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十五世纪末叶以来对于被剥夺者的残酷立法。降低工资的法律

Ⅲ　十五世纪末叶以来对于被剥夺者的

残酷立法。降低工资的法律

无产者是由封建家臣的分解，和突发的强制的土地剥夺所造成的。由这样放逐出来的无产者，要想一被放逐出来，即为新兴的制造业所吸收，当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这些由旧习惯生活环境突然投出的人，要突然适应新状态的训练，也所难能。他们整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浮浪者等等；这种转化，一部分虽由于习性关系，大部分则由于环境逼迫使然。由是，在十五世纪末叶至十六世纪，西欧各国都制定惩治浮浪人的残酷法律。今日劳动者阶级的祖宗，都曾因迫不得已变为浮浪人，变为被救恤的贫民，而蒙受惩罚。他们继续工作的旧环境，尽管已经不存在了，但立法者却假定，他们是否继续工作，全看他们自己是否有工作的善意，由是，当他们变为浮浪者时，法律就把他们视为“自动的”犯罪者了。

英格兰的这种立法，系开于亨利七世时代。

在亨利八世治下的1530年，凡年老及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被给与乞食特许状。但身体强壮的浮浪者，则应受鞭打与监禁的惩罚。他们将被系在载重马车的后部，鞭打至身体流血为止，然后再立下“自愿劳动”的誓言，被遣回故里，或其最近三年居留的所在。这该是如何可怕的讽刺！在亨利八世治下的第二十七年，重申以前的法律，并新加上一些更酷烈的条款。凡再度以浮浪罪被捕的，除鞭打外，复割去其耳之一半，若三度被判有罪，则被视为重罪犯人或公安之敌，处以死刑。

据爱德华六世即位第一年（1547年）制定的法律：凡拒绝劳动的，得被告发为游惰者，被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得以面包，水，稀薄的饮料及他自认为适当的残肉，豢养奴隶。他有权利强迫奴隶从事任何劳动，用鞭，用锁链都行。凡逃亡到十四天的奴隶，将被判定为终身奴隶，并在额上或背上，附以S字的烙印。奴隶三度逃亡时，得处以叛逆者的极刑。主人可以把奴隶出卖，让与，或作为奴隶而租贷，像处分动产或家畜一样。假若奴隶企图反抗主人，也将处以极刑。治安裁判官得依据报告，搜索这种犯人。如其一个浮浪人在某地三天内无所事事，他将被送回他的出生地，用烧红的铁器，在胸上附以V字的烙印，然后用锁链系着，使其从事筑路或其他的劳役。如其浮浪人谎报出生地，他将终生成为该地居民或其自治团体的奴隶，也附以S字的烙印。不论是谁，都有权将浮浪人的子女取去为徒弟，男得保留至二十四岁，女得保留至二十岁。此等徒弟如果逃亡，他们就须在那种年龄以内，成为主人的奴隶，主人得任意枷锁他们，鞭打他们。主人为了易于识别，或便于确实保存，得在奴隶的颈上，腕上，或腿上，嵌以铁环[35]。这个法律的最终部分，并规定某些贫民，应在愿意给他们以饮食，给他们以工作的地方或个人之下，从事劳动。这种教区奴隶，曾在“巡役”（Ronndsmen）的名称下，到了十九世纪开始以后许久，还在英国保存着。

据伊利萨伯治下的1572年的法律，凡年在十四岁以上，没有领得特许状的乞丐，尚无人愿在二年内使役他，即应受酷烈的鞭打，并在左耳上附以烙印。凡年在十八岁以上，再度被捕者，尚无人愿在二年内使役他，他将判处刑罚；若三度被捕，则看作罪不容赦的叛逆，而处以死刑。伊利萨伯治下第十八年的法律（第13章）及1595年的法律，均曾有同样的规定[36]。

在杰姆斯一世治下，流浪与乞食，均被视为无赖汉和浮浪人的行径。轻罪即决法廷（petty session）的治安裁判宫，有权公开鞭打他们，并得把初犯者判处六个月监禁，再犯者判处两年监禁。在他们被监禁的当中，治安裁判官认为适当时，得随时把他们提出来鞭打，要鞭打多少就鞭打多少。……被视为无可救治的，有危险性的无赖者，即在其左肩上附以R字的烙印，使其从事苦役。若再度因乞食被捕，则处以杀无赦的极刑。此等法律，在十八世纪初叶尚有效力，直至安女王治世第十二年的法律（第23章），始予以废止。

