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关于标准劳动日之斗争——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末叶强制劳动日延长的法律

Ⅴ　关于标准劳动日之斗争——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末叶强制劳动日延长的法律

“什么是一劳动日呢？”资本已付一日劳动力的价值以后，它有怎样长的时间，可以消费劳动力呢？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有限定的，劳动日能更延长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些问题，大家知道，资本是这样答复的：劳动日等于每日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的时间，没有这种时间，劳动力要重新运用，便绝对是不可能的。这是自明的。劳动者终生不外是劳动力，他所有的时间，依照自然和法律，全都是劳动时间，是用来使资本价值增殖的。人格教育的时间，精神发达的时间，履行社会职分的时间，社交的时间，生理活力与精神活力的自由表现的时间，甚至星期日的安息时间（那怕在盛行安息主义的国度）[70]，全然是骗人的。资本因为有无限制的盲目的冲动，因为对于剩余劳动有狼样的贪欲，不仅突破了劳动日的道德的最高限，且突破了劳动日的生理的最高限。它剥夺了身体生长，发达，和健康维持的时间。它偷去了消费新鲜空气和阳光所必要的时间。它侵蚀了饮食的时间，只要可能，便把这种时间，并入生产过程之中。从而，劳动者也被视为单纯的生产手段。以食物给于他们，也就像以煤炭添入汽炉，以油脂注入机器一样。生命力搜集，恢复，和更新所必要的酣睡，被还原为若干小时的无感觉状态。没有这样几小时，精力完全消耗掉了的身体组织，是不能复活的。所以，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的维持，决定劳动日的限界；乃是劳动力每日最大可能量的支出（不问这种支出是怎样有害，怎样勉强，怎样痛苦），决定劳动者休息时间的限界。劳动力的生命长短，是资本所不过问的。它所关心的，只是在一劳动日内，使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消耗。要达到这个目的，它的方法是缩短劳动力的生存期间，像贪得无厌的农民，因要增加收获，竟滥肆劫夺土地的丰度一样。

资本主义生产，在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收。由劳动日的延长，这个生产方法，不仅剥夺了人类劳动力在道德方面生理方面正常发展和正常活动的条件，从而使人类劳动力萎缩。它还促早了劳动力自身的消耗与死亡[71]。它缩短劳动者的生存期间，俾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劳动者的生产时间。

但劳动力的价值，尚包含劳动者再生产或劳动阶级维持所必要的商品的价值。资本自行增殖其价值的无限制的冲动，必然会引起劳动日的反于自然的延长。如果这种反于自然的延长，会缩短个别劳动者的生存时期，从而，缩短他们的劳动力的持续期间，则被消耗的劳动力，也必须更迅速地补充，从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费用，也必须增大。这好比一架机械，消耗愈速，则必须每日再生产的价值部分也愈大。所以，资本为它自身的利益，似乎也赞成标准劳动日(Normalarbeitstag)的规定。

奴隶所有者购买劳动者，是像买马一样。他失了一个奴隶，就是失了一个资本，必须再投资到奴隶市场上，才能把它补起来。“乔基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必流域的沼地，对于人体组织，是有致命妨害的。但人命的浪费尚能由威基尼亚和肯达克二州的丰富的劳动供给来补充。再者，在经济的打算，与奴隶所有者保存奴隶的利益相一致时，经济的打算，固然是奴隶享受人间待遇的一种保证，但奴隶贸易一度实行，则经济的打算，会转为极度酷使奴隶的理由；盖奴隶既可立即由外国的供给得到补充，则奴隶生存期间和他在这期间的生产力比较，会成为更不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奴隶输入国，奴隶管理法的格言是：最有效果的经济方法，是在尽可能最短的期间内，尽可能从人身动产(human chattel)榨取出最大量的劳力。在热带，殖民的常年利润，往往与殖民的总资本相等，而在那里，黑人的生命，也最惨酷地被牺牲。数百年来成为巨富资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灭数百万的非洲人。在古巴今日，赢利动辄以数百万计，该处殖民者的生活，和王公一样。但在那里，我们却在奴隶阶级当中，看见了最坏的营养，看见了最耗精力最无间断的劳动，甚至年年看见有一部分人口，绝对地被破坏”[72]。

