是不断缩短,因为伴着人口的迅速的增加,畜牧业者却要尽速将家畜转化为货币。当我看见那些昧于事实的人,把能力钱财,投在这种企业上,我不禁心里觉得危惧了。这种企业成败所系的原料供给,必须依确定的有机法则,方才能增加。……原料的供求状态,……似可说明棉业上的种种变动,还可说明1857年秋英国羊毛市场的状况及继起的商业恐慌[5]。”(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57年10月贝克尔的记述第56页——第61页)。
约克州韦斯莱丁地方,绒线工业最繁荣的时期,是1849年至1850年。这种工业1838年使用工人计29,246人;1843年计27,060人;1845年计48,097人;1850年计74,891人。同地使用的蒸汽织机数,1838年为2,768台;1841年为11,458台;1843年为16,870台;1845年为19,121台;1850年为29,539台。(1850年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60页)。梳毛工业的这种繁荣,在1850年10月,已有凶兆显露了。副监督专员贝克尔在1851年4月的报告中,关于里兹和布拉特福,就说“近来营业状况极不满意。梳毛纺绩业者遽尔失去了1850年那样的利润。机织业者也大都没有多大的进步。我相信,暂时停工的羊毛机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同时,亚麻纺织业者也辞退工人,停用机械。织物工业的循环是极不确定的;我相信,人们不久就会认识,在纺锤生产能力,原料量,与人口增殖之间,未保持任何的比例。”。
棉工业的情形,也是这样。1858年10月报告中说:“自工厂劳动时间规定以来,一切织物工业上消费的原料量,生产量,工资量,可还原为单纯的比例法。”巴恩氏,布莱克朋市市长,关于棉工业,最近曾有一次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把该地的工业统计,编制得极正确。我且抄引其中一段如下:
“每一实马力,推动有预纺机的自动纺锤四百五十个,或推动塞洛纺锤二百个,或推动有缫纱机拉经线机整纱机幅宽四十英寸的织布机十五台。每一个马力,都在纺绩上使用二个半工人,在机织上使用十个工人。其平均工资是每星期每人十先令半。加工的平均号数(Durchschnittsnummern),在经线为30至32,在纬线为34至36。假设一星期纺绩的纱产量,每纺锤为十三盎斯,每星期的纱产量共为824,700磅,其所消费的棉花,计970,000磅(或2300包),值28,300磅。布莱克朋周围五里内,每星期消费的棉花,等于1,530,000磅,(或3650包),其成本价格等于44,625磅。此额,与联合王国境内纺绩掉的棉花全额比较,为十八分之一,与其机械织掉的棉花全额比较,为十六分之一。”
“依巴恩氏的计算,联合王国境内棉纺锤总数为28,800,000,要使这许多纺锤能以充分的速率运转,每年必须有1,432,080,000磅棉花。但棉花输入额减去输出额,在1856年至1857年的年度,仅为1,022,576,832磅,故必致短少409,503,168磅。巴恩氏曾就这点,与我讨论。他以为,以布莱克朋一地消费额为棉花消费额计算的基数,有概计过高之病,此不但因有号数之别,且因有机械优劣之别。他估计联合王国境内每年消费的棉花总额,为1,000,000,000磅。如果他的估计不错,且确实有2250万磅的棉花输入过剩,则在今日,供求也就差不多均衡着,如果不考虑巴恩氏所辖市区及其他各市区待要建立的纺锤和织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