法兰西也有同样的法律存在。在十七世纪中叶，巴黎曾创设有一个浮浪人王国（Vagabundenkonigreich, royaume des truands），甚至在路易十六世初期的法律（1777年6月13日），也规定由十六岁至六十岁的强壮者，如没有生活资料，又不从事何等职业，则遣往扁船上从事奴隶的劳役。查理五世对于尼德兰的法律（1537年10月），关于荷兰诸邦诸市的第一勅令（1614年3月19日），乃至联合州的告示（1649年6月2日）等等，均有同一的性质。

于是，土地被强制剥夺，被强制离去家宅，被迫转化为浮浪者的农民，又依奇怪而极有威吓性的法律，被鞭打，烙印，苛责等方法，被迫去接受工资劳动制度的必要的训练。

单是在一极端，有劳动条件以资本的形态表现，在另一极端，有一种人，他们除有自己的劳动力外，更无他物可以出卖，还嫌不够的。就是强使后者任意出卖自身，也还不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一个劳动者阶级发达起来了，这个阶级由教育，传习，习惯的结果，认定那种生产方法的要求，为自明的自然法则。已经十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会把一切的抵抗打破。相对过剩人口的不绝造出，使劳动的供给与需要，从而，使劳动者的工资，拘束在顺应资本价值增殖欲的轨道中；经济关系的无言的强制力，使资本家得以完成其对于劳动者的支配。在此之后，经济关系以外的直接的暴力，自然还被使用着，但那不过是例外的现象了。在事物正常推移的限度内，劳动者可以听凭“生产自然法则”的摆布了，换言之，就是听凭资本摆布；他对于资本的隶属性，是由生产条件本身出发的，且受生产条件保证，由生产条件而永久化。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历史的发生时代，不是如此。资产阶级由它兴起之初，为要“调节”工资，为要使工资不超越货殖的限界，并为要延长劳动日，为要使劳动者自身维持正常的隶属状态，它是需要用国家的权力的。这就是所谓原始蓄积的一个基本要素。

工资劳动者阶级系发生于十四世纪后半期，但在当时乃至在次一世纪中，它还不过是占着人民的极小部分，其地位，则由农村方面的独立自耕农制度及都市方面的基尔特制度，所妥为保护。在农村方面也好，在都市方面也好，雇主与雇工在社会上是密切接触的。劳动对于资本的隶属，只是形式的；换言之，生产方法自身，尚不曾具有何等严密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其不变要素，工资劳动的需要，虽随资本蓄积而急速增进，但工资劳动的供给，却只缓慢地随在后面。国民生产物的大部分，后来转化为资本蓄积基金的，在当时，是仍旧要加入劳动者的消费基金中。

工资劳动的立法[37]，先前原是以榨取劳动者为目的，后来竟演成为对抗劳动者的手段了；这种立法，在英格兰是开始于爱德华三世治下的1349年的劳动者法令（The Statute of Labourers）。法兰西相当于这种法律的，则是以国王约翰之名公布的1350年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相互并进，其内容也复一致。至劳动者法令强制延长劳动日的事实，我们已在前面（第八章第五节）述过了，这里不再复述。

劳动者法令，是依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通过的。一位保守党党员素朴地说：“贫民从前要求的工资是如此高，以致予产业与富以威胁，他们今日所得的工资又如此低，以致同样地或许更厉害地，从相反的方面，予产业与富以威胁”[38]。城市与农村，计件劳动与日佣劳动，都确立了法定工资率。农村劳动者的被雇，以一年为期，都市劳动者的被雇，则是依照自由契约。给付工资不得超过法定额以上，违者投狱。但法定额以上的工资受者，较之给者，还要受更酷烈的处罚。例如，在伊利萨伯女王治下之徒弟法第18节及第19节，就规定给付法定额以上的工资者，监禁十日，而领受法定额以上的工资者，则监禁二十一日。1360年的法律，更规定给付法定工资率的雇主，得以体刑，迫使劳动者劳动。泥水匠木匠相互约束的一切联合，契约，誓约等等，都被宣布无効。由十四世纪，到工会禁止法废除的1825年，劳动者的结合，都被视为是大罪。1349年劳动者法令及由是派生的诸种法律的精神，明白地由这个事实表示了；即，国家虽规定工资的最高限度，但未规定其最低限度。