我们且把名称换一下，讲讲我们自己罢。试以劳动市场代替奴隶贸易，以爱尔兰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的农业区或，代替威基尼亚肯达克，以德意志代替非洲！我们曾听说过度劳动曾使伦敦的面包烙制工人稀少。但在伦敦劳动市场内，我们仍看到，有从德国及其他各处来的人拥护着，希望在面包坊，候补到一个致死的位置。我们还知道制陶业一向就是工人最短命的产业之一。但制陶业又几时发生过工人不足的现象呢？近世制陶业的发明者韦居武德(Josiah Wedgwood)——他原来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在1785年，就曾在下院说，这种制造业全部雇用的工人数，大概有15000人至20000[73]人。但1861年，单是大不列巅盛行这种产业诸市的人口，已有101,302人。“棉制造业已有90年的历史，……它通过了英国人的三代，但我相信，我敢说，在这时期，它曾破坏棉业劳动者九代”[74]。在发热的商业振兴时期，劳动市场有时表示缺乏，那是不待说的。例如1834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当时，工厂主纷向救贫法委员会提议，把农业区域的过剩人口，送到北方。他们说，“制造家将吸收这种人口，并消费他们”[75]。“得救贫法委员会的同意，……在孟彻斯德，成立了一个事务所。农业区域失业工人的名簿，交到它那里了。失业工人的名字，都登记到账册上。制造家到事务所来，要用什么人，就选择什么人；当他们把人选定时，他们便通知把他们送到孟彻斯德。他们被运送的方法，是和一包一包的货物一样，由运河或货车装送的。就中，也有些徒步的人。徒步者中，常发生半途迷失或濒于饿死的事。后来，这个方法，竟变成一种正规贸易了。国会简直不相信有这件事；但我告诉他们，这种人肉卖买，是像奴隶卖买一样维持的。黑奴被卖给美国棉花种植家，这种劳动者，却是正规地，卖给孟彻斯德的制造家。……1860年棉业兴旺到极点。……制造家又发觉他们缺少工人。他们向“人肉贩卖事务所”申请事务所派人到英格兰南部，到多塞州牧场，到德文州草原，到菲尔特州牧牛区域，但没有结果。过剩的人口已经吸收掉了。”英法通商条约缔结后，《布勒加丁》杂志曾说：“兰克夏还可以吸收10000工人，也许还需要30000人至40000人”。当“人肉办事员副办事员”在农业区域搜寻没有结果之后，“制造家还会派代表到伦敦伺候救贫局长维利尔士（Villiers），要求准他们从救贫院取出贫苦儿童，送到兰克夏各工厂去”[76]。

经验告诉资本家一般的事情，是人口常常过剩，——这就是，与资本增殖价值的欲望比较，人口常常过剩。这过剩的人口，是由发育不全，短命，迅速代谢，摘取过早的人种构成的[77]。反之，对于聪明的观察者，经验却指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虽还只有极短的历史，但已极迅速地，深深枯竭了民力之生命的根基；指示了，工业人口退化的倾向仅因有农村不断地把健壮的生命要素输送进来，才得以阻缓；指示了，农村劳动者，虽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同时依照万能的自然淘汰原则，虽又只有最强健者可以生存，但他们现在也已开始衰落了[78]。资本有当然的理由，否认他们周围的劳动者常在痛苦中。他们不为地球与太阳相对撞的预言所动；在实际运动上，他们也不为人种将要退化终于消灭的预言所动。在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有一天会到来，但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已经赚到大钱，把钱藏好之后，让暴风雨侵压自己的邻人。等我安全以后再发洪水罢！这是每一个资本家，每一个资本家国家的标语。资本对于劳动者的健康和寿命，是一点不关心的。要他关心。除非社会强迫他关心[79]。关于生理退化精神退化的问题，关于早死的问题，关于劳苦致死的问题，他将答说：他们这种种痛苦，既然能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费神去管它呢？不过，就大体说，这种种痛苦，实在不是由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决定的。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法则，当作外来的强制法则，支配着各个的资本家[80]。