我们都知道：“十六世纪劳动者的状况，是更加恶化了。货币工资虽然昂腾了，但却不曾与币价下落，物价上升为比例的昂腾。换言之，就是工资在实际上是下落了。但以降低工资为目的的法律，却与‘无人愿雇’者的割耳的刑罚和烙印的刑罚，一同存续下来。在伊利萨伯女王治下第五年徒弟法第三章中，治安裁判官依法有确定工资，或依照季节及物价，而变更工资之权。杰姆斯一世更把这种劳动规定，扩展到织工，纺绩工，以及各种劳动者方面”[39]。至乔治二世时代，取缔劳动者结合的法律，已在一切制造业上发生效力了。

在真正的制造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经够有力了，工资的法律规定已变为不必要，且没有实行的可能了，但人们在必要的场合，还不愿缺少这旧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乔治二世治下第八年的法律，且禁止伦敦附近的裁缝织工，在国丧以外的场合，给付二先令七便士半以上的日工资。而乔治三世治下第十三年的法律（第六八章），更把丝织工工资的规定权，委之于治安裁判官。就在1799年，关于治安裁判官关于工资的命令，能否适用于非农业劳动者的问题，还有取决于高等法院二次判决之必要。1799年的议会条例，还谕令苏格兰矿工的工资，应遵照伊利萨伯女王治下的法律，和1661年1671年二苏格兰条例来规定。然这当中的事势，曾经过如何的激变，我们由英国下院中一件前所未闻的事件，就可以证明。四百余年以来，一切规定工资最高限度的法律虽都出自英国下院，但至1796年，竟有惠特布勒德（Whitbread）在同院提出农业日佣劳动者法定最低工资案。庇特（Pitt）反对这种提案，并且承认“贫民状况的悲惨”最后，至1813年，规定工资的诸种法律，才终于废止了。因为，资本家既得依他的私法，取缔自己的工厂；又得在农业劳动者工资未达到绝对必要最低限度的场合，以救贫税补充其不足部分，以上所说的诸种法律，自成为荒谬的变则了。但劳动者法令中，有几种关于雇主与工资劳动者缔结契约的规定——例如先期通告的规定，依照这种规定，雇主违犯契约时，只许作民事诉讼，劳动者违反契约时，则允许作刑事诉讼——就至今日，也还在毫无假借的励行中。

取缔工会的诸种残酷法律，延至1825年，始在无产阶级威胁的态度之前撤除，然所撤除的，究不过一部分。因为旧法律的若干美的残片，是到1859年才归于消灭。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条例，才在法律上承认工会，把这种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除去。然同日的议会条例（关于暴行，迫胁及妨害的刑法修正条例），实无异使旧的事态，在新的形式上重建起来。依着这种议会的手法，劳动者在罢工或罢业（既相互联盟的工厂主，同时将工厂闭锁的罢业）场合可以利用的手段，竟由普通法的取缔，转受例外刑法的取缔了。而那种刑法取缔的解释，又委之于以治安裁判官资格出面的工厂主自身。在两年前，同一格莱斯登君，曾在同一下院，以人所共知的率直的态度，提出一个法案，主张废止一切取缔劳动者阶级的例外刑法。但他那法案，止于一读了事。这个问题一直延搁下来，直到后来“大自由党”（grosse liberale Partei）得保守党的声援，竟鼓起勇气来，背叛原来扶他上台的无产阶级。大自由党还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更进而允许一向乞怜于支配阶级的裁判官，重新掘起已失时效的“阴谋”取缔法，使其适用于劳动者的组合。英国议会以不知羞耻的自利心，在五百年间，一直与劳动者相反，成为资本家的永久的御用组织，直到最后，才在民众压迫下，无可奈何地，抛弃了反对罢工，反对工会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雨的初期，就敢把劳动者刚刚获得的结社权取消。他们1791年6月14日的法律，宣布劳动者的一切组合，皆为“反抗自由与人权宣言的企图，应课以五百里维尔的罚金，和剥夺公权一年的惩罚[40]。这种法律，借国家警察权，把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限制在有利于资本的范围内。革命发生了几次，王朝转变了几次，这法律依旧存续着。就在恐怖政治时期内，它也没有被触到，直到最近，方始由刑法法典中排除出来。资产阶级这种非常手段的口实，是最有特征的。这种法律的报告委员查卜礼（le Chapelier）说：“工资应当比现在提高……应当高到使领受工资者，不致因生活必需品缺乏，而陷于与奴隶状态相近的绝对的隶属状态”。但劳动者如就自己的利害关系相互协议，或采取同盟的行动，冀使那“与奴隶状态相近的绝对的隶属状态”有所减轻，却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做去，他们定会损害“旧时的老板即今日的企业者的自由”（使劳动者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反抗旧基尔特老板的专制之团结（猜猜罢！），不免会引起已被法兰西宪法废止的基尔特的复活[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