标准劳动日的制定，是数世纪来资本家与劳动者斗争的结果。但这种斗争的历史，包含两个相反的潮流。试比较现代英国的工厂立法，与英国自14世纪至18世纪中叶的劳工法（Arbeitsstatuten）[81]。现代的工厂法，要强迫把劳动日缩短；彼时的劳工法，却要强迫把劳动日延长。资本在胚胎时期（在那时期，它还是发生不久的东西，单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不得国家的扶助，决不能保证充分吸收剩余劳动的权利），提出的要求，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承认的让步比较，好像是十分谦逊。它必须经过数百年，才使“自由”劳动者，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下，自愿（那就是单由社会的强制）为普通生活资料的价格，而出卖全部的生涯，全部的劳动能力；为一碗稀饭，而出卖生得的权利。所以，自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资本得国家之助，想要使成年工人忍受劳动日的延长程度，会和19世纪后半期，国家为要防止儿童的血也转化为资本，而在此处彼处对于劳动时间所加的限制程度，大体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决不是偶然的。例如，麻塞鸠塞州，最近以前，尚被推为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一邦，但该州现在为12岁未满儿童所规定的劳动时间限制，正是英国（那就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昔日为强壮手工业者，强壮农业劳动者，强壮锻冶劳动者规定的标准劳动日[82]。

最初的劳工法（Statute of Labourers）——爱德华三世第23年即1349年制定的——以曾扑灭人口1/10的黑死病为口实（只是口实，不是原因，因为这个法律在口实已不存在后，还继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有一位保守党著作家就说：“要以合理价格（那就是使雇主能够取得合理剩余劳动量的价格）获得工人劳动，成了一件事实上非常困难的事”[83]。因此，不得不以法律，规定“合理”的工资，及劳动日的限界。劳动日的限界（在此我们只关心这一点），再在1496年（时在亨利七世治下）规定了。按照这个始终没有实行过的法令，一切手工匠人和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日，自3月至9月，规定由早晨5时，至傍晚7时或8时。其中进餐时间，为早餐一小时，中餐半小时，午后点心半小时，等于现行工厂法规定的进餐时间的二倍[84]。在冬季，工作从早晨5时至天黑为止，进餐时间如前。依照1562年在伊利沙白女皇治下制定的法令，“得每日工资，或每周工资”的劳动者，其劳动日照旧未改，但进餐时间，规定在夏季合计为2 1/2小时，在冬季为2小时。午餐只许一小时，“1/2小时午睡时间”，只在5月中至8月中准许。每缺工一小时，规定扣工资一便士。但工人实际享受的条件，要比法律规定的，好得多。威廉•配第——经济学之父且在某程度内，为统计学的发明者——就在17世纪末叶著书说：“劳动者（指农业劳动者）每日作工10小时。每星期有20次进餐时间（那就是每日3次，星明日2次）；所以，很明白，假令星期五晚餐可以废止，自11点钟至1点钟那2点钟的午餐时间，可缩短为1 1/2小时，从而，把工作时间延长1/20，把消费时间缩短1/20，上述的（租税）就可以征得了”[85]。安德鲁•乌尔博士（Dr. Andrew Ure）不是很正当地说过，1833年十小时劳动法，是复入黑暗时代么？不错的，配第所说那个劳工法的种种规定，也是适用于徒弟的。但17世纪末叶童工的状况，可由下述慨叹中表示出来。“我们英国的少年人，不到学徒弟的时候，是什么也不学的，所以，他们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匠人，自然要有较长的时间——7年”。反过来德国是被赞美的，因为在那里，儿童从摇篮时期起，就“受了相当的职业训练了”[86]。

既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至大工业时代为止），英国资本，依然不能由劳动力一星期价值的支付，而把劳动者全星期的时间占有（农业劳动者的情形除外）。当时的劳动者，有4日的工资，就可以生活1个星期，但在劳动者看来，这事实，似乎不是其余2日也应为资本家劳动的充分理由。当时经济学界中，有一派，代表资本的利益，猛烈攻击劳动者这种顽固，别一派则为劳动者辩护。且听听鲍士尔兹维特（Postlethwayt）——他的商业辞典和麦克洛克及玛克格里哥（MacGregor）等人的同类著述，曾享有同样的好评——和《工商业论》作者间的争辩[87]。

鲍士尔兹维特说：“有许多人以为，假设劳动者（工业上的贫民），只要作5日工，就可以维持。他们决不会每星期作6日工。关于这种无意义的话，我不能不作简单的评述。他们曾根据以上的理由，断言要使匠人或制造业工人，每星期作6日工，必须以赋税或其他方法，使生活必需品腾贵。对于那些要使我国工人永远处在奴隶状态中的大政治家的意见，我不禁要提示相反的见解。他们忘记了只工作不游戏的俗语。英国人不常自夸她本国的工匠，有特别的创意与技巧，所以英国货一向为人所信用，所称许么？这是为什么原故呢？或者，仅因为英国工人能够依照自己的方法休养呀！假令他们必须终年劳碌，每星期6天，全须反复作同样的工作，那不会减少他们的创意么，不会使他们由技巧变为愚钝么。这种永久的奴隶状态，不但不会维持且会破坏他们原有的名声。……这样遭人虐待的动物，能有什么好的手艺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做4日工，比法国人作5日或6日工，还能成就更多的作业。但若英国人竟变成永久的苦力，恐怕他们会倒转过来，不及法国人的。我们英国人以勇于战斗著名，我们不常说，这是因为他们吃好的熏牛肉和糕，因为他们抱有立宪的自由精神么？我想，英国工匠所以有优等的创意和技巧，也因为他们有自由，可以照自己的方法做。我希望，他们永远不会丧失这种特权，永远不会被夺去这种良好的生活，这是他们所以勇敢的原因，也是他们所以技巧的原因”[88]。

《工商业论》的著者答说——“每逢第七日放假的制度，虽说是神的制度，但因这种制度包含劳动（以下我们会知道，他其实是说资本）应占有其余6日的意思，所以一星期劳动6日，决不能说是惨酷。……人一般的天性是倾向安逸懒惰这句话，由我们英国劳动者的行为看来，可说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工业劳动者，除了在食物异常昂贵时，平均每星期只作4日工……试以小麦一布奚代表劳动者一日的生活资料全部，又假设一布奚小麦值5先令，劳动者工作一日得1先令，他每星期就不得不做5日工。假令小麦一布奚仅值4先令，他就仅要作4日工；因英国工资，与生活资料的价格比较，是更高得多……所以，每星期只作4日工的劳动者，已有剩余的货币，可以在其余数日不做事了。……我希望，我以上说的话，已经说明了，每星期做6日适度的劳动，决不是奴隶的状态。我国农业劳动者就是如此做的，所以无论从那一点判断，他们在我国各种劳动者中都是最幸福的[89]。但在荷兰，制造业劳动者也是这样做，所以他们好像是极幸福的国家。法国，在不妨害假日的限度内，也是这样[90]。但我国劳动者，抱有一种观念，认为他们生来就有权利，可以比欧洲其他各国的劳动者更自由，更独立。这种观念，既然是我国军队更勇敢的原因，我不能说它没有用处；但为劳动者自己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这种观念是愈少愈好的。劳动者绝不应幻想自己可以和在上的人相独立。……像我国这样的商业国家，人口有7/8是无产的，或近于无产的。在这样的国家内，煽动群众，是一件极危险的事[91]。必须制造业上的贫民，情愿作6日的劳动得4日的工资，这种情形，方才有救”[92]。有这个目的在心中，资本之“忠实的爱喀尔特”（Eckart des Kapitals）还提议一个好方法，以“消灭怠惰，放纵，与邪恶”，以“促进产业精神，并减低制造业劳动的价格，减轻救贫税的负担。”这个方法是：把依赖公共扶助的劳动者（简言之，一切待救恤的贫民），通统关在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内。这个工作场所，必须是“恐怖之室”[93]，在“这个工作场所内，贫民每日应作工14小时，因为当中包含着相当的吃饭时间，故净有12小时劳动”[94]。

每日在“理想工作场所，在恐怖之室”内，作12小时工作。这是他在1770年的提议。但63年后，在1883年，英国国会把四种产业13岁至18岁少年人的劳动日，缩短为足12小时的时候，大家都说，英国产业的最后审判日已经到了。1852年，路易•波拿巴特（L. Bonarparte）为加强市民地位，而倾覆法定劳动日时，法国劳动者又异口同声说：“限制劳动日不得超过12小时的法律，是共和国法律留给我们的唯一的财产”[95]。在舒里克（Zurich）十几以上儿童的劳动时间，以12小时为限；在亚高（Aargau）1862年13岁至16岁儿童的劳动时间，由12 1/2小时减为12小时。在奥地利，1860年，14岁到16岁儿童的劳动时间，也减为12小时[96]。麦皋莱（Macaulay）看见这种现象，想必又要以“狂喜”，欢呼“1770年以来的进步是多么大啊！”。

待救贫民的“恐怖之室”，在1770年，尚还是资本灵魂所梦想的东西。但此后不多几年，这种东西，就当作制造业劳动者的大“工作场所”出现了。它叫作工厂（Fabrik）。理想在现实之前褪色